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公元1935—2008），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
乔冠华（公元1913—1983），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3—1974.11）、外交部部长（1974.11—1976.12）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她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1949年3月，章士钊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张治中去北平。不久，张治中和章士钊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方面。
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想报考水利专业。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她谈话，希望她报考外语专业。她服从组织的意见。尽管她的考分很高，足以考入清华，却因第一志愿而“优先”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1960年，章含之留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年。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七十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章含之去。
毛泽东问了章含之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
章含之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章含之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乔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内部打起了派仗，学校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形成两派不同意见：“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章含之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章含之于一个星期天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她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章含之转头看那位顾客，他戴着眼镜，神态严峻，浑身透着几许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
章含之禁不住多看了来人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章含之一怔，原来这就是他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章含之脑海里。后来，章含之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在章含之看来，毛主席有一种“神的力量”。“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因为毛泽东的钦点，章含之一进入外交部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都是‘通天人物’。”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四处做一般工作，尔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特殊的工作岗位，使她见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机会又多起来了。
等章含之第二次再见到乔冠华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的暮春了。那时，章含之刚调入外交部没多久，基本上还是新手。有一天上午，章含之正要赶回在四楼的办公室，发现电梯坏了，只好匆匆地跑向前厅的大楼梯。她刚迈出没几步，抬头就看到一个瘦长而苍老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的把手步履维艰地往上爬着，每一步仿佛都带着铅，十分费力；在老者的背后，还跟着三四个中年干部，章含之认出他们是部里头的领导。
章含之猜测那老者是谁呢？怎么看起来这么熟悉？可她没顾得上那么多，为了赶时间，她拔起腿就跑，想从旁边超越前面的老者。没等章含之跑上来，手就被别人一把抓住了，“别跑！前面是乔部长！”那人小声地警告她。“哪个乔部长？”她有些糊涂。“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知不知道？”章含之惊讶了。她根本没办法将眼前这个佝偻的背影和4年前那个高傲的身影联系起来。她并不知道，那时，乔冠华的夫人刚去世，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他的身体不好，还大病一场，接踵而至的打击让不到60岁的乔冠华看起来如此苍老。章含之不禁心疼起来，内心充满了同情。
虽然在同一个部里工作，此后章含之却一直没有机会再碰到乔冠华，直到章含之父亲的《柳文指要》出版。那时，章含之的父亲要她亲自把书送给乔冠华，表示对他的感谢。可作为小职员的她却怕别人误以为她“走上层路线”，就把书放在了自己的柜子里。后来，章含之父亲在医院碰到了乔冠华，问起书的事情，乔冠华愕然，回到外交部之后马上叫秘书查清楚这件事情。直到这时，乔冠华才知道章含之的存在，但他没有见到章含之，他派秘书亲自把书给取了回来。
这件事情到此还没完。当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一个代表团即将出使。乔冠华是团长，而章含之是翻译之一。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乔冠华在上头点名，让大家互相认识。这时，点到了章含之。当时她还在门外，人太多挤不进去，她就在外面站起来，探了下头。正打算坐下，乔冠华突然发问：“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老的女儿？”
章含之当下大窘，只好又站起来，轻声说：“是的。”乔冠华并没有放过她，又问，“就是你扣了我的《柳文指要》？”章含之更不知所措了，最后，才听见乔冠华说：“好吧！今天算是认识你了。”
乔冠华旧事重提让章含之耿耿于怀，也正是从这个特别的见面式开始，乔冠华认识了这个美丽的姑娘。
1971年11月12日，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本来，章含之并不担任乔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她叫去。乔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由章含之去翻译的，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所以她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乔冠华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译了，老熊（熊向晖），来帮个忙。”章含之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不是我翻译的。”
乔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
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再见到乔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章含之太厉害了，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还想着昨天的事啊！”
章含之怨气未消：“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
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
章含之说：“比我的英文好！”
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20多项提案，由符浩出席大会投票，章含之担任会场翻译。当他们译出中国代表团对这20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嘱咐章含之“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章含之怕耽误时间就问乔冠华，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投票方案。乔冠华回头冲她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
等了很久，乔冠华才走进他的套房。章含之站起来说：“乔团长，可以看看这份方案吗？今天下午要表决。”
乔冠华对她发脾气说：“你们还让我活不活？连一点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
章含之一肚子委屈，把方案往他办公桌上一扔，说：“团长爱看不看，反正下午表决，你让程秘书还我好了。”
后来，代表团秘书长符浩知道了，对章含之说，这次要老乔来出席联大，任务艰巨。老乔夫人去世不久，他的心情也不好。符浩说老乔应该再找个伴侣，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听了这番话，章含之心里那些怄气的事就烟消云散了。
1972年8月，联合国大会的准备工作又忙起来了。乔冠华在大会前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其间回乌鲁木齐休息两天。这天，大家一起吃晚餐，乔冠华喝了很多茅台酒，饭后又邀众人喝茶。
谈话中不记得是谁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时，乔冠华被红卫兵抓去的事。乔冠华猛然转头对章含之说：“都是你们整的！你们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营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关在地下室，又关到你们学校！总理指示放人，要我们参加‘八一’招待会，你们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对我！”
章含之被他这无名火弄得不知所措，她说：“乔部长，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人！我又没造过你的反。我也挨过整，我们‘红旗大队’是保你们的，怎么乱冤枉人！”
乔冠华更火了，说：“你们‘红旗大队’也是造反派！我亲眼看到外交部15号门外的斗大标语‘打倒乔冠华’是署名‘北外红旗大队’。你们和‘造反团’都是要打倒我的！”
章含之试图向他解释“红旗大队”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乔冠华武断地说：“我不听这些，反正你们都是造反派！”
代表团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晚上，章含之和叶成章整理完会谈记录，叶成章要章含之拿去给乔冠华看。乔冠华住的是一个很大的套间。章含之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显得那么疲惫、忧伤。她突然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
