那儿每班只有一二十个学生，与我们在德国和意大利参观过的那些学校差不多。老师带这么少的学生应该是很从容的，是能够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看上去那还是一个尊重孩子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又有爱心的地方。当然，最打动我的还是校长的一句话：‘不放弃一个孩子’。他是台湾人，从美国回来，我想他会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带过来。最起码，小明在那里不会成为‘陪读’的对象吧。”
小弟说：“千万别相信他们嘴巴上讲的。私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的弊端，比如资金不充足，教师的流动性大，这些你们都要考虑清楚。”
我说：“我知道，公办和民办的学校各有利弊，但囿于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我们的户口不在北京，小明进京读书也只能选择民办学校。”
小弟劝慰道：“你们也不要太为小明担心了。根据我的观察，小明虽然现在有些厌学，但他长得漂亮，人很聪明，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孩子。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以后读书没有读出来，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还能让一个脑子没有问题，各方面都健健康康的小伙子找不到事做，攒不到一碗饭吃？”
我笑道：“如果能这样想问题，那还有什么心放不下来，还能有什么烦恼呢？”一直在闷头喝酒的老公，这时突然激动起来：“我认为小弟讲得很有道理。
哈佛大学的老师卡尔夫妇到我们家作客时，我们曾谈到了目前中国的这种教育状况，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不快乐的艺术家和一个快乐的送货员，谁是最幸福的人？这是中国人没有想清楚甚至是不愿意去想清楚的问题。’这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和你姐姐现在也都想明白了，以后我们一切都会尊重小明自己的选择，让他去获得属于他的生活与幸福，而我们只会力所能及地为他快乐、健康的成长提供一些便利，也可以从旁给他一些建议，或是启发，但不再自作主张地设计他的未来。要说希望，只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人，一个健康、善良、有爱心、快乐但决不怕困难的人。”
我羡慕地对小弟说：“看来咱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只有玉儿是个读书的人。你对玉儿的培养是不错的，她以后是会有前途的。”
小弟摇了摇头，说：“这话还说得太早，毕竟玉儿才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又会怎么样，还很难说。在当今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一个好学的孩子变成厌学的孩子是很快的，小明不就是个典型吗？即便玉儿初中高中都能成为学校的尖子生，能顺顺利利地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最后也无非是能够较顺利地就业，能够养活自己而已，要谈理想，谈事业，那是遥不可及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读大学与不读大学又有什么区别？最近我看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一篇文章，感慨很多。他认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贪官污吏更可怕。你说，培养出这样的大学生又有什么意义？”
对钱理群这位教育专家，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是失败的，而失败之症结，是没有社会体制的变革；他还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因为他发现了问题，所以在他从北大退休之后，便雄心勃勃地花了十年时间去投身于中国的中学教育，试图“改变人心”，最后却得到一个屡战屡败的悲惨下场。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八个字来形容中国应试教育的坚固。他说应试已成为中国中学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他甚至非常悲观地说，今天的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钱理群教授说的虽然只是中国的大学和中学教育，他没深入到小学调查过，其实，中国的小学不也如此吗！
这时，我把目光转向了二弟，转向了这位我一直看不起的弟弟。我忽然感觉到，二弟肯定很清楚小欣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自己并不宽裕的经济状况下，在现有的教育体制面前，他对孩子采取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做法，也许是一种明智之举。
两年后的一天，当我坐下来撰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大学毕业生求职的高峰时期，没想到，二〇一三年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全国六百九十九万高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仅有三成，北京地区九十六个大学生须角逐一个岗位，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但是，就在众多大学毕业生在“史上最难就业之年”为找一份工作跑得焦头烂额之时，河南叶县河道管理所一个小小的股级所长，却公权私用，将自己只有十五岁还在读着初中的儿子纳入编制，捧起了“铁饭碗”，开始领取工资并享受到政府津贴。
中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形势不仅有总量的压力，有结构性的矛盾，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公平公正以及透明的问题，现在严峻的现实是，即便你考上了大学，即便考上的是一所重点大学，指望孩子仅靠读书已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离开萍城的那一天，我分别接到了黄女士、杨女士和邓女士的电话，她们在和我辞别的同时，也告诉我：
王东东被分到了离他家最近的重点初中--八中；王小天则考取了萍城实验学校，虽然学费不菲，这点钱杨女士还是能够承受的；丁大鹏最让我意外，他平时的学习那么差，是周小萍宣布放弃的一个“差生”，一文钱没花却是和玉儿一样地进了重点的九中。我想到邓女士说过她老公有个亲戚在教委工作，想让大鹏上九中的话，当时我还认为她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被证实我的判断是错的。
小明的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全都心想事成了，只有李响杳无音信。直到一个月之后，在北京城南的一个小区里，我终于收到李响妈妈的电子邮件，想不到收到的却是一封“求助信”--小明妈妈，您好！前几天在街上碰到黄女士，才知道你已经带着小明离开了萍城。
听到这个消息，我除了敬佩你的果断，敢作敢为，就是被你那种为了孩子可以放弃一切的巨大母爱所感动。在你面前，我只有惭愧。
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会爱自己的学生，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呵护他们，不抱成见，不循私情，不以家庭门第、衣裳面貌以及个人好恶取人，让每一个孩子都快乐地成长。可是，李响在南小六年，却从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变成了“问题”孩子，是周小萍她那沉重的的作业负担和一味的惩罚，严重挫伤了孩子学习的积极性，葬送了我的儿子。后悔的是，当你发现了问题，希望我们以家长联名的方式请求学校更换班主任，我竟没有站出来，最终还是害了自己。
李响最后一年已经出现严重的厌学，虽然我们为他请了辅导老师，已无济于事，让他去报考实验学校，却又因两分之差没被录取，最后只好去了十中。你也知道，像十中这种一般化的学校，学生将来想考一所普通的高中都很困难。李响现在变得非常自卑，有些自暴自弃，对学习已心生倦怠，对周围的世界更丧失了应有的热情，他甚至说他已经“看破了红尘”，让我们痛苦不堪。我和他爸爸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有向您求助：希望小明能给李响写写信，开导他，鼓励他，让李响振作起来。小明是李响的好朋友，我相信，有些父母和老师办不到的事，朋友能办到！
读了李响妈妈的“求助信”，我竟不知道如何表达当时的心情。我很震惊，才知道原先学习最好的李响，却成为小明朋友中进了最差中学的一个。我也很犹豫，我没有立即就把这封信拿给小明看。因为我觉得小明同样需要有人来“开导”和“鼓励”。我甚至觉得，李响妈妈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在周小萍一个人的身上，也是有失公允的。离开萍城，忽然听别人谈起萍城的是非，就好像在听很遥远的火星或是月球上的故事。但是我是一定要给李响妈妈回这封信的。现在为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倍受煎熬的，是成千上万个中国的家长啊！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早就被鲁迅先生远在“五四”时期已经说过了，他好像不是在说，而是在呐喊。这就是：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今天的孩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