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模式和方法论民族主义
在国外传播研究中，如本书第9章所论及，有关媒体与民主的讨论至少有市场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和激进民主等三种理论模式。然而，将市场自由主义模式理想化和去历史化、把它等同于民主，并构建它与“宣传型政府”的二元对立仍是中国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定式。《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等，1956)所构建的冷战思维遗产、1980年代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有选择的推行和在媒体与思想界的影响、对中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的逆反心理在传播研究中的理论折射，都使这一定式根深蒂固。林奇(Lynch，1999：4)的如下论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本质上“反对”宣传型政府的模式是民主模式。在民主模式里，自治的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在一个结构完好和制度化的公共领域里，自由地产制和传播信息。而政府的角色只不过是确保游戏规则被执行了，这些规则主要是针对诽谤、诋毁、煽动、叛变而设的。有时，自由政府也会传播“公共服务信息”，但它们不会像宣传型政府那样强制性主导公共领域。在自由主义系统中，公共领域理论上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而且社会成员们只承认政府拥有维持公共领域正常运行及其公正性所必须具有的权力。这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范畴的“公共领域”被当做了普遍的现实性前提。不但“资产阶级”这一修饰定语被隐去，而且哈贝马斯有关这一“公共领域”如何因现代商业大众媒体的兴起、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国家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干预而产生了“结构转型”的分析，以及本章稍后将论及的西方理论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评与扬弃，一概被忽略了。
李金铨（2004：56-57)曾教诲中国传播学者不要滥用“全称命题”而混淆自由主义、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传媒的界限，盲目地把西方学者在西方语境下对西方媒体制度不够民主或“去民主”(Curran and Leys，2000：225)的批判照搬到中国。这点的确很重要。事实上，我在《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1998：181-182)一书中早就明确论及：在西方，自由派和批判学者……批评广告的限制和商业媒体制度作为民主论坛的充分性……在中国，媒体不仅在党的严格监督下，而且被更露骨、更成问题的商业主义形式所困扰。所以，媒体改革者们把建立“真正”的市场逻辑当做目标就不足为奇了。……市场交换提高社会生产力、灵活性和效率。同理，“受市场影响的媒体能在意见的生产和流通中对教会或国家垄断起到重要的制衡作用”。……因此，把市场机制引入中国经济有其进步方面。……商业化导致中国媒体的繁荣，使媒体体系的某些部分更能回应受众的要求，也使媒体工作者的精英主义有所调节，出现了对民众的关注。……但是市场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结构性偏差，它本身不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机制。(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当然，问题也不仅仅在于产生于“西方”的批判理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适用。且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传入中国并被本土化这一事实，如我在本书第1章和最后一章所论，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起码部分基于上个世纪反帝反资的全球社会实践。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批判研究简化为对市场权力的压制性的负面批判。如本书第1章已经提及，与自由主义有关权力的单维度和行为主义概念相反，批判理论所持的权力概念是双向的和多维的。事实上，批判理论首先包含对权力的正面性和创造性(productive)的认识，也即个体和群体发展其潜能和达到其目标的能力(Hackett and Carroll，2006：20)。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才去关注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并把批判目标指向那些压制性的，也即那些使个体和特定社会群体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的社会权力关系。
我们更没有必要在是批判国家还是批判市场，或者是国家更解放还是市场更解放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伪问题中做选择。如本书第1章所论，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分析单位是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权力结构和传播资源分配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包括特定的国家与资本权力的组合形态及其形成的对社会传播的特定的赋权与压制或包容与排斥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从世界历史视野中来把握现存市场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西方新闻传播制度是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文化霸权”地位，从而被认为是“自然”和“理想”的制度。但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在我们接受这一制度的“进步性”以及“规范性”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接受这一制度所根植的从欧洲殖民主义当年在美洲大陆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到21世纪初美国在“反恐”名义下对伊拉克进行血腥侵略这整个世界历史包袱？也就是说，西欧历史上的“公共领域”中的“自主个体”首先是第一世界的白种有产男性，他的主体性是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国际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具体到当下的经济领域，今天沃尔玛之所以能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包括其自由民主政治框架和现有的新闻自由得以继续，这与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制度没有任何关联吗？而又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机制使得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状况成为社会现实的？在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全球视野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一讨论跟有关“亚洲价值”和“亚洲文化”如何不相容于自由民主的本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不同。它强调的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有关自由民主模式的讨论必须与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殖民和后殖民结构的批评结合起来。
