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福柯对权力宽泛的理解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以经济—政治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局限性。这种对权力的理解纠正了汤普森(John B.Thompson，1991)所论及的那些“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偏颇之处，即那些由国家组织的、以意识形态为保证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福柯搁置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关于真理和决定性的认识论问题，使对特定意识形态和话语构成，它们的历史条件、影响及其与特定形式的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分析成为可能（Hall，1986）。应该说，这一理论转向是值得欢迎的。他对于性、身体的规训与科层化的广泛论述也在传统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之外对统治力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意识和认知之外存在着身体客体的领域，在这里，权力技术（technologies of power）也同样被施展。意识形态不仅仅作用于阶级，也作用于其他轴线，比如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国家。当然，马克思主义分析，尤其那些基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学术分析——倘若不是延伸到严格的“无意识”领域的话——没有理由不能延伸到非阶级领域。但传统马克思主义确实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分析的阶级维度，而相对冷落社会性别与其他社会分化维度以及权力节点。以上所述的新社会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这方面做了重要修订。该批判的贡献在于加深了对差异和“他者”重要性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把它们看成是附加在更为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上的东西，而是在试图掌握社会变迁的辩证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该无处不在的东西”（Harvey，1989：355）。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勾连的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s）产生主体，这有利于理解意识形态和符号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套静止固定的观点及其最终产品的重要性。但必须指出，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贡献并非首创。在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传统中，意识形态在建构主体中的角色一直很重要。例如葛兰西就认为，人们从未在蒙昧状态中体验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一旦意识形态成为历史发展和社会生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就获得了“心理层面的有效性；它们组织人类群体，创造他们的活动，获取对自己地位的意识和斗争的场域，等等”（Gramsci，1971：377）。在这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在他们阐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意识形态观点的早期著作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Laclau，1976；Mouffe，1979）。他们所指出的意识形态“不一定有阶级属性”对去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中的阶级化约论残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后结构主义抛弃了作者中心论，强调了文化文本的多义性和受众在解释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这些都纠正了隐含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和二战后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不足。在这些理论里，意义和文本接受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Horkheimer and Adorno，1972；Miliband，1973；Clement，1975；Dorfman and Mattelart，1975；Schiller，1976）。在这些理论尤其是某些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中，主导的意识形态经常被视做从对媒体的商业控制中直接产生出来，并清晰地镶嵌在媒体文本当中，而文本反过来又对受众产生直接的意识形态效用。对意识形态的新批判引入了对受众解码过程的研究和对意识形态建构的解释，这是值得称颂的发展。但后现代主义在这一方面也有矫枉过正的危险。这表现在这一理论取向中的某些分析对众多的话语立场和能指的自由游戏的欢庆，而这里隐含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抽象主体概念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夸大倾向。正如古诺(Gruneau，1988：26)所述，这些理论对媒体文本中能指与所指之间霸权性传统关系的根本脱节的强调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根植于特定历史集团的权力关系做出真正的积极反应”的程度。
有关意识形态的新批判的问题和缺点与它们的有益性和可取性共存。首先，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强调了人类实践中符号性和物质性要素的不可分割特性，而这纠正了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再现概念。但同时它们彻底否定了任何形式的认识论和认知的可能性，这又使其陷入了理论困境，导致了对真理观念的彻底遗弃，并把人们带入相对主义的地域，使人们不再能够判断任何分析言论是否真实或精确。这种意识形态新批判没有勾勒出语言和现实之间某种有机统一的关系，而似乎仅仅是经验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颠倒镜像。倘若说在经验主义传统和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语言和话语的中介作用被完全忽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仅仅“反映”或消极地代表着既定的社会利益，那么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些新理论中则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和经济现实不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定义的那样，或许更糟，它们是人们不再能提及或知晓的东西。这样，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制造了所指和具体事物之间致命的符号学混乱（Eagleton，1991：209；Geras，1988：54）。它们将世界摧毁于言语当中。但是，否定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任何决定关系或两者之间的任何联系将会导向绝对的政治唯意志论（Rustin，1988），并将政治简化为话语的政治（Bennett，1990）。这种极端性似乎再一次暴露了西方社会思想中旷日持久的机械论和二元论的特征。
