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美国精神暗示了在世界上特殊的道德责任，那么美国必须拥有实施这种责任的手段——即霸权性的军事力量。可能是因为缺乏像在英国可以找到的公众服务精神的另类选择，也由于在北美，人们普遍把政治贬低为自私而腐败，而美国军事力量保存了服务共和国这一公民理想。无论如何，美国作为上帝选择之地这一文化模板确实很容易为有关美国战争经历的主导叙事提供深层文化资源。这一叙事的原型是，一个恶棍毫无根据地，却无缘无故地攻击无辜的受害者，这种行为无法得到宽恕，从而挑战了美国中心主义的道德秩序。美国不愿意诉诸武力，试图劝说侵略者从善，并回到正义之轨。但恶棍可能天生邪恶而恐怖，晓之以理的方式已经不太奏效。于是，美国不得不被迫扮演英雄的角色，猛然扑向敌人，娴熟地如做外科手术般运用技高一筹的美国武器，摧毁他们，最后回到家乡。与“低等”国家相比，美国走向战争的动机并非自我扩张或复仇。不同于针锋相对的一般对手间的冲突，美国所做的是替天行道之事，是代表上天给邪恶以惩罚，就像上帝可以惩罚罪人，父母可以惩罚他们的子女一样。以此为动机，美国人民克服了起初对战争的不情愿，团结起来支持这个行动，甚至以做出牺牲、经历困难为代价，因为只有这样做才符合正义和道德。在与这彻头彻尾的邪恶做斗争时，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善的不可阻挡的胜利，与恶的无条件的投降（Galtung，1987：10—13；Beeman，1991；Lakoff，1992：4—5）。魔鬼被驱走，道德秩序得以重整，而作为维持原秩序的手段，军队凯旋，并加入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中。
令人记忆犹新、最符合这个主导叙事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珍珠港被“偷袭”，德国和日本的投降，到对一些战犯的司法审判和对这两个国家民主资本主义的修复，这场战争还存活在记忆里。事实上，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和他的支持者试图通过对海湾冲突和二战的昭然若揭的比较，来唤醒这个主导叙事。这在意料之中。比如，布什有意省略了纳粹德国的霸权性经济、人口和军事力量远胜于伊拉克这一事实，重复描述萨达姆是“希特勒再现”。《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甚至修描了一张萨达姆的封面图片并给他希特勒式的胡子（FAIR，1991：10）。当第一批炸弹轰炸巴格达时，白宫发言人Marlin Fitzwater宣布“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已经开始，类似二战中1944年盟军在西欧登陆日宣布“解放欧洲”，把科威特定位成那时被占领的法国（Harris，1992：67）。仿佛受到暗示似的，报纸的意见/社论页回响着二战的隐喻，包括将抗议者称为“绥靖者”。
越南当然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而布什许诺悲剧不会在海湾重演。为什么越战给美国人民的心灵带来如此痛楚？不仅仅是因为越战悲剧导致60万名美国士兵丧命、更多人受伤的后果。毕竟，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也有同样的死伤，但这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对汽车的崇拜投下阴影，而越南经济的崩溃和美国炮弹之下伤亡无数的平民也没有引起美国主流政治话语的自我反省。但是，越战造成了民族认同的危机，因为它质疑了美国善意的目的、行动的道德性、领导者的智慧、军队的无所不能和人民的团结程度，以至于威胁到主导叙事本身。的确，在1960年代，很多年轻人确实对主导叙事完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永久地）丧失了信心，有时候，他们还颠倒这种叙事里的词汇，将美国及其行动归入魔鬼的范畴。这种反美国的对主导叙事的颠倒也体现在抗议海湾战争运动中某些毫不起眼的行动和立场之中，而这也有助于解释其自我边缘化。
美国的认同危机只能部分地归咎于挥之不去的“越战综合症”。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停滞期的延长，德国和日本经济的上升，国内出现严重的社会和道德败坏迹象，以及苏联（美国精神长久以来依靠这个他者来定义自己）的解体。有人提出，在旧日的敌人消失之后，美国很可能会面对道德目的和自我认同的集体崩溃（Wright，1989）。
