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16日，震惊世界的“8.19事件”1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面对路透社记者承认：“由于我改革的失败，才导致了这场权力之争。”
苏联的解体有它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但是苏联的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时期。1985年3月11日，在契尔年科逝世当天，戈尔巴乔夫就被选举为苏共党的总书记。3月21日他提出了“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战略目标。然而，到1987年苏联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但没有达到“加速战略”规定的增长幅度，更令人沮丧的是，“加速战略”实施后的一两年里，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不上改革前的水平。
从1986年下半年起，戈尔巴乔夫便开始提出政治改革的问题。7月31日，他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需要改革的思想，说：“目前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而且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党和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强调“公开性”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1986年12月起，由《真理报》点名批判勃列日涅夫晚年缺乏“改革紧迫感和民主作风”，开始借重新评价历史之名否定历史。到1987年这一行动已得到苏共中央的支持。10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历史事件及其所犯“罪行”进行审理和平反工作。
戈尔巴乔夫为了体现“民主化思想”，1986年12月16日亲自给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打了一个电话，允许他和夫人从被强行迁居的西伯利亚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住。这位“氢弹之父”、“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人物在返回首都后不久，就恢复了他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权力，而且被允许进行政治活动。随之，在1987年2月，苏联又宣布释放140名“政治犯”。
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使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感谢苏共的领导，相反，仅1987年上半年，苏联国内就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冒了出来。其中一个叫“赫尔辛基—60”的人权组织于6月14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拉脱维亚“非俄罗斯化”，释放“因政治罪名被关押”的人。到1987年底，苏联国内自发的组织已经达到了3万个之多。而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的代表在政治上则更加活跃。
1985年，叶利钦以“熟悉经济”的特长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赏识，被调到中央工作，7月被破格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到1986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把叶利钦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明他已正式进入最高决策层。叶利钦一时间卖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至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甚至派叶利钦到边防军部队中调查了解情况，为军队领导人换班出谋划策，可见他多么受宠。
1987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问题。叶利钦突然在会上发难，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反而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还说他“对总书记的过分赞扬有所增长感到十分不安”，公开提出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要求。叶利钦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当时就有26人批评叶的发言。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点名批评和攻击感到十分震惊。他当即改变会议议程，组织反击。苏共中央书记卢基扬诺夫在10月31日宣布，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有政治错误”。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叶利钦问题，戈尔巴乔夫亲自到会讲话，指责他“故意歪曲”改革，发表“具有煽动性”的言论，目的是使人怀疑改革成果，把改革“引向歧途”。说他的作风和方法是“假革命的词藻和假坚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过度的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愿望”，把个人置于党之上。这次会议解除了叶利钦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政治局免去了他的候补委员。叶利钦被贬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当第一副主席。当时，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评价是“夸夸其谈”，“在政治上不称职”。
1986年时，戈尔巴乔夫基本上还是想完善苏联原先的政治经济体制，强调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加速发展。到了1987年，他就逐步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形成他的“新政治思维”。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鼓舞下，苏联社会上思想日益活跃，舆论日益多样化，到1988年就已形成了一股反思历史、为冤案平反的浪潮。这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对新闻和意识形态机关的领导人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在戈尔巴乔夫的宣传鼓动下，苏共中央“重新研究30—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法院及其他有关单位开始大量重新审理和调查早期苏联历史，对一大批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作了重新评价，有的彻底平反。大规模的平反活动对苏联民众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和冲击。
在文化教育界也掀起了“解冻”、“解禁”的“反思热”。1988年，以往被禁止出版的大量文学作品可以重新公开出版；一大批有争议的“被禁”影片和戏剧再度上映、上演；一些流亡国外或受到批判的作家、艺术家被恢复名誉和平反。与此同时，苏联文化界也开始出现放任自流的倾向，低劣作品充斥社会，面临着潜在危机。在教育界，随着一系列“教改方案”的出台，学校教育也在向“人道化”、“民主化”方向发展，一些传统的社会科学课，如科学社会主义、苏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等都被取消。苏联国家教委决定，删除教科书中所包含的不正确的内容。“教育改革”变成了教育界无休止的争论，教育质量下降和学生政治思想的混乱。
