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196】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为创立人民军队作出了贡献。1927年11月，周恩来同志到上海，他在上海坚持了长达4年的白区斗争，主持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并创建和领导了中央特委，对保存党的精华，恢复和发展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对领导支援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3年2月，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第四次反围攻中，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3个师，缴枪万余支，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同志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派何长工同志等和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三天的谈判。由于这次谈判，红军长征时，陈部在我军行动方向上，撤离了40华里，使红军未经大的战斗，通过了赣南粤北。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攻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并拥护毛泽东同志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组织和指挥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署名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军民“统统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原则，多次同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等同志出席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尚未到达），这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春，周恩来同志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纲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东北军的情况，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力量，以迅速实现对日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战略方针。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为了实现抗战，渡河东征”。周恩来同志对东征作了大量的具体部署，他亲自拟定了《后方工作计划》。4月，他亲到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将军谈判，确定逼蒋抗日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张学良、杨虎城逮捕的蒋介石谈判。他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迫使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从上述事例，就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巨大历史功绩。他的贡献很多，下面仅就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理论上的贡献作一些阐述。
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革命任务的正确分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蒋介石国民党代替了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在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认为1927年革命后，“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197】，认为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为了批判托陈取消派的谬论，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政权的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周恩来同志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说：“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的财政及其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有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出卖民族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拥蒋两派皆是如此。”这就不仅指明了军阀混战的原因，而且也明确指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新建立的政权仍然和北洋军阀的旧政权一样，是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加紧剥削工农的买办豪绅政权。【198】并造成了中国农民的破产，民族工业的衰败和商业的停滞。“相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却大加发展”，军阀战争继续不断地在中国发生，“于是中国劳动群众的生活遂极端恶化与极端痛苦”【199】。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完全没有改变。因此，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叛徒托洛斯基派中国陈独秀才闭着眼睛讴歌中国资产阶级会有独立发展和稳定的前途。”【200】
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周恩来同志又明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他说：目前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他还指出由于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国际环境有利，因而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前途发展。他说：“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完成，而且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空前进展的条件下，他的前途是争取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201】周恩来同志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和毛泽东同志是一致的，是对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发挥。
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也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在1928年的革命低潮时期，正确地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但是“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规定的明显事实”【202】。为了说明中国革命必然要向前发展，周恩来同志具体地分析了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新军阀混战。他指出，从各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联合进攻中国革命开始，就发展着彼此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因各帝国主义解决经济危机需要加紧掠夺殖民地而进一步发展。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一面一致地压迫革命屠杀工农，而同时又不断地爆发宁汉、粤桂等军阀战争。【203】自蒋桂、蒋冯战争后，中国政局在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到了胜利，但实际上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定了航空合同，英帝国主义定了中英海军协定，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的急进，各帝国主义都努力在华的军事布置，这都表示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尖锐化。……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为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204】因此在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基础上，更扩大了军阀战争。“战争死亡，失业破产，使中国工农不能再生活下去，而救死求生的斗争也必然发生，这就更加引起群众积极的反抗和斗争。”因此，“群众虽在极严酷的镇压之下，但革命的斗争是日益尖锐与激剧。”【205】
周恩来同志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必然要向前发展，同时也分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还大于革命力量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他在1928年底指出：“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206】他还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针对李立三同志对形势的“左”倾的估计，指出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尚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裂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带有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异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今天，工人尚未拿起枪来，推翻反动统治，而在乡村中，农民战争却已广大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在北方，农民的痛苦甚于南方，然而农民群众却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分配土地。这就是在革命程度与速度上的不平衡”【207】。周恩来同志对形势的上述分析，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有力地纠正了立三同志的主观主义，也是和毛泽东同志一致的。正是由于他对形势有较冷静的正确估计，所以他不仅反对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而且还在立三路线发生之前，就已注意到克服“左”的错误。例如，1930年春，李立三同志要搞南京暴动，他不同意，找了南京的同志汇报，从一系列具体材料证明了搞南京暴动是错误的，他用事实说服了李立三同志，制止了这次暴动。【208】4月，他出国到莫斯科去开会，立三同志终于在6月开始实行了“左”倾路线。1930年9月，他同瞿秋白同志回国，致力于纠正立三同志的“左”倾错误。9月4日，他针对一些同志中存在着的“左”的情绪，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当时的形势的正确分析，所以他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提出革命的任务。他再三强调党争取群众的重要。例如，他在1928年写的《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一文中提出：“不仅要看清了敌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并且更应针对着这一加重革命危机的矛盾执行争取群众，加紧群众斗争、团结的正确而更有效的策略。”又如1929年3月1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之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绝不能超越主观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城市。”同年9月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更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的产物。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从上述认识出发，周恩来同志对苏区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督促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黄玠然同志，凡是苏区来的信件，首先抄出来，尽快送给他看，他总是把苏区问题交给中央讨论。【209】周恩来同志还在各方面对苏区工作予以大力支援。
二、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周恩来同志来到敌人严密统治下的上海，主持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工作。在这以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调查和从事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1928年7月，周恩来同志受中央委托在党的六大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中央组织部长和军委书记。六大以后，周恩来同志不避艰险，深入各地党组织传达大会精神，领导整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928年11月11日，他起草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传达了六大精神。同年12月，他亲自到天津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作了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29年5月，他又写了《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他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系统地论述了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任务和途径。
在思想、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首要条件。在《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等文章中，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分析，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它们的危害性，提出了纠正的办法。他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针对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周恩来同志强调，必须“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周恩来同志关于“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关于“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的思想是一致的，为当时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方面，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错误倾向，认为要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唯一的方法是清除知识分子成分，大量引进无产阶级的成分。因此，许多党组织脱离当时的实际，只是机械地发展一些工人入党而不注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或者机械地规定领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周恩来同志坚决批判了这种“左”的唯成分论倾向，指出，“引进工人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是，“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210】
