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理论贡献【227】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和反革命决战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由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周恩来同志这个时期在南京和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斗争，充分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卖国、独裁、内战的反革命真面目，教育了人民，使国民党在人民中日益孤立；同时，他还支持和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对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在蒋管区形成一条包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由南京回延安后，兼任军委总参谋长，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到西柏坡后，他又协助毛泽东同志制定了辽沈、平津、淮海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方针计划，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文件，担负了繁重艰巨的作战组织工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实际经验，对许多问题在理论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明。如关于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和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问题等等，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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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假和平、真备战的反革命两手，因此如何揭露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如何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就成为当时十分重要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要以革命的两手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必须对蒋介石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8月16日的一个报告提纲中就曾指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他指出：蒋介石“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周恩来选集》上卷，147页。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数。）对人民，是“完全以之为牛马的”，对待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因此他提醒全党，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要提高警惕，并注意他反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他说：“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155页）正是从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上述认识出发，抗战一胜利他就在8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重庆局的指示中，针对蒋介石极力扩大内战宣传，要求大力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以压倒蒋介石之反动宣传，揭穿蒋介石企图嫁罪于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的欺骗阴谋。当1946年底蒋介石一面对解放区继续发动全面进攻，一面又施放“政治解决”的烟幕的时候，周恩来同志透彻地分析了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的演变过程：蒋介石在日寇一投降，就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1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但不久，便被他阴谋指使的南京2月“整军会议”与重庆3月二中全会或明或暗地推翻了。内战发展到1946年12月，蒋介石侵占了解放区许多地方，又召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的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并以亡国的“中美商约”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周恩来同志指出：“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250页）
周恩来同志指出蒋介石交替使用“谈”和“打”两手的规律说：“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如象去年一二月间那样，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266页）1948年下半年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鼓励下，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不少派别及个人所进行的假和平运动，也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307页）因此，周恩来同志指出：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261页）。这也就是说，敌人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采取战争或和谈的反革命两手，来实现他欺骗和消灭革命力量的反动目的。
我们党的方针也是坚定不移的。日本投降后，中国人民热望和平、民主和独立。我党8月25日发表了宣言，反映了人民的这种愿望，阐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周恩来同志指出：“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252页）这也就是党的七大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即打倒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由于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同各方面势力的斗争，非常复杂和艰巨，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因此有了坚定的方针后，还需要根据形势灵活地决定策略。列宁在谈到策略问题时指出：“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228】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达到革命的胜利，革命的策略应当是灵活的、广泛的。周恩来同志指出：“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261页）周恩来同志对策略和基本方针的关系的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策略问题创造性的运用，不仅阐明了必须把灵活的策略和坚定的方针结合起来，而且阐明了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去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来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
周恩来同志在总结同国民党谈判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敌我“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260页）。但蒋介石集团不敢把反动的目的公开出来，没有勇气公开号召；而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全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已经和中国人民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能够把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拿出来，光明正大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周恩来同志用解放战争时期的具体历史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阐明我党如何以革命的两手反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而达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削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当时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和平骗局还不了解。因此，对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周恩来同志指出：“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273页）这样，虽然用和平的方法实现我党的目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人民要求和平，所以党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试一试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于是有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党这样做，并没有吃亏。我党和蒋介石谈判是要教育人民，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273页）在这期间，我们的军队开进了东北，而且争取到和平局面，对于大部分解放区的巩固和部队的整顿也是有好处的。同时，我们照协议办事，蒋介石破坏协议，使人民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蒋介石不要和平，人民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解决问题。这就赢得了人民拥护我党我军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把蒋介石从政治上孤立了起来，使他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爱国自卫战争开始后，我们在内线作战，诱敌深入，让蒋介石军队占领些地方，使其兵力分散，我们把人民动员起来，找机会消灭他，由此转入反攻，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把蒋介石的部队消灭在蒋管区。在我人民解放军日益胜利面前，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中国反动派取得喘息时间，策动和国民党反动集团中某些派别和个人进行假和平运动。为了击破敌人的这一阴谋，周恩来同志在1948年7月2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要求根据事情的演变，不断地揭露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强调“首先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因此要求区分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的和平要求，认清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要善于利用各种倒蒋活动，分化反动统治，便于我各个击破，并准备将敌人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
1949年初，革命的胜利结局已定的时候，美蒋反动派为了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养好创伤再图反扑，又玩弄了新的和平骗局。我党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也考虑到利用和平的方式达到胜利，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因此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将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交给南京代表团。这个协定的中心问题是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周恩来同志指出，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奋战的结果，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国内和平协定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314页）由于在以革命的两手反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中，不论是用战争的一手，还是用和平的一手，都是把基点放在壮大人民力量上，从而保证了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彻底胜利。