随着对大量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和社会上舆论的日益多样化，苏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最后在改革目标、方式及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发生政见冲突。这集中表现在戈尔巴乔夫和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两人之间的关系上。
利加乔夫也是一名改革者，他认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维护苏联的强国地位。但他对斯大林等的功绩坚信不移，又担心西方的影响渗入苏联社会。从1987年7月开始，利加乔夫曾努力使党的路线转到“比较保守”的方向上，因而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1988年3月13日，俄罗斯党的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它是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写给该报编辑的信。文章对苏联国内掀起的大批斯大林的浪潮表示异议，认为斯大林的时期是同整个一代苏联人前所未有的功勋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不少文章却叫人“迷失方向”，“揭露30年代苏联的反革命”，连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这三大运动，都被装进了“个人迷信”的框框之中，所有的一切都被怀疑。文章抨击了那种一味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的倾向，对一些揭露历史的文艺作品感到不安。作者还批评一些文章把科学意识形态的界限和标准搞模糊了，利用公开性散布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
该报由于刊登了这篇文章而名声大振，引起极大反响。文章刊出后不久，利加乔夫在一次主编会议上表示赞扬。接着这封信被多家报纸转载，影响很大。当时，戈尔巴乔夫和主管宣传的雅科夫列夫都在国外访问。
一星期后，他们回到莫斯科，并准备作出反应。3月27日利加乔夫外出视察工作。戈尔巴乔夫马上召集另一次主编会议，重申他的自由化路线。雅科夫列夫在会上宣称，他要在《真理报》上亲自撰文批驳。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权威性”文章，严厉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此后，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文章。
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之间的分歧成了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5月底，叶利钦接受英国BBC电视台记者采访，公开指责利加乔夫“应对苏联改革进程缓慢负主要责任”，甚至要他辞职。6月4日，利加乔夫发表讲话，指出苏联国内有人“兜售多党制思想”，把它当作“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一个条件”，目的是为了削弱政治稳定，破坏社会，公开制造严重的社会分化。戈尔巴乔夫虽然也否认他要解除利加乔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但是他们之间的较量更进一步激烈了。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举行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长篇报告，表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并列为苏共3个“革命性倡议”。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从苏共27大的“完善社会主义”转向“更新社会主义”。
从1985年到1988年，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全面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收缩退让。1985年4月7日，在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公开宣布，从即日至11日起，暂停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5月31日，他又建议冻结苏美的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竞赛数额。到了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宣布从8月6日起单方面停止核试验5个月。从1986年1月开始，戈尔巴乔夫一连四次延长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尽管美国对戈尔巴乔夫的一再呼吁不加理睬，但苏联还是单方面停止核试验达一年半之久。
戈尔巴乔夫的一再迁就、步步退让使苏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世界均势终于被打破，导致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国际上地位逐年下降。这是戈尔巴乔夫当初根本没有料想到的。
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在他一再主张的下放联盟权力，扩大“自治”的口号之下，一场导致联盟崩溃的民族矛盾的风暴在逐步酝酿成熟了。它来势凶猛，不可抵挡。戈尔巴乔夫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自己改革的结果，竟不是被“保守势力”或苏共党内的政敌所打倒，而是彻底丧失了对全国局势的控制能力，最后随着他自己造成的苏维埃国家的解体自己推翻了自己。
沙皇俄国对广大非俄罗斯族人民用各种手段压迫、剥削，高压控制，制造民族纠纷，把俄国变成了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十月革命后，列宁推行各民族平等自主的政策，建立起苏维埃联盟。此后的苏联领导人也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但也出现过多次重大失误，在旧的矛盾基础上又积下新怨，问题积重难返。而各民族自治地区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相对落后民族的自身利益受到侵犯。不过，在前苏联的几十年里，十分敏感的民族问题人们不敢轻易提起。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思想解除了人们这方面的禁忌，同时承认各民族、各自治州、共和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于是那些长期被掩盖的问题一下子爆发，它的影响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1986年12月，在苏联中亚最大的共和国哈萨克当时的首府阿拉木图，许多哈族群众和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苏联中央解除哈族领导人的职务。
此后，苏联一些地区又爆发了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冲突或示威游行。1989年，苏联的民族问题走向全面激化。与阿塞拜疆爆发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归属问题相类似的，1989年6月至8月底在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州、哈萨克的新乌津市、格鲁吉亚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摩尔多瓦境内都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甚至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波罗的海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个共和国的独立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日程安排、严重冲击了苏联国家的统一。