全面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在六大以前，由于陈独秀长期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影响，以及一些干部片面强调党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的民主生活一直不正常。在六大以后，一部分党员中间又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有的党员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极端自由”的口号。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同志全面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个侧面及其相互关系，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首先，周恩来同志深刻地论述了扩大党的民主生活的必要性，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他深刻地指出：“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在这样政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会现出非常状态。”【211】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周恩来同志指出：“必须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212】；“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213】
在强调发展党的民主生活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他指出，“党内民主化的扩大，应该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加强无产阶级基础，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这种扩大决不是无条件超越原则，扩展极端化。”【214】鉴于党内有些同志片面强调自由讨论，自由选举，不执行党的决议和纪律，周恩来同志强调执行纪律的重要性，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它的宝贵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如果破坏这样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215】
党内主张极端民主化的人的一个错误就是否定扩大民主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周恩来同志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自由的观点，批判极端民主自由的错误，指出，第一，任何民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党内民主的扩大，应该得到客观的环境的许可。第二，当时，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正在激化，党内民主化必须与这种环境适应。第三，我们不是民主主义者，更不是要求极端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即如列宁所说的，民主主义不是我们的目的，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手段。因此，决不能片面追求极端的民主自由。“极端的自由选举和自由讨论，实际上抹消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216】，“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217】这种要求“不外是援助敌人的东西”。这就有力地揭露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
正确进行党内斗争，这是建设坚强的马列主义政党又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同志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的盲动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与此同时，他也坚决反对有的同志把党内批判机会主义用作攻击个人，指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周恩来同志指出：“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巩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218】周恩来同志上述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思想，对于党坚持正确路线，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周恩来同志不仅十分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而且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和党转入农村环境，很多基层支部组织涣散，一些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同志强调党的建设必须从支部做起，指出：“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就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牢固基础。”为了把支部建设成党的坚强堡垒，“支部干事和书记应该是群众选出来的最积极的、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生活”。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很多党组织由于敌人加强白色恐怖和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没有注意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有的地区的党组织代替了工会、农会。周恩来同志详细阐述了党与群众组织的区别，指出，“支部在群众中只能起党团（即党组）作用，切忌代替了群众组织。”党代替群众组织，实际上是把群众缩小到党的范围，党就要日益脱离群众。为了正确地进行白区党的建设，周恩来同志具体地论述了在白区党与其他群众组织工作的特点。指出，“在地下非合法党的时代，党依靠极端秘密来保存党的组织。而工会却与此相反，应该力争公开活动。”党“通过这些劳动大众来团结广大的群众，把他们团结在党和党的口号周围”【219】。
周恩来同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论述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任务，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关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精神，对当时全国各地党的白区工作和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都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1929年9月，在他的主持下由陈毅同志执笔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写成的。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情况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从党的六大到红四军的九大，我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建党理论，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而在这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加强红军建设的理论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如何在农村建立一支人民军队，如何使这个军队成为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是当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恩来同志对建设人民军队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使红军区别于历史上一切旧式军队，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先决条件，是红军取得胜利的保证。对这个决定着军队性质和面貌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军事运动的经验教训，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作为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1930年9月30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所作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中，更明确地强调指出：“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地提高，要排去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要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他这样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因为处在农村环境中，“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红军的来源又只能是农民，而“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他们“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只有在无产阶级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正轨。”【220】如果想用“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那只能是幻想。因此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支部工作外，必须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221】。因此，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加强党内和部队的政治教育，从积极方面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他要求部队抓紧在实际战斗和利用战斗间隙及配置后方的时间内去进行政治教育，使红军在政治上得到迅速切实的进步。
为了使红军成为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周恩来同志给红军规定了下列基本任务：“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指出：“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222】因此要求扩大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223】，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发给农民枪支，“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224】。因此，周恩来同志强调必须反对“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依赖单纯的军事力量”的机会主义、“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的命令主义、“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烧杀行为”的盲动主义以及“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
周恩来同志还规定了红军内部的关系。他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中指出：“在红军中要密切上下级间同志式的关系，在红军中要废除官兵的称呼，一律用红色指战员、红色战斗员来代替。”另一方面“应做到士兵自动守纪律”，“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所以“军队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以妨碍军纪之巩固”。因此，在提倡民主的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及时交流各军建设军队的经验，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红军会议，并领导中央军委于1930年1月15日创办了一个军内刊物《军事通讯》。在创刊号上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全文发表了陈毅同志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在这篇报告前面，周恩来同志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对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建设红四军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并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这样，就使红四军的经验和古田会议精神很快得到发扬光大。
正如任何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理论上在工作上，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一样，周恩来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理论上和工作上也是有若干失误的。其中主要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统治期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执行博古同志和李德所制订的军事方针的若干失误。但是，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无私的英勇献身的革命者。他勇于认识真理，勇于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他有共产主义者的海一样的气量和谦让的美德，而没有个人权势欲。所以，他能从失误中及时总结教训，不断地前进和创新。他在遵义会议上就坚决地纠正了当时的失误，以后同毛泽东同志等一道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我们作为后辈的党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老一辈革命者的思想和事业，不仅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品德和光辉业绩，而且要小心地保护和发扬他们在理论上的正确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