第二，后现代主义批判元叙事（meta-narratives）、认识论和再现，潜藏在这种批判之下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思维，它削弱了任何对主导统治进行批判的规范标准。通过将权力和利益延伸到每一话语实践并让每一话语都“意识形态化”，后现代主义混淆了不同形式的权力和不同种类的利益，最终使意识形态概念失去其批判锋芒。缺乏标准的依据就没有办法对主导统治进行批判。同时，这样的立场也有负面的政治含义。正如伊戈尔顿(1991：167)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将利益概念扩大到包含整个社会生活。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将注意力从这些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中移开，让这些斗争坍塌在一个新尼采式的宇宙当中。在这个宇宙中，私下思忖，脱掉一件外套和推翻一个国家政权所包含的冲突和对支配统治的反抗相差无几。倘若所有的思想都有其“利益”根源，那么可以说，像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传统上所关注的权力斗争并没有什么各自的特别之处。于是，在这一观点的极端图景里，整个社会都充满永不停息的权力欲望，四面楚歌的不同观点形成了不可解决的骚乱，这有助于把政治现状神圣化。（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也有人对福柯的权力概念提出了类似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概念没有留下什么让人分辨较多压迫性和较少压迫性的权力形式的依据（见Fraser，1989）。类似地，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政治上与福柯的理论迥然不同，它们的激进关系论（relationalism）也没有留下什么依据来分辨哪一种“勾连”更为可取，或者来正面地定义压迫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批判具有保守的色彩。它不自觉地除去了批判现有的主导统治形式所需的规范依据。
第三，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政治定义为主体组成的领域，而且它也试图回避经济化约主义，但有关“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下层建筑’基础和政治制度之中心地位的论述”（Eagleton，1991：199），后马克思主义则保持着沉默。它没有提供依据来批判传统上被称为“意识形态机器”的东西，也无法批判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本尼特批评了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并指出他们关于意识和主体立场的政治这一论述无非是“一犯再犯的个人主义”，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唯一可能的社会行动者就是个体，或意识形态上被铸造为共同主体的一群群个体。他们没有将机构或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行动者，同时将个体活动看做不受这些机构或组织所支配的意识形态主体（Bennett，1990：267—68）。这样，拉克劳和墨菲就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战略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而战术上又对“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夸大其词。
最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虚无主义可能自我矛盾并难以自圆其说。将后现代理论付诸实践是非常困难的。在现实世界的政治里，后现代主义者发现他们必须诉诸于屹立在不同利益集团和语言游戏的混战之上的真实断言(Harvey，1989)。他们否定了世界的可知性，但他们自己又清清楚楚地声称看透了世界的本质；他们摒弃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任何联系，但又使用着某种语言以期得到严肃的对待。几乎很少有后现代主义者会像罗梯那样，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运用到自己的立场上，声明伟大哲学家的政治观点像哲学本身那样没有必要得到严肃对待，而思想和现实之间、道德立场和哲学著作之间的任何关系完全是偶然的。正如哈维(Harvey，1989)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立场是不负责任的。
■意识形态概念何去何从
在批判性社会理论经历了1970和1980年代早期的复苏之后，意识形态概念日益受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的责难。这些批评不仅道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局限性，也质疑了“意识形态”概念作为社会理论中一个分析范畴的有效性。但是我想说明，这些批评本身的理论局限性让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意识形态概念。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或许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危机时刻往往也是恢复活力的新机会和新起点。在这方面，我想突出199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中值得注意的两个趋势。首先，许多不同背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在一起反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如Geras，1987，1988；Fraser，1989；Hall，1989；Harvey，1989；Thompson，1990；Eagleton，1991；Fiske，1991）。最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1990)和伊戈尔顿(1991)各自捍卫了“后现代理论时代”意识形态学说某些成分的相关性，从而对维护意识形态概念在当下社会批判中的相关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批判性解释学角度出发，汤普森将意识形态重新定义为“服务于统治的意义”(meaning in the service of domination)。从另一理论角度出发，伊戈尔顿则有力地证明了在社会分析中保留某种现实主义认识论立场的必要性，并试图将意识形态概念从后现代意指行为的碎片中拯救出来。
其次，有迹象表明，后现代主义在面对价值、真理和原则性的立场等问题时，正处于自我考问的状态。后现代主义本质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相对主义逻辑已经使它不再可能简单地指责传统的分析范畴是形而上学和过时的。例如，苏蓬(Kate Soper)(1991：128)就说明有必要也有可能采用更加综合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警惕传统价值话语中的缺陷和粗糙之处，又警惕由于想要避免理论中的所有原则立场所带来的自我矛盾”。这种综合方法对意识形态和话语研究而言也恰如雪中送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