在历史上，这3个共和国与沙俄及苏联有着复杂的分合关系。几十年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这3个共和国与中央政权一直存在着矛盾，民族主义情绪始终没有消除。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与“民主化”的推行，3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日益突出。
1988年8月，3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的大规模行动，高喊“俄罗斯人从波罗的海滚出去”等口号。1989年7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首先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苏法律。它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主权宣言”。这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召开20大，正式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
苏共2月全会虽然通过了专门决议，谴责立陶宛共产党的分裂活动，但未能阻止立陶宛共产党以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共产党要求脱离苏共的意向。2月1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在里加开会，决定4月14日召开代表大会，重建独立的拉脱维亚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3月25日在该党20大上宣布“建立独立的爱沙尼亚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3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又通过立法选举从共产党人手中夺走了政权，正式走上分离之路。
1990年2月15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宣言，表示该国将走向独立。8月10日立陶宛首次自由选举产生新的最高苏维埃。这是全苏第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第二天，就正式宣布立陶宛独立，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立陶宛共和国”，并更改国旗、国徽。新议会还废除了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与在立陶宛领土上生效的苏联法律，批准以1938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立陶宛共和国临时基本法。
立陶宛宣布独立对于苏联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70年来第一个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而当时苏联正是民族分离主义在各地闹得热火朝天之际，立陶宛的独立直接危及整个联盟的存在。
3月20日拉脱维亚共和国人民阵线主席伊万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目标是走立陶宛的道路，从苏联完全独立出来。
3月30日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也通过了爱沙尼亚向独立过渡的宣言。
苏联中央政府曾试图采用军事威胁、经济制裁等软硬兼施的办法重新控制波罗的海诸国，但这些努力以虎头蛇尾告终，3国的独立势头不可遏止，最终在“8.19”政变失败后都彻底取得了独立。
进入1990年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加剧，民族问题全面大爆发，联盟的统一已开始受到威胁，戈尔巴乔夫还是加快了他的政治改革步伐。这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中心议题便是改造党，革新党，将其建成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党”。戈尔巴乔夫一反以前反对搞多党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建议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关于共产党是社会领导力量的规定，允许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同时还建议实行总统制。
在这次全会上，有人明确指出，苏联当前的社会危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犯错误造成的”，“有人使祖国状况恶化，把一个举世钦佩的强国变成一个前途未卜、没有快乐的国家”。
而激进派人物叶利钦等则坚决支持在苏联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为了确保自己的纲领能在全会上通过，曾默许一些非正式组织，在全会开会前一天在莫斯科组织了20万人大游行，向2月全会施加压力。于是他的纲领便被通过了。利用激进派压稳健派，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赢得了一次政治胜利。
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正式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允许建立其他政党并开展各种活动。
人们看到，各色政党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到1990年7月28大开幕前，全苏性政党有2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有500多个。影响较大与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大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有的党派甚至提出要复辟沙皇王朝。反对派政党大力进行反共活动，组织游行、罢工、集会等，公开喊出“打倒苏共”的口号。
由于实行多党制与自由选举，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苏共在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7个共和国失去了政权。
在苏共面临众多反对派政党的进攻，处于危机状态之际，内部发生了致命的大分裂，出现了3大派别：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中央纲领派；叶利钦的苏共民主纲领派；1990年4月成立的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
这次分裂表明苏共中央已完全失去了领导苏联的坚强核心地位，开始处于全面危机中。随之，苏共党员人数锐减。仅1990年头6个月就有37万人退党。
1990年7月2日，苏共28大在莫斯科召开。在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下，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声明删去了原有的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提出要对党作“根本性的改革”，要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改变党的性质，走非国有化与私有化道路，在意识形态上搞多元化。
苏共陷入更深的危机中。早在7月12日，即苏共28大闭幕的前一天，民主纲领派的首领叶利钦便宣布退出苏共。大会结束后，更是出现了退党高潮，到1991年7月，已有400万人退党。
