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爆发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发源于鲁西北地区，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气焰愈加嚣张，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逐渐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斗争组织。1898年以后，清政府在公文中开始称义和拳为义和团。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山东巡抚张汝梅鉴于教士恃强凌弱，乡民积怨不平的情况，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因此义和拳很快活跃和发展起来。美法公使为此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抚为剿。恰值此时，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想法。于是义和团在直隶、京津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