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对于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其中一些成功的经验，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例如，在要不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和谈的问题上，党正确地处理了先锋队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党尊重了大多数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意见，严肃认真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和平谈判，因而党没有脱离群众；另一方面，又通过反动派对和谈毫无诚意、撕毁协议的事实，教育了群众，并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提高了广大人民的觉悟，也未作群众的尾巴。
又例如，在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上，周恩来同志1948年7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由于正确地区别了反动阶级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之间的不同性质，因而能够采取不同的办法分别进行处理。在分清敌友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同志的论述，给了我们明确的启示。
二
当民主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这是建国前夕，党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建国以后党的任务和经济建设的方针。
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后，十分重视对经济工作的研究。1948年6月，他写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49年7月，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重要讲话。同年9月，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的报告，对建国后的经济工作方针作了说明。在这些著作和报告中，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党和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363页），正确地阐述了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心任务。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基本任务是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明确的回答。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极大的破产，造成胜利初期工业萎缩、市场混乱、运输困难、生产降低。据统计，当时全国各主要工业产品平均只有解放前最高水平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如果不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基本任务，那么人民解放战争就不能进行到底，更谈不到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工人阶级和全国军民发出响亮的号召：“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减少、原料缺乏、运输困难的情况，我们的经济工作首先要抓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周恩来同志具体分析了当时城乡状况，强调指出：“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361页）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周恩来同志指出，农业生产的恢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并看做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基础，这是周恩来同志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不仅对于当时恢复生产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当前我们调整国民经济，克服“四人帮”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纠正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由于对过去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认识不够而造成的失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反动统治，给我们留下的是经济崩溃的破烂摊子，建国前后的经济工作遇到的困难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对克服困难缺乏信心。周恩来同志具体分析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面临困难的性质，指出：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360～361页）他的科学分析，抓住了本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充分发挥这个制度的长处。这就从最根本之点上提高人民的信心，去为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而奋斗，鼓舞人们建设新社会的热忱。
在批评对待经济困难的悲观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同志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急躁情绪。当时有的企业工人以为解放后什么问题都可以一下子解决，提出大幅度增加工资、要求资方清算红利、赔偿战争损失等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求，有的干部片面强调关心工人生活，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来提高工资。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在政协会议上，代表们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大量应该举办事项的建议。周恩来同志分析说：“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不能什么事情一下子统统解决。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对于经济工作分别规定了“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这就是既积极努力开展工作，又实事求是，统筹安排，抓紧有关国计民生的急切问题，逐个解决，而不企求在一个早晨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失误，主要是主观地急于求成，盲目地“大干快上”。周恩来同志倡导的这种科学精神，过去需要，今天仍然需要。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经济建设工作，这是党需要正确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存在着一种“左”的错误思想。就是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片面强调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建国前后，对这一问题，就存在着“左”的倾向。当时，一些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资本主义。一些干部在进城后相当长时间内对私人工商业冷漠不理。许多工人群众对党的政策也缺乏了解。有的认为，解放了就要实行共产、斗资本家，提出没收工厂和资本家不得任意在企业中支钱的要求。一些资本家也顾虑重重，对复工复业犹豫观望。有的还抽逃资金，闭厂停工。这种“左”的倾向也是造成当时经济困难的一个原因。
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同志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364页）。这就正确地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批判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错误认识。周恩来同志着重地批判了当时存在着的“左”的倾向，指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但是，在逐步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要“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370页）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364页）。
在调动积极因素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当时除了在对待民族资本家以外，在对待知识分子和企业管理人员方面，也有“左”的情绪。有的城市的领导同志，片面强调工人当家，使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生产中没有地位，感到苦闷无出路。有的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害怕斗争，不安心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364页）在以前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企业里，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工人对管理人员，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周恩来同志号召：“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体现了党对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正确政策，对于调动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建国前夕，党内的“左”倾思想反映在思想方面就是农业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增长。当时有很多企业的工人提出了“按人作股，分配企业收入”，实行“有钱大家管”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许多干部党员也“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认为只要实行这种分配制度，不用发展生产就可实行社会主义。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从思想上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在1948年6月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尖锐地提出：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对党实行“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坚持“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等一系列问题，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306页）旗帜鲜明地提出在经济领域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战斗任务。历史证明，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建国以来，由于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致使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潮滋长泛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今天，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沉痛教训，坚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极端平均主义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不仅十分重视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而且开始注意建国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改革经济体制，首先是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解放生产力的需要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指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首先是解决城乡经济不协调。周恩来同志的许多建议，在解放后，我们已经实现了。如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但是，有些还没有做好。如城乡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另外，“稳步”二字也注意不够。在实行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时，我们有急躁情绪。到了1958年，就来个“三级跳加撑竿跳”，没有经过试点，半年之内从初级社、高级社一下跳到人民公社，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出现了冒进的现象。