当一个非常有用的主导叙事面临被解构的威胁时，美国政治精英们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工作来修复它。作为这种修复工作的一部分，其他政治概念被往前推进，以填补“红色威胁”崩溃之后所形成的“威胁真空”（Hackett，1991：293）。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毒品交易，这些都被展示为道德圣战所讨伐的潜在目标。在萨达姆没有经过华盛顿允许就入侵邻国之前，这些目标都不太奏效。对布什来说，把萨达姆作为另一个希特勒的隐喻符合了“……美帝国野心背后长期的意识形态依据：通过对邪恶的道德征服，以及在追求自我利益时集体表达某些超验的理想这两种方式，美国主义所追求的道德认同得以建立”(Darnovsky et al.，1991：484)。修复主导叙事还要求驱散“越战综合症”的阴霾。方法之一就是将对越南的干涉看做是孤立的悲剧，一个由于特定条件和决策而导致的巨大而单个的错误，但美国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并不会让历史重演。但这种方法也有其无法克服的“阿喀琉斯之踵”：它向上百万的越战老兵及其家庭暗示着，他们的牺牲毫无意义。
结果，第二种解释的滋长便有了肥沃的土壤：右翼修正主义者重建了更加符合主导叙事的越战。在这种重建中，干涉是“高尚的圣战”（像里根说的那样）。战争失败了，但并不是因为美国军队缺乏能力而在战场上遭遇失败；相反，是因为媒体背叛了军队，国内的政客和抗议者打击了军队的士气，并迫使美国军队在“后院着火”、“被人拖后腿”的情况下作战（事实上美国在越战中投下的炸弹是二战中所有战斗部队所投炸弹的总和）(Herman，1982：167；Sivard，1985：49)。在重建这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越南被塑造成恶棍，美国则成了受害者。完成这非比寻常的颠倒黑白的一个办法是：高度聚焦于号称被河内挟持的“在战斗中失踪”的少数美国战犯，而好莱坞的兰博(Rambo)电影《第一滴血》将其以通俗化的形式再现出来。纳粹掌权前的德国，盛行着一战中德国战败的一种灰溜溜的情绪，反映了受到伤害的民族尊严、来自内部的背叛和作为受害者的民族情感。右翼修正主义的越南神话与此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这种思想倾向含蓄地号召人民，用另一场胜利的战争来救赎整个民族。但人们不需要接受阴谋理论：美国精英实际上不需要追求这样的放血救赎就能认识到，经过设计和包装的海湾战争能再好不过地“一劳永逸地解除越战综合症”（如布什所说），并恢复原先的主导叙事。
假设海湾冲突的新闻报道确实是根据主导叙事来编排的，我们能预料到什么样的强调和排斥的模式？我们可以预见，报道会强调在危机中美国寻求和平解决而不让邪恶得逞的努力；显示伊拉克的挑衅、残暴和邪恶的证据；美国军队的良好准备与他们武器的效率和精确性。反之，与主导叙事冲突的信息会被过滤掉，倘若不是被记者也会被受众过滤，因为这些信息会侮辱他们的民族认同情感。这些信息包括：以前美国支持伊拉克；布什政府可能一直在寻找战争和/或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大开绿灯，拒绝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建议；受害者科威特，尤其是“反伊圣战”中美国盟友（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不良人权记录；科威特可能并非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不管在历史还是经济层面，伊拉克可能有向其提出要求的合理性；如Ramsay Clark战争罪犯法庭所称，美国违反了国际法；很多美国武器不能精确打击，只有少数是“聪明的”；伊拉克的平民伤亡；除了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之外，美国干涉中东还有其他动机。在相当程度上，主流媒体对海湾危机和战争的报道确实都遵循了这个（主导叙事）模式（Chomsky，1992；Kellner，1992）。
在我们研究的剪报文档中，也有很多证据说明主导叙事影响了对和平运动的报道。尤其是“内部敌人”和“边缘怪异”两种对持异议者的解释最符合战争的主导叙事和右翼修正主义的越南神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甚至很多接受抗议合法性的评论都将其解释为对美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的肯定。
与此同时，越战经历和挥之不去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削弱了主导叙事的力量。它们也导致了很多普通美国人感受到了沮丧情绪和无能为力，以及民族认同的疲弱（倘若不是危机的话）。这些因素和批判性社会运动的政治工作在海湾战争期间，共同创造了一定空间，让持有异议的反战者在媒体内外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同样是这些因素，也有助于解释对于反战抗议的强烈仇恨，对主导叙事强有力的甚至几乎不顾一切的重新肯定，和海湾冲突中显而易见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对暴力的美化和军事主义”（Kellner，1992：255，引自Carl Boggs，未出版的论文）等现象。人们通过挺战仪式，找到了在日常生活中被否定的对社群和赋权力量的体验，不管这些体验是多么短暂。
我们对报纸怎样（和为什么）将按一定的框架呈现反战运动的分析，也可以通过考虑三种反战话语各自与主导叙事的关系来完善。
