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历史、政治经济与话语赵月枝郭镇之中国电视业可视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部分，它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从一个单纯的政治宣传机构演变为政治性与商业性结合的大众传媒。一方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技术与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之下的；另一方面，中国电视政治性和商业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本身。本章试图对中国电视所具有的“最具影响的传媒”地位从宏观上加以描述。在简短地分析了改革前和改革早期中国电视的历史之后，本文探察此后电视业的转型，分析其具有决定性的话语与文化特征，讨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电视作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一部分在当前发展和未来演变中的关键问题。
■改革前的中国电视：民族振兴雄心和外国规范模式的转变
中国电视的发展可以大致分成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一阶段，电视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单一政治和教育工具，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极小。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198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电视与有关改革的政治动员和知识精英话语紧密结合，在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占据了中心位置。第三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电视在宣传主导意识形态，推行市场经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显示出象征着党和政府领导的国家建设的电视与冷战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1958年“五一节”，北京电视台开播，接着，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也赶在当年开办。中国政府之所以匆忙开办了三个大陆电视台，其目的旨在针对台湾当局于1958年“双十节”（10月10日）开办电视的计划，以便在政治角逐中占据上风。但台湾的电视却直到四年以后，即1962年10月10日才开办。尽管中国遭遇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封锁，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中国电视迅速建立起来。创办初期，电视发射技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节目模式师从苏联和东德，电视机及其技术主要从苏联进口。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的需要引导着许多省会城市也陆续开办了试验性电视台。然而，经济建设基础设施的不足，大规模群众经济运动的失误，加上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的中断，致使中国1960年代初期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新生的中国电视体系也因此被缩小（郭镇之，1991；Hong，1998）。
从诞生之日起，电视便从制度和指导思想上融入了作为党的宣传喉舌的既有媒体体系。由于制作能力的不足限制了早期中国电视的内容生产，它不得不播出已有的媒体内容，例如由新闻和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而自制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关于英雄模范人物的电视剧，以及在演播室进行直播的儿童节目和其他文化教育类节目，娱乐节目主要是故事影片。由于电视观众数量极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没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电影制片厂常常在电视上和电影院同时上映新的故事影片，有时甚至在电视上首播，这样电视观众便可以在各地的文化活动中心与电影观众同步看到新影片，而票价也只相当于电影的票价。当时几乎不存在趣味性新闻报道，新闻内容也限于主要政治事件和国家政策报道，因此电视的娱乐功能几乎未被开发。在“大跃进”后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北京电视台曾尝试提供少量轻松娱乐综艺节目，例如《笑的晚会》，以转移、缓解群众的物质精神困苦，但不久之后，这类大众化节目被斥为“庸俗”、“浅薄”、“格调低下”，电视的娱乐功能遭到公开压制。
仍然处于婴儿时期的中国电视体系在“大跃进”后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运动初期，北京电视台曾被短暂地停播了一个月；而大多数省级电视台则被无限期地勒令停播；在上海，电视成为造反派政治斗争的工具。新闻和文化节目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因特定的政治需要偶尔出现，同时，中国电视也对西方世界关闭了大门，终止了与维斯新闻社（VISNEWS）于1963年所签订的年度电视新闻影片的交换协议。
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电视技术和基础设施仍然有一些重要发展。许多城市在“把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传到（当地）”的口号下纷纷建立电视台，并通过国家邮电部的微波干线网相互连接，共同转播北京电视台的节目，而这种转播模式为后来中央电视台全国新闻联播奠定了网络基础。1976年底，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台。当然，电视观众的数量仍然很少，电视覆盖率只有36％，平均大约1600人才拥有一台电视机（郭镇之，1991：123）。1973年，经国家领导人批准，中国决定放弃自创彩色电视制式的努力，采用联邦德国的PAL制式，开始试验彩色电视的播出。选择德国的PAL制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治上的考量，因为中国当时的政治敌人美国和苏联分别采用了三大成熟制式中的NTSC和SECAM制式。
1972年，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由此导致世界冷战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一事件既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的重大时刻，也是中国电视历史变化的重大契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电视网通过通信卫星向美国实况转播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表现出的娴熟高超的专业技能令中国同行感到震惊，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倘若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伙伴曾经帮助中国引进了电视，那么，正是透过美国电视，中国电视业看见了自己未来在全球发展的前景。
1.从政治动员到商业革命