周恩来同志在探讨革命胜利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时，非常重视群众对企业的民主管理。他认为，“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364页）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周恩来同志重新研究了革命后“工会、党委的作用”，提出在工厂企业实行工厂委员会和厂长负责制的设想，其主要内容是：（一）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等组成；（二）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是，“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364页）；（三）“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他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重视技术进步，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工业的科学管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们“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362页），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改革“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弊端，实行群众民主管理的坚强决心，激励着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建国后为实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周恩来同志最可贵的思想作风，就是尊重群众，重视实践。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建国前后经济工作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并没有轻易地下结论和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深入群众，与群众商量，进一步地研究、试验、推广。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在政协筹备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代表们关于经济工作部分的讨论很多。周恩来同志把这个情况看成是好事，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各方面好的意见“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正是这样，他能比较妥善地处理新时期的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
群众路线是我党工作中的根本路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就十分重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把执行群众路线看做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反复强调：党必须“永远不与群众隔离”（125页）。“要相信群众力量”（128页）。在军事工作中，他认为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15页）；在党的建设方面，要重视基层工作，“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111、113页）；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周恩来同志强调，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尤其是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同他们搞好合作，不要在党团员和非党团员之间“划一个鸿沟”（327、326页）。
周恩来同志认为，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在1928年11月发表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文中，他严厉地批判了党内“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消极怠工”，“雇佣革命的观念”（10、11页），号召全党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同志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蜕化思想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再次强调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更可贵的是他“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强调“向群众学习”，“过集体生活”（125页），为全党树立了反对官僚主义、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榜样。
在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有许多重要论述，先后作了《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学习毛泽东》等重要讲话。
如何理解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这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中必须弄清的问题。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人民中取得了极高的威望，一些群众和宣传部门就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从小就反对封建迷信的英雄，一贯正确的领袖。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在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的同时，引导大家正确学习毛泽东，指出：“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他的伟大正在于联系群众，代表群众，“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332页），不要“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332页）。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党的一个成员，他必须模范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即使与党员群众有不同意见，“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337页）。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334页）长期以来在我国盛行的一言堂、集权制，一个人可以改变党的路线、抛弃国家法制的状况，不是这样造成的吗？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加上当时问题还处在萌芽状态，周恩来同志在论述领袖作用时，虽然有溢美之处，但是，在当时党内外颂扬之声日趋高涨的时候，他的反对神化个人的讲话，就为全党敲起了警钟。这种真知灼见，实属难能可贵。
在人民内部，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发表，开展自由的讨论，这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建国前夕，人民战争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同志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周恩来同志历来把“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132、131页），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前提，积极倡导“思想自由”（341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329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正确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争辩中发展的。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329页）
倡导自由讨论的反面是实行独断。周恩来同志指出，“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329页）那种实行“三子主义”——揪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堵塞言路，窒息思想，使群众缄口不言的独断专行的作风，是跟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根本对立的。
周恩来同志全面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自由”的方针，指出：“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341页），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当然，实行自由讨论，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不等于什么意见都是对的。意见有正确的，有不太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必须加以思考。”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是又要辨别是非。这样才能集中群众正确的意见，成为人民真正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不仅从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对于从制度上如何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关于在部队中如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意见。1929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肯定了红四军中的士兵委员会组织。1948年3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对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这种组织形式，既充分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又是在部队首长领导下进行工作，所以是在部队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好的形式。
在工厂企业，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设想。这种管理委员会，由工人代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组成，职权是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
关于在白区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规定：白区党的组织的建立或恢复，必须实行先下层后上层的原则。即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先建立下层组织，俟下层组织工作有了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20页）。这就改变了过去在建立恢复白区党组织时，只是派几个人到当地去，建立徒有虚名的省委机关的形式主义做法。
关于土改中的整党工作，周恩来同志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半老区的整党经验，提出：“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实行“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并规定，“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294～295页）
