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美国前,我有一副戴了五年多的眼镜,两边的镜片分别是150度和100度。这应该算是我用过的第五副眼镜了。此前的一副两边镜片则分别是200度和150度。人到中年了,我近视的程度因为眼睛开始老花而减弱。这是我用过的最贵的眼镜,镜框是钛质的,轻便,镜片是树脂的,不会被扎破,时常调整松紧,却一直坚固不坏,只是镜片上磨出了许许多多痕罢了。我早知道在国外配眼镜贵,本也想再备一副出去的,但因为要置办的东西多,这件事就给落下了。
其实无论是200度,还是150度,基本上都该算是不用戴眼镜的,裸眼看黑板也基本没有问题。但在30年前,我却日思夜想,应该戴一副眼镜,因为就在我的右眼下方留着我12岁时被弟弟用很脏的砖块扎出的深色的伤疤,本来如果医生当时给我认真消毒,并不至于留下明显的痕迹。我想或许眼镜能帮助我遮盖住这一明显缺陷。因为身为穷学生,经济状况不好,我只能在一家小店里买了副5元钱的劣质眼镜。由于眼镜质地差,不是被我调得束缚着脸,就是会松得总是下滑,害得我不得不时常往上推推,以便镜框的下边沿能恰好遮住那道伤疤。因为时常调整,这副眼镜以镜框断裂、镜片掉落而退出舞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我换过变色镜、宽边眼镜等,也都因为与那副五元眼镜类似的原因遭到淘汰。每淘汰一副眼镜,我就像丢失了一次自行车一样失魂落魄,并会立即在伙食上有所体现——我只能用克扣自己伙食费的方法来实现心理的平衡和经济的平衡。
这次到美国访学,刚好得到的生活补贴也不高,我只好精打细算安排租房、伙食和日常的消费。我想平时就尽量不戴眼镜,以免因为不慎导致眼镜在需要时罢工。有一次我随我的室友去一新鲜农贸市场想淘点新鲜而又便宜的蔬菜,当时眼镜摘下随便捏在手上,等我想腾出手去拣择蔬菜时,一颗细小的东西从我的手背滑过,我定睛一看,是固定镜脚的小螺丝掉落了。当时,天色已晚,加上地面湿脏,且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无法找到那颗细小的螺丝。第二天一早,我步行40分钟,赶到那个地方,再度画方格寻找,还是不见踪迹。我想就不戴眼镜了,糊过几个月回去再说吧。于是这副掉了一个小小螺丝的眼镜便躺在了我住处的抽屉里。
一次,我到奥尔玛超市购物,看到边上倒是有眼镜店。我走进去试探着问店员能否帮助修理,实际上就是配上一个小螺丝。店员告诉我:只要我将掉了螺丝的眼镜拿过来给他看,他就可以免费帮我装上一只小螺丝。可是我一般都是随别人顺便去购物的,当碰到有眼镜店的时候,我往往没有带那眼镜,而有时带了却又看不到眼镜店,于是我的眼镜仍然没法再登舞台。
有一次,我出差到旧金山,在唐人街我看到了不少眼镜店。这次也没带那副眼镜。我想向店里询问有没有螺丝配,店员也一样要看我的眼镜,我说我没带来,它们就拿给我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有不同规格的螺丝,还加上一个小螺丝刀,价格是3美元。我想我只需要一个小螺丝,这多出来的东西不是浪费吗?
又有一次我在我住的社区附近看到一家眼镜店。我回家取来眼镜,店员给我找了一螺丝,旋上之后,却多出长长的一截伸出来,还要收2美元,我说:谢谢了。我还是暂时收起戴上这副眼镜的心吧。
一周连绵的大雨之后,我到住处外面的路上散步,竟无意中发现一条废弃了的眼镜腿,捡起来一看,上面有一螺丝。我带着这个眼镜腿回家,拆下螺丝,装到我的那副眼镜上,竟如原配!
如今,我天天可以戴着这副眼镜,它竟是那样的贴体,不会像原来那个螺丝动不动就松动。我想我的这副眼镜终于获得了重生。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0年10月22日第4版“海外生活”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