成本/收益，功利主义的分析。断言对美国人来说，战争的代价与目标相比过于高昂。这种论调通常在媒体中能被充满敬意地聆听，因为尽管它并不认同政府的手段，但接受了其目的；它运作于政府政策话语之中，或与之相关（Walker，1984），并没有对主导叙事提出根本挑战。但在海湾战争中，这种论点并没有像在与利比亚冲突的报道中（Hackett，1991：第10章），或越战后期报道中那样占主要地位（Gitlin，1980：第7章）。对于这种差别可以有若干推测。布什已经成功地说服很多潜在批评者，告诉他们，政府尝试过功利主义的批评意见所提出的各种主要手段（即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但是，无一例外，它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旦国会决定授权军队，很多提议制裁手段的批评家，尤其是那些经常在媒体中能获得露面机会的民主党人，则完全陷入沉默。他们的沉默和战争本身的势头，意味着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另类方案能够得到政策话语中“负责任”的参与者的认真对待。最后，功利主义意见中关注的焦点是放在战争中美国人生命的潜在代价上。这种“运尸袋”的说法和对越战重演的恐慌，无疑激起了最初的反战情绪。但当战争大致按照五角大楼的计划在进行，美军伤亡相对较小，而德国、日本又在替美国纳税人为战争买单时，这一观点失去了可信度。鉴于军事信条的巨大变化（通过参战主体的低强度对抗和其他大规模和压倒性的战斗部署）和科技（电子战场），在未来，不管其他国家、世界经济、环境和美国社会将会因此付出多大代价，美国的干涉很有可能不会导致美军大规模的伤亡人数。因此“运尸袋”的论点作为动员大众抵抗战争的手段的影响力会日渐式微。
普世主义/道德批判。尽管更像是个人是非之心的声明而非实际的政治选择，以和平主义为代表的这类批判在美国政治文化中也得到了一定尊重。这类批判与主导叙事之间是互为悖论的关系。一方面，它寻找和采取道德制高点，可能也认同美国在世界上起着特殊的道德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也直接挑战了主导叙事将军队作为行使道德目的的手段这一立场。它很难将自身作为一条“现实的道路”来对付像萨达姆这样似乎不受道德压力影响的“暴君”。
激进政治批判。条理分明地重新解释美国的动机不仅仅威胁到主导性精英的合法性，而且也冒犯了那些相信或想要相信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叙事的很多“普通”人。这也挑战了记者自己的世界观和他们通常依赖的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此类批判（除了“不要用鲜血换石油”的口号）被推到主流媒体的边缘，却在替代性的报纸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这一点不足为奇。只有在像《旧金山湾卫报》(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洛杉矶周报》(The L.A.Weekly)，或《村庄之声》(The Village Voice)这样的替代性报纸上，警察骚扰抗议者才会是重要的新闻话题（颠倒了“内部敌人”框架），反战联盟才会是具有传统和复杂性的运动，其内部政治才会得到详细讨论（主流报纸无一例外地倾向于将海湾战争所引发的复杂情感、策略和行动简化为支持/反对两分法，并将反战联盟处理为完全负面的、回应性的抗议）。替代性媒体更有可能寻求主导叙事所依据的广阔背景，并为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边缘化的声音提供表达机会。例如，“太平洋新闻社”(Pacific News Service)执行编辑克鲁斯(Sandy Close)描述了她的媒体机构对海湾危机报道的三个原则：培养阿拉伯和穆斯林声音以提供对中东的更为广泛的视角；探究国内战争反对派的逻辑；监测美国干涉的动机和现实(San Francisco Media Alliance，1991：6)。
就和平运动而言，对报纸框架的分析意味着需要将黩武主义认定为文化问题，并考虑到文化中战争主导叙事与民族认同的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对那些要求减少黩武主义外交政策的人而言，一个长期的任务是，要么提出与文化模板的公认版本一致的其他外交政策，要么挑战和代替模板本身，而后者意味着彻底改变政治文化的艰难工程。不管做哪个选择，和平运动必须继续建立起超越纯粹回应性、负面性政治的联盟，而提出关于“何为美国”的另一种视野。
对新闻业来说，本研究暗示了它需要承认有两种因素影响着其对关于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讨论的报道，这两种因素分别是主导叙事和越战时代可疑的刻板成见。在一位总统再一次感觉被迫要轰炸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将其退回前工业化时代这种事情发生之前，需要现在就对主导叙事的假设进行开放的、不断的、批判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