周恩来同志提出建立这些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的制度的精神实质，在于实行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周恩来同志反复强调：“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362页）
可惜，由于“左”的干扰，周恩来同志这些好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建国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以致酿成从根本上违反群众利益和意愿的十年内乱。今天，我们要发扬民主，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周恩来同志当年的这些意见，仍有指导意义。
四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后，由于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破产，经济上的崩溃，迫使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蒋管区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了起来，同美、蒋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洪流，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而要使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能更好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并在蒋介石疯狂镇压下避免一些挫折和不必要的损失，就必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
为了正确领导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兼任中央城工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在1947年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文件针对蒋介石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施镇压，要求蒋管区党的工作“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269页）。斗争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以达到保护我党及进步力量，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的目的。两个文件下达后，党在蒋管区的组织，不仅完全避免了不必要的挫折，而且领导了蒋管区各阶层人民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在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蒋介石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1947年7月4日，蒋介石的国府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随即下达了所谓《戡乱动员令》，对蒋管区的工人学生和民主人士进行了血腥的迫害。在10月一个月中，上海、北平等8个城市惨遭屠杀者，就有2100余人。1948年3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制定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在4月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在蒋管区的各城市展开了大搜捕和大屠杀。8月17日又以行政院的名义发布命令，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由特务、暗探开列进步的工人、学生的“黑名单”，并在报上自8月19日起陆续公布学生的黑名单，限令其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就在8月19日这一天，蒋介石反动政府以一比三百万的比值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的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币，对蒋管区人民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规模的、狠毒的洗劫。据估计，这次发行金圆券，至少抢劫了人民一亿七千余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的指示，提出了“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311页），要求蒋管区的党组织“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312页）。由于这一正确的指示，不仅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干部，而且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
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蒋管区工作的指示之所以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是因为这些指示是从实际出发，贯彻了群众路线和采用了灵活的策略。
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几次对蒋管区工作的指示，都是从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臆想出发的。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民主可利用，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其他的一切革命斗争虽然很重要，但都是直接间接配合战争的；中国革命又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城市要在最后夺取才牢靠，特别是在蒋介石国民党大施镇压进行疯狂的法西斯挣扎的时候，在蒋管区的城市工人市民和学生要单独进行武装起义，一般肯定是不可能的。正是从这一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出发，指示要求蒋管区的城市工作配合解放军进城，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列宁指出：“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229】指示不许可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以防止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而遭受严重摧残，使城市多年积聚的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样，就给蒋管区的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党吃过主观主义的苦头不少，“左”右倾的错误，都是由于不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因此，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决定着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否正确。周恩来同志从中国具体历史情况出发，来制定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典范。
策略是要根据形势和依照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对蒋管区工作的几个指示中所提出的策略，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具体情况。他在1947年2月的指示中，就分析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前线失败、后方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一方面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使人民活不下去的财经危机，人民忍受不了，前线的继续大败，人民也吓唬不了。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了“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续增高”（268页）。这个指示还具体分析了蒋介石镇压政策的反动企图：“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抗，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268页）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将要出现新高潮的形势，针对当时蒋介石的镇压政策提出：我们应扩大宣传，对蒋的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在行动上，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去硬碰，领导群众变换方式，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以绕过暗礁。在力求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和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1947年5月的指示中，指出蒋介石因无法解脱其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而大造谣言，企图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根据这一情况，指示要求蒋管区的城市工作，要时时注意情势的发展，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要求党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来保护我党及民主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1948年8月的指示揭露了蒋介石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的种种表现。并指明了蒋愈临近死亡，他统治下的群众便会愈加不能生活而走向革命化；另一方面，蒋介石及其死党那时仍有可能在其最后守据的城市，继续其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和可能发展的情势，指示要求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必须坚决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要犯脱离广大群众的冒险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同志上述几个指示，正如他在指示中所要求党在蒋管区工作同志的，做到了“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对蒋管区工作的几次指示中，都贯串着为了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的思想。指示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要求坚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斗争，并且还要求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提出力求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革命的广大阵线，要求斗争要联系到或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特别强调在工人和城市贫民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以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8月的指示强调“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冒险主义总是只依靠少数人，脱离广大群众。为了避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指示还根据上海党的准备工作和学生运动中存在着冒险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在两个方面防止少数先锋队脱离群众。第一，要求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人民斗争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第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必须避免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这些规定，体现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只依靠少数人的冒险主义。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指示中所一再强调指出的“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