1989年末，戈尔巴乔夫已作出判断说：多党制不可避免。他为了控制局势，便准备效仿西方，实行总统制。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当月，苏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设立总统制和修改宪法有关条文的决定。3月12日至15日，苏召开第三次人代会决定在苏联正式设立总统职位并修改宪法相应的条款。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论说：“在全苏范围内一党统治被一人统治所取代，实际上使戈尔巴乔夫成为沙皇。”传统派人物安德烈耶娃则称：“总统制是政治上完成一个反革命和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的决定性阶段。结果是民族内讧与社会冲突日益猖獗？？”“总统的职务使得戈尔巴乔夫凌驾于党之上，在客观上起了党的掘墓人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本来期望建立总统制来加强自己的权力控制局势，但由于闹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公开对抗中央政权，使总统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无法真正行使自己的职能。1990年，波罗的海诸国宣布独立，10多个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空前集中与强大，实际上联盟中央的法律、法令、政策、措施无法在各共和国推行，总统的权威与效能也就谈不上了。
苏联各反对党在夺取了许多地方的权力后，还企图控制中央的权力。特别是叶利钦1990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接连发动街头政治狂潮和议会斗争攻势，打击传统力量，领头搞“倒阁运动”，逼迫戈尔巴乔夫就范。1990年11月11日，叶利钦表示，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3个要职的人选应由俄罗斯联邦提出，叶利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势头令戈尔巴乔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
迫于形势，也迫于“传统派”之压力，戈尔巴乔夫在政策上从“右”向“左”偏，在态度上与政策上做了某些改变。在戈尔巴乔夫向“传统派”靠拢，转而采取强硬措施之际，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公开宣布向中央政权宣战，要求戈尔巴乔夫及苏联政府辞职下台。
1991年2月24日，激进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数万人集会支持叶利钦，并要求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3月10日，这一运动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几十万人的集会支持叶利钦。1991年3—4月，苏联历史上罕见的大罢工在“民主俄罗斯”的组织领导下爆发了。发生在苏联煤矿中心库兹巴斯、顿巴斯与卡拉干达等地的罢工，持续了50多天。基辅的公交工人、纺织工人，乌拉尔的钢铁工人，格鲁吉亚的铁路工人也都响应。罢工者要求苏联总统辞职，解散人代会，实行军队、克格勃、内务部非党化等。
戈尔巴乔夫这次转变只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并非改变其改革的根本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前“要求改变政治与经济策略”，但他“不改变目的”。就在戈尔巴乔夫向“左”转的时候却发生了神鬼莫测的变化，忽然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
1991年4月5日，俄罗斯非常人代会闭幕时决定授予叶利钦颁布法令和在俄罗斯境内某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权力。美联社评论说：“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今天获得在苏联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颁布法令实行统治的无限权力，从而大大加强了他实行改革和同其对手戈尔巴乔夫对抗的能力。”
面对四分五裂风雨飘摇的旧联盟，戈尔巴乔夫开始着手改革联邦制，给各加盟共和国以更多的主权。形势的发展使戈尔巴乔夫感到：在旧框架内无法解决苏联国内的危机，必须重新制订新联盟条约，彻底改革现行国家体制。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以代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构想，并强调指出这种“联盟”应当由主权国家组成，各联盟成员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享有充分的国家主权。
“新联盟条约草案”于11月23日出台。叶利钦在草案正式公布前2天就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苏联总统或最高苏维埃如不承认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苏联政府如不就划分职能问题与俄罗斯签署协定”，他就不会签署新联盟条约。11月30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讨论新联盟条约时提出了4个条件：1.签署时间必须在共和国联邦委员会讨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制度之后；2.联邦委员会应就地讨论研究联邦条约并签字；3.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要承认俄罗斯的主权宣言；4.要划清并承认中央和俄罗斯联邦各自的职能。叶利钦还提出：苏联签署外交协定必须经俄罗斯同意；联盟中央要为俄罗斯建立外贸银行提供黄金保证；共同监督货币发行；组成联合政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人选由俄罗斯提出。
1990年12月17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随即成为在联盟条约问题上各种论点交锋的战场。叶利钦在发言时说，“俄罗斯联邦不会同意恢复克里姆林宫专制，况且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复兴国家的现实方针。”“由克里姆林宫发号施令的时代过去了，各共和国已经不怕严厉的召唤和任何命令了。”“强化中央对各共和国的地位的做法只会刺激人们作出否定的反应。”戈尔巴乔夫提出由全民投票来解决联盟问题。
1991年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3月17日在全国就是否保存联盟的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在这次全民公决中，投票者占有投票权的公民的80%，其中76.4%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也就是说，苏联人民希望国家统一。
出人意料的是，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不顾全民公决的结果，同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会晤，发表“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的联合声明”。《声明》称“苏联总统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加盟共和国的国家机关最高领导人，在1991年4月23日的会晤中讨论了国内的局势，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声明》提出克服危机的首要任务，是签订各主权国家新条约。
声明的发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有分析家认为，这似乎是戈叶之间，中央与共和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和“民主派”的无原则的让步。“9+1”声明的发表，是戈尔巴乔夫再次右转的标志，有关“新联盟条约”签署工作的进程明显加快。“新联盟条约”定于8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署。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近2年为之努力的目标将得以实现，苏联有可能签订新盟约，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松散的联邦”。