虽然中国经济早已是世界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了，有关媒体和民主的讨论好像还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从而陷入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方法论民族主义是社会理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它与研究者在政治上是否持民族主义立场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指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脱离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来讨论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思维定式，也即把民族国家作为“最终的分析单位和定界社会科学中的现象和问题的边界”的方法论偏差（Martins，1974：276；Chernilo，2006；另见赵月枝，2004）。例如，虽然认识到“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朱学勤，1998）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在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范围内，这一认知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局限也是不言自明的。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1973：265）所言，虽然社会学往往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但是，“社会从来不是社会理论通常所暗示的孤立的，‘内在发展的’系统。……那些构成‘内在’演变的因素总是与来自‘外部’的影响相结合，共同决定一个社会所经历的变革”。
事实上，市场关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总是与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相连的。而且，如本书第9章所论，就像一个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劳动分工中的位置要视这个国家的内外经济关系而定一样，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之间的霸权与臣服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和种族妥协的性质。虽然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超历史的因果关系，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社会民主、法西斯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下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逻辑的回应。布洛维（Burawoy，2003)认为，社会主义是同时置国家和市场于社会管制之下的一种政治经济秩序。虽然我们无法描绘其具体轮廓，我相信，相对于市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这种“社会至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可欲、可求和在当下已经蕴含了其发展萌芽的“另一个可能世界”。
总之，传播研究不仅有必要超越有关市场和国家的简单二元论和对权力的单向度理解，超越与之相对应的有关自由与解放的非历史和脱离特定社会主体的理解，而且有必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
■从诅咒国家权力瓦解到分析国家的转型
要摒弃有关市场/国家的简单二元论，还必须把国家当做一个社会科学分析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国家与市场化及全球化的关系。的确，如本书将会在许多章节中论及，民族国家无论是在内部和外部都受到了市场化与全球化这两个相关过程的冲击。但在讨论全球化时，“需要问的问题不是国家是否在全球化面前衰落了，而是作为全球治理新结构的结果，什么样的新国家被创造出来了”(Jayasuriya，2000：315)。毋庸置疑，中国国家的权力已经在很多方面撤出——比如，即使是对城市居民，它也不再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了。事实上，直到最近几年国家为了回应社会保护运动的诉求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重新介入（王绍光，2008），分权和国家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责任的放弃曾被当做改革目标本身来追求。国家从经营者到调控者的角色转变，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私有化，外向型经济和与全球市场的融合，是改革本身的要义。“小政府，大社会”曾是官方的口号。因此，在评价中国经济改革对国家权力和功效的影响时，传统的、二分的零和模式——国家对社会、中央对地方、计划对市场——已经被证明不是那么有用了。我们相信，关注国家与社会、官员与企业家、高社会阶层与低社会阶层、“条”与“块”之间正在变化的互动模式应该更有用。问题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重构，而不是国家权力的增多或者减少(Baum and Shevehenko，1999：354)。
把分析的重心从对国家威权的负面批判转移到对“转型的国家”和“重构的国家”的分析，将导引出一个新的研究路径。作为第一步，有必要重申，“国家”是一个社会科学分析范畴而不是一个随意刻画的文学形象。传播研究，也许与其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理论和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历史有关，往往不能在看待中国国家的问题上秉持一种更为全面和历史的观点。传播学者的人文或者新闻学背景、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经历，也使我们把中国国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增加了难度。正如王瑾(2000：158)指出的：现代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们和国家的对抗关系，阻碍了有关中国政治从独裁统治转变为常规统治的严肃讨论。任何尝试将“国家”概念引入批评话语之中，而又不当面谴责其赤裸裸的独裁性，即是意味着知识分子反对立场的妥协。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统治”对“完全抵抗”的两极范式，在人文学科传统中占支配地位。于是，反抗性的思考和发言就不仅是一种策略，而是人文批评家们根深蒂固的知识习性，他们的身份认同隐含着二元对立关系。偏离了这一既定路线将招致“共谋”和“新保守主义”的恶名，那两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成为流行的贬义词。以上观点也许有偏激之处，但指出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一个正处于现代化和全球化之中的民族国家所要投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赌注。这是因为，任何有关中国正在从“专制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暗示“都将必然质疑西方把中国（这个声称自己仍是社会主义政体的国家）看成邪恶帝国的基本观点”(王瑾，2000：159)。
将中国国家视做一个分析范畴并关注它的重构，对我们分析正在演进的传播结构及其过程有如下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