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于1976年去世，紧接着“四人帮”被推翻，由此开始了中国的改革时代。中国电视的变化是迅速和剧烈的。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被重新命名为中央电视台，成为全国性电视台。电视节目逐步恢复并发展，从国外引进的节目最受欢迎，例如《国际新闻》、《世界各地》、《电视剧译制片》。这些节目迅速成为最吸引人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人跨国想象的文化资源。经过多年封闭之后，中国观众热切地希望通过新的电视窗口了解外部世界。
然而，这扇窗户却被迅速的制度和思想转型结构化，并嵌入其中。首先，商业广告引进了。虽然直到1979年年底官方才正式批准了传媒广告，但上海电视台早在1979年1月29日便播出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个电视广告（参茸补酒）；其后又于3月15日播出了第一个外国商品广告（瑞士雷达表），从而开始了中国电视从国家供给的宣传工具朝向娱乐性大众媒体的历史性转型，传媒由此具有了宣传和商业的双重目标。其次，电视节目的供给方式市场化了。中国电影行业的经济改革使得国家所有的制片厂日益关心经济效益，日益担忧市场竞争，它们开始拒绝免费或者便宜地向电视台提供影片，电视业不得不“自己走路”，出路是迅速发展节目制作能力，并从国外进口节目。结果，外国电视节目的进口急剧增加（Hong，1998）。携带广告的日本动画片和外国电视剧与其宣传的进口商品一道，马上迷住了渴求娱乐的中国观众，中国电视成为急欲进入新开放的中国市场的跨国商业公司最有效的广告工具。不久以后，市场机制便被引进娱乐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发行领域。在广告商和商业赞助者的支持下，电视热迅速升温，电影制片厂和戏剧团体也被吸引到电视剧制作的新领域来，使电视剧成为最热门的视听叙事方式（Yin，H.，2002：30）。于是，一场新的“文化革命”开始了：电视机开始成为最抢手、最令人渴望的消费用品，中国兴起了消费文化的高潮。
在制度层面，1982年新的广播电视部在国务院机构下设立，电视上升为最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从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党中央将首先发布权威新闻消息的场所从传统的晚间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移到7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新闻联播》从此成为党和国家发布最重要政治新闻的首选渠道。到1984年，中央电视台在中国农历新年大张旗鼓地向全国播出春节联欢晚会并赢得巨大声誉的时候，电视作为国家最受欢迎的媒体的地位便完全奠定了。
然而，中国的改革进程却孕育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中国电视不仅陷入了这些矛盾之中，而且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为其主张斗争的主要场域（Lull，1991）。一方面，电视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计划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知识文化思潮广泛酝酿的语境中，电视也是冉冉升起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推进其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思想的积极论坛。1980年代早期和中期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为具有改革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将电视作为从事政治传播的严肃媒体的必要空间。虽然商业主义已经悄悄潜入中国电视，但是，受众收视率、适需市场和广告合同还不是那时中国电视的当务之急。结果便呈现出鲜见的历史场景，电视在“第二次启蒙”（相对于五四运动最初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中国的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将精英语汇大众化的角色，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整合进程，而且也公开地散布了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全盘西化的期望。
对于这种改革主义思潮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倾向，没有一份媒体文本比1988年播出的有争议的6集电视纪录片《河殇》表达得更为有力了。这个节目是由一群年轻的大学教师、作家和电视编导制作的，它攻击了中国所谓的“黄河文明”——以黄河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攻击其独裁、僵化和宿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进一步整合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热切向往。这个纪录片是1980年代中期“精英文化热”的一个样板（Wang，1996），它汲取了知识界资源，采用直观的形象，建构了一种民族危机的话语，鼓动观众去深思中国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前景。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节目作为激烈辩论改革前途的一部分，发出了富有政治含义和雄辩力量的话语，十分引人注目，在党的内部改革派别的支持下，很短的时间里便在中央电视台连播两次。
《河殇》的播出以及其后在都市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河殇》热”体现了19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极为紧张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这是都市人群期望值大大高涨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出现了强烈的民主参与热情和对理想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期待。他们相信，这种市场经济会使中国变得富强起来。但事实上，双轨制的经济为部分政府官员创造了巨大的寻租机会，他们将手中的政治权力转变为经济资本，合法地掠夺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新出现的官员腐败，加上通货膨胀所加剧的社会分层，使都市人群对不平等的经济机会和可能下降的生活水平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改革的未来走向处于迷茫之中。其后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大多在中国电视上得到了反映。在学生的抗议活动处于高潮的时期，由于党中央内部对运动性质的看法发生分歧，党的宣传指挥系统出现了暂时的失控，电视则以对学生和市民抗议的同情性报道帮助动员了社会对运动的支持（Lull，1991：188-189）。这种情况在中国电视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不仅对中国历史、而且对电视发展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风波过后，党的领导再次强调正面报道和舆论导向。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从积极介入精英政治和文化辩论的立场后退。1992年，邓小平汲取苏联东欧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号召加快朝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此作为应对之策。市场力量迅速席卷中国的传媒系统，转型从内向外发生（Zhao，1998）。1992年6月，党的文件将传统上由政府公费给养的思想文化机构列入“第三产业”。“利润”成为中国电视竞赛的新名称。电视处于政治控制和商业化的双重压力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