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观点在苏共的地位已经得到确立。正是这些“新思维”使党内原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反对派，而这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他一手提携的鲍里斯·叶利钦。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发动了政变，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停止履行总统职务；同时由代总统、总理、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著名的“8.19事件”。而此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家人在黑海海滨的别墅里消暑纳凉？？克里姆林宫发生了剧变。此时，叶利钦成了反对这个政变集团的领袖人物。他多次到俄联邦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进行演讲，号召民众反对8人委员会恢复苏联专制时期铁幕政治的企图。有时站在搭建于交通要道的街垒上，有时爬上前来戒严的坦克上，叶利钦不断地发表着演讲，他那慷慨激昂的言词燃起了俄罗斯人心中的烈火。直到这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醒悟到，对他们的真正威胁已不再是没有多大权威的戈尔巴乔夫，而是当前极具号召力的叶利钦！于是他们决定逮捕叶利钦，但这一计划没能成功。
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才发现，叶利钦已经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10年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叶利钦对我手中的权力垂涎已久，早就处心积虑地策划篡权。在我眼里，他和‘委员会’的那伙人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叛国者。”“叶利钦那家伙日思夜想地盼望当上总统，尝尝总统的滋味。在群众都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时候，他甚至还在想着如何将克里姆林宫装修得金碧辉煌——只有皇帝才会这样做！这就是叶利钦的野心，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他野心的绊脚石。”
“8.19”事件的发生打破了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政变分子是输了，而戈尔巴乔夫，也绝不是赢家，当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谈话，严厉谴责政变分子并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再对那些不应与之和解的人作任何妥协时，他完全忘记了另一个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叶利钦首先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的职务。这不仅表明，在政变期间叶利钦接管苏联政权主要机关的命令和做法，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承认，而且使叶利钦的身价倍增，成了与戈尔巴乔夫平起平坐的人物。
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当两人共同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时，叶利钦当场拿出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文件，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这一命令。
面对苏联岌岌可危的命运和戈尔巴乔夫总统摇摇欲坠的地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惟一的选择是立即宣布各自的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以避免大俄罗斯主义重新兴起。这样，戈尔巴乔夫设计的“9+1”新主权联盟方案已胎死腹中。
在涉及戈尔巴乔夫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的最关键时刻，即在返回莫斯科后的第二天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竟然还建议苏共自行解散。
围绕是否保留苏联的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和斗争。“8.19”事件就是这场斗争的一幕。亚纳耶夫等8人在新主权联盟条约正式签署的前夕的1991年8月19日，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影响世界的“8.19事变”，其本意是为了维护统一苏联，但是事变的失败反过来加剧了苏联的解体。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立即掀起独立的浪潮。从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起到12月16日哈萨克通过国家独立法，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了俄联邦，其余都宣告了独立。
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后都拒绝向中央提供资金，结果导致苏联的财库告罄，连各级官员的工资也发不出。11月30日，戈尔巴乔夫亲自出面找叶利钦讨论财政危机时，叶利钦欣然答应由俄罗斯来承担苏联中央各级官员的工资。这样，所有苏联中央的官员，都等于成了俄罗斯联邦的成员。
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协定（即“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于是，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已成为现实。
3国的行动表明，戈尔巴乔夫事先连一点儿迹象也未察觉，他作为总统已成为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的光杆儿司令了。
12月21日苏联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宣布参加独联体的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和乌克兰等独立共和国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格鲁吉亚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会议通知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停止存在。通知要求戈尔巴乔夫即日将“核按钮”交给叶利钦。
12月23日，叶利钦来到克里姆林宫与他的老朋友、老对手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单独会谈。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同意交出军权和涉及2.7万个核弹的“核按钮”。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议会批准了苏联正式解体的动议，随后在悲哀的气氛中成为历史。只有20多名代表怀着不安的心情参加了会议。工作人员甚至不等他们完成其象征性的行动，就开始取下挂在议会外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牌子。共和国原主席阿利姆扎诺夫说：“由于总统已经辞职，由于苏联的旗帜已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我们有充分的道义和宪法权利来结束我们的事业。”不到法定人数的议员们懒洋洋地举手表示通过，也用不着进行什么电子投票表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