乔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上午，乔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走到一个大花坛前，乔冠华停下来，摘了几朵大理花。当时他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位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相。他要大家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相。很久以后，章含之想起这件事，问乔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相。他说其实他并不知道章含之当时的生活状况，只是想送她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27届大会时，毛泽东说起章含之濒于破裂的婚姻：“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章含之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泽东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第二天，乔冠华和章含之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并计划在回国途中访问英、法。到达纽约之后，章含之发现乔冠华常常若有所思，对她也很客气。
这天上午，乔冠华有一个会见活动，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乔、章两人。他们两人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乔冠华突然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
章含之有些慌乱：“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乔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她，乔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又恢复原样。然而，章含之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两人之间。
一天夜晚，乔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章含之等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
当天晚上，大家沉浸在音乐的醉人氛围中。乔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
当几个人走到房门口时，乔冠华示意章含之留一下。他说：“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曲。”一种磁性在吸引着两人相互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他们的接近。几个月后，乔冠华告诉章含之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这是写给章含之的！
在章含之回国之前，大约是10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章含之立即回北京。
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章含之订了10月8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暴雨，雷电交加。章含之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乔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大声说：“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
事后，别人告诉章含之，那天，乔冠华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他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章含之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自言自语：“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回国后，乔冠华常给章含之打电话。有一天，乔冠华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
章含之禁不住哭了：“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
乔冠华问为什么？章含之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
深夜，章含之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你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是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
章含之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除了子女反对，社会舆论的压力也非常沉重。两人一个已60岁，一个才38岁，相差22岁。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可以说整个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扬扬。
两天后，她收到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生气地说根本不信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从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
乔冠华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之后乔冠华每隔一两天便要给章含之打一次电话，他的痴情深深打动了章含之。最后，她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乔冠华相伴一生。
1973年3月上旬，章含之与前夫洪君彦办完了离婚手续。听到这消息，乔冠华突然从沙发里站起来。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场春雪，他猛地推开窗户，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大声呼唤：“多美啊！这雪，多纯洁啊！”
当天晚上，乔冠华来看章含之，什么都没有说就把她搂在怀中，轻轻道：“什么也别说了，我们现在只想未来。”
就在这同一天深夜，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一筐红苹果，是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给毛主席的。来人说主席祝贺她自己解放自己了。第二天早上，章含之挑了10个苹果，附了一封短信，请人送到乔冠华的住处，她说愿他与自己共享主席对她的祝福。
然而，章含之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她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她、祝贺她解放自己，是希望她此后能“为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服务的，没有让她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
章含之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她不想把这话告诉乔冠华，又开始回避他。
3月下旬，章含之参加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来访接待的工作，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章含之先回到部里，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急匆匆上来说：“哎呀，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
黎秘书说乔冠华从晚上12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她，说他到处找不到她。后来几次来电话时显然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
当她匆匆赶到乔冠华家时，他朦朦胧胧睁开眼睛，抓住章含之的手，口齿不清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当扶他站起来时，她才发现他错把右臂伸进了衣服的左袖中了。
乔冠华抓住章含之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都跟我说一声。”
章含之彻底感动了，深知自己已无法改变她和乔冠华之间的爱情了。她决定，无论多艰苦，再也不离开这个如此爱她的男人。
许多年之后，当乔、章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乔冠华已身患绝症，但他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5年的时光，形影不离，情深意笃。章含之曾感慨地对乔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年代相知。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20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章含之深深地爱着乔冠华，陪他共患难。她曾经说过：“他（乔）本来一直在世界顶峰，他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他可以说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间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狱，这种经历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难中，他不仅失去了权力，被人误解，而且受着癌症的痛苦。”
“也有朋友问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
乔冠华逝世多年后，章含之透露，曾有朋友问她，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引用黄宗英的一句话：“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2008年1月26日上午8点20分，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色的女外交官章含之因肺部感染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一批文学界、艺术界名家扼腕悲痛。他们说：“章含之带着一部历史走了，她把一个老上海的经典形象、一段与乔冠华的生死之恋、一幕幕中南海奇闻逸事统统带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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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差异并不能阻隔两颗滚烫的心灵——他们深深地相爱了。以乔冠华和章含之当时的身份，如果顾及别人的看法而裹足不前，那他们就永远无法走到一起，可是爱情的力量使他们顶住了压力，勇敢地追求并把握住了属于彼此的幸福，这是值得祝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