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媒体所有权明显多样化、全球媒体流动多向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
区域性媒体是否是全球化和民主化之间决定性的纽带？像巴西的环球（Globo）这样的地区媒体是否有助于建立更多元化或更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我们认为问题需要慎重审视。这里的关键在于民族主义（文化）的分析框架与以阶级和其他权力因素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间的对比。前者可能认为跨地区及反向的媒体流动颠覆了美国文化产品向世界其他地区单向流动的“文化帝国主义”体制。但是，这种媒体流动的多样化与多向性不应该与新的制度逻辑，以及民主选择和表达的新时代的到来等说法相混淆（Zhao and Schiller，2001）。相反，资本积累的逻辑正成为全球传播体系的统一规则。如上一章所论及，跨越空间的全球化媒体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媒体生产中“纵深商品化”的过程，是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超级商业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旧式殖民主义相比，全球化让跨国集团更容易地整合地方企业、吸纳当地精英，而不再从政治或经济上消灭他们（Sklair，2001：256）。
因此，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相排斥可能是一个误解，基于反向信息流动而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值得推敲的。以拉美为例，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北美媒体和企业模式影响了拉美，依附和模仿不是这种整合的全部；当地的政治文化也塑造了拉美的媒体。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个文化地理学的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的主导治理逻辑问题。在分析拉美电视剧的成功输出并把它当做反向媒体流动的经典范例时，正如马特拉(2000：43)所提醒，在拉美本土文化吸纳国外机构和广告商的文化并将其发展成本土文化形式之前，早已被前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西方模式和观点与理解和促进全球政治、媒体民主化过程之间有多大的充分性或关联性？
这里，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双重过程正在出现。一方面，在西方出口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国的两方努力下，西方媒体理论和实践得以全球扩散。起源于欧洲启蒙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观点正在指导着东方和南方“转型社会”的媒体改革。在非洲，虽然很少有人接受公共服务广播的观点，但也没有其他西方或是来自于当地传统的民主选择。西方媒体及其产品，还有它们的组织和职业模式都在世界许多地区得到传播，并深深地扎根于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壤里。由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对非西方新闻工作者的训练计划就是这种传播的主要形式（Aginam，2005）。
另一方面，颇有些吊诡意味的是，西方媒体体系最民主的方面——客观性和公共服务性广播的职业理念——被传播到其他国家，可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却被削弱了，过度的商业主义严重腐蚀了美国媒体的公共服务理念。如本书第4章所示，当东方和南方的改革者在拥抱北美新闻的“客观性体制”时，西方激进的民主评论家指出了它的局限：它使公共话语倾向于那些最具有文化、经济、政治资本的阶层，它成了推进媒体结构性改革的障碍，它阻碍公民社会运动和媒体之间产生正面联系，它使媒体在冲突性问题中走向极端（另见哈克特，赵月枝，2005）。尽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配合，新闻监督的力量不应该被低估，但是在威权政治、社会整体不平等、城市中产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改革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在中国，虽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呈现碎片化和局域化的特征，西方式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实践也不可能被简单地移植过来（Pan and Lu，2003），一些新闻从业者仍执著追求新闻的相对独立性，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角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权力关系的束缚，这些监督往往只能曝光地方丑闻，不涉及深层问题（Xu，2000；Zhao，2000a，2004c；Zhao and Sun，2007；郭镇之，赵丽芳，2004；孙五三，2002)。即使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调查性新闻也可能被政治力量压抑，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它常常较少反映农村贫困人口被压抑的抗议之声。
上述质疑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否能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媒体和民主的评估标准？当下的民主传播理论假设了一个关注内部政治社会联系的民族国家框架，可实际上，民主斗争一直都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和外部关系相互勾连，不管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两个世纪后的民权和反战运动，还是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反对资本主义运动都能证明这一点。
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提醒我们，民主既取决于全球国家体系内各国之间的霸权与从属关系，又取决于民族国家内阶级与种族妥协的程度。这里，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条件和互动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有持久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治理问题有着深远的意义。虽然我们不一定要接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内在张力这种观点(Wood，1995)，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时确有矛盾和关系紧张的一面。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意大利、德国和希腊）有时也会回复到独裁统治中；在最近的民主化转型之前，亚洲（印尼）和拉美（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其他国家）对市场改革的推动与维持有时依靠了严酷的军事独裁统治（Petra and Veltmeyer，200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