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由欲望产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严格区分了利己与贪婪。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又说明利己的人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亚当·斯密是明确反对贪婪的，他承认利己，但又要求以道德克制贪婪。
欲望和贪婪有着不少共通点，这两者间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随能力的提高而产生。
例如，一个有能力的人想买一辆车是正当的欲望，还能促进汽车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但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想马上要一辆汽车，就属于贪婪。不切实际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会使欲望变为贪婪。
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会使人犯罪。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
人的欲望很容易变为贪婪的，亚当·斯密多次强调两者间的区别正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社会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变为对大自然的掠夺；个人对财富的欲望一旦变为贪婪，就不会勤奋工作，而是想着走歪门邪道。
防止欲望变为贪婪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身的道德自律。但仅仅依靠自律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使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贪心。
人类欲望的特点是无限的，一个欲望满足后，会产生另一新的欲望，永无止境。正是这种无限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人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满足欲望的追求，社会就无法进步。经济学家对欲望的肯定是历史的进步，我们需要的做的是，把控好欲望，不要放任它，使它变成贪婪，这样生活会更美好。
妒忌是个囚徒困境，找出自己的最优策略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三位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和公孙捷。三人勇猛无比，深得齐国君主齐景公的器重。三人又结为兄弟，自号“齐邦三杰”。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人挟功恃勇，不仅怠慢公卿，而且在景公面前也全无礼数。最后甚至发展到结党营私，逐渐成为齐国安定的隐患。
齐国当时的相国晏子深感忧虑，想除掉三人，又担心如果方法不当，会引起国内的混乱。晏子通过观察，发现这三人都傲气十足，看不起别人，于是心中有了主意。
一次，齐景公宴请鲁昭公。齐国的皇宫花园里种有蟠桃，晏子乘机请求齐王开园取桃，为两国结盟祝贺。齐景公准奏后，晏子亲自去摘桃，他故意只摘了六个桃。根据礼节，齐、鲁两国的国君和相国一人分得一个桃。盘中最后还剩下两个桃，晏子又让齐景公赏给臣下功深劳重的人，以表彰其贤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两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两人的功劳，并即刻将两桃分别赐给了这两人。田开疆最后自荐，晏子评定田开疆的功劳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
田开疆却把这认为是一种耻辱，自己功劳最大反而得不到桃，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觉得自己功劳小却吃到了桃，感到对不起兄弟，于是也自杀身亡。
晏子巧妙地利用了三人间的妒忌心理，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三位勇士，消除了齐国隐患。
“两桃杀三士”得以实现，在于晏子准确的抓住了人性中的妒忌心理。妒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什么是妒忌呢？“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妒忌的产生，其实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根源。
妒忌是由相比较而产生的，经济人的特性是妒忌产生的人性前提。对于妒忌者而言，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展开，比较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从经济人的角度看，越是自私的人，其妒忌的心理就会越重。
资源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妒忌的客观存在。资源一般包括两种形式：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
物质资源是以有形的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在现实世界里，不论何种物质资源，从绝对的角度看，都是稀缺的。物质资源除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如高档的商品除了实际的功能外，还能体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和高贵身份，满足其虚荣心等。精神资源主要是以无形的精神形态存在的资源，例如，荣誉等。精神资源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人的心理需求的满足上。
不论是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本质上都是稀缺的。所以，对于妒忌者而言，他人拥有了稀缺资源，就意味着降低了自己拥有稀缺资源的可能性。尽管别人拥有某种资源不一定就对自己构成真正威胁，但这种恐惧意识会不自觉地促使人们产生这种心理。所以，妒忌实质也是一种在资源稀缺状态下人的恐惧心理的另一种表现。
某机关的公务员小沈，过着安分守己的平静生活。有一天，他接到一位高中同学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同学聚会。多年未见，小沈带着重逢的喜悦前往赴会。昔日的老同学经商有道，住着豪宅，开着名车，一副成功者的派头。聚会完毕，小沈重返机关上班，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唉声叹气，逢人便诉说心中的烦恼。
“这小子，考试老不及格，凭什么有那么多钱？”小沈常常这样抱怨道。
“我们的薪水虽然无法和富豪相比，但不也够花了吗？”他的同事安慰说。
“够花？我的薪水攒一辈子也买不起一辆奔驰车。”小沈心有不甘地说。
“我们是坐办公室的，有钱也犯不着买车。”同事很看得开地说。但小沈却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得了重病，卧床不起。
资源的稀缺导致了小沈的妒忌心理，除此之外，制度的不完善也是产生妒忌心理的原因。
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人们行动的预期成本，降低行动的交易成本。但不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导致人类行动随机性的增大，随机性的增大又将导致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的增大，而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都是催生妒忌的重要环境条件。
所以，人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相比，人治社会就更容易催生人们的妒忌心理。相比人治社会而言，法治社会的随机性要明显小于人治社会，所以，法治社会人们的妒忌意识要弱于人治社会。当然，法治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妒忌，但可有效减少妒忌。
同时，社会的经济距离与妒忌成正比。所谓社会经济距离，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密切程度。
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距离越近，就越有可能产生妒忌心理。因为社会经济距离越近，竞争的相关性就会增大，利益的联系程度就会增加。所谓同行容易产生妒忌，实质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在现实中，会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这也与妒忌与社会经济距离成正比有关。“墙内的花”开了，对于“墙内”和“墙外”的人而言，其效用是不同的。
对“墙内”而言，由于相互之间利益联系的密切程度要高，所以，“墙内”的“花”更容易受到“墙内”各方的嫉妒。但对“墙外”而言，由于距离较远，相互之间利益联系的密切程度就低，所以“墙外”对“墙内”的“花”产生的妒忌心态就轻，这也就容易形成“墙外香”的结果。
妒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妒忌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会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妒忌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囚徒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