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全球化、强国梦与中国报刊关于WTO的话语任何隔绝与分离一些区域的尝试都越来越意味着这些区域将处于被全球系统更为野蛮地支配和削弱到无力而贫困的状态。（Hardt and Negri，2000：28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是中国媒体在世纪之交的两大叙事主题。这两大事件——尤其是“入世”——作为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的里程碑，对于中国与急剧变化的全球秩序而言都有深刻意义。从跨国公司到中国的领导层，从富足的城市消费者到贫困的内陆农民，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无不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媒体关于“入世”的话语表达，可以作为个案来研究媒体话语背后隐藏的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取向。倘若中国媒体在结构上已在一定基本政治经济框架内日趋多样化(Chen and Lee，1998；Wu，2000；Zhao，1998)，那么这种多样化结构如何表现在话语层面上？倘若中国传媒系统已经淡化甚至摒弃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Z.He，2000)，那么它又在拥抱什么新的意识形态取向？同样，倘若国家宣传因商业化、全球化和新技术等因素的冲击而日渐衰微(Lynch，1999)，哪种替代性的社会力量继续发挥作用？谁在中国媒体发出声音，谁没有？本章以报纸为例，通过分析中国媒体关于WTO的话语来探讨这些问题。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本章并非简单和就事论事地研究媒体的控制或开放机制，而是将这种机制在媒体呈现方面的表征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加以考量，即各种利益群体在事关中国社会根本走向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社会分配。
■研究设置
首先，需要对WTO做一简单介绍。1948年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就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GATT)的缔约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并谴责GATT为“资本主义俱乐部”，于是30多年间新中国一直未加入关贸总协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逐步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接轨并被整合其中，正式加入这个世界贸易机构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国政府将GATT/WTO（GATT在1995年被WTO所替代）成员资格与一系列经济利益挂钩，比如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更多外商投资和出口机会。除此之外，加入GATT/WTO还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相联，GATT/WTO的成员身份与恢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适位置”和获得“新的国际地位”(Harris，1997：137)联系在了一起。从1986年7月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在GATT中的缔约国地位到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上被批准加入WTO，历时长达15年。随着GATT被WTO所取代，中国报纸也将“入关”改为“入世”。“入关”中“关”代表“关税”，其言外之意也可为“关口”、“关节”甚至“机关”。而“入世”字面上就是“进入世界”，暗示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和对全球主义理想的憧憬。
尽管对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更多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媒体对中国漫漫“入世”之路最后几个里程碑事件的报道，但中国的“入世”故事仍然充满了戏剧性。重要事件包括：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1999年5月导致中国反美情绪高涨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以及其后几个月中美WTO谈判的搁浅。中国“入世”事件的高潮无疑是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毕竟，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实际拥有真正的否决权。有鉴于此，本章分析将集中在1999年11月11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到达北京进行最后一轮中美关于WTO的双边谈判，至12月10日这1个月的时间段。本章旨在定格15年中高度流动的媒体话语中的重要片段。这也是WTO历史上大事频繁的一个月。该月中旬，中国就加入WTO议题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从而提高了这个贸易组织的合法性，并强化了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事日程。月末，WTO在西雅图召开重要的部长级会议时，当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WTO抗议活动。虽然抗议并不特别针对中国“入世”，但它可以考验中国报界在WTO问题上对替代性声音——具体说，国外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话语——的开放和包容程度。
本章研究的11种报纸包括3类核心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4种面向特定目标受众的对象报纸(《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国妇女报》)，以及5种市场化导向的报纸(《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证券报》、《中国经营报》和《南方周末》)。本章以话语分析为主要方法，搜集、编码（code）、分析了499篇新闻报道、背景分析与评论，从中厘清并解读各种话语元素，如：潜在与显在的内容、主题导向、新闻来源、呈现方式、分析单位与修辞策略。本章对各类报纸的话语异同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另外，在2000年12月，我还采访了十几位报纸编辑和媒体学者作为文本分析的背景资料。表1显示了全部新闻稿件的分布情况。
■WTO协议：签署了，庆祝了，但是谁知其内容
中美WTO协议的主要故事线索包含了三个部分：从1999年11月11日至15日的谈判；11月15日协议签署(签字仪式，中美发布新闻公报，江泽民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背景、评论、各方反应与关于WTO影响的分析。除了新闻长度有所不同，所有报纸几乎一字不差地刊登官方新闻稿，关于江泽民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新闻尤其如此。《人民日报》的新闻最长，《农民日报》只刊登了一条标题新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来北京参加中美WTO谈判的美国政府代表团》。所有报纸为这个“双赢”的协议欢呼雀跃：这不仅仅对中美双方都有利，而且也是中国早就理所应得的。
党报和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群体的报纸关于谈判的消息虽然不多，但是11月16日这天，它们都在头版用大篇幅登载了相关新闻，不过，《农民日报》仍然比较低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报纸对谈判与协议签署的反应可谓兴奋异常。由于谈判本身的保密性，记者栩栩如生描绘着能观察到的谈判，以及抢新闻过程的各个细节——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Charlene Barshefsky的丝巾到一个女记者脱掉高跟鞋去争夺关于签字仪式的新闻，不一而足。正如表1所显示，市场化报纸明显比党报和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报纸刊登了更多相关新闻。11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用了前4个版面33篇稿件来报道中美WTO协议，这几乎是《人民日报》整个月的报道数量。《北京青年报》在11月16日的“WTO特刊”中用通栏大标题和大幅照片来营造戏剧性的效果，以表达极度兴奋之情。渲染性的大标题横跨1版与4版：《签了！中美入世谈判》，《签了，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签了，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签了，这是一个冲刺的时刻》。该报同时也突出了另一面：赋予高度官方的事件以非官方的色彩。刊在头版的特写照片展现了以下画面：一位外企老板与他的中国雇员正在北京TGI Friday餐厅干杯庆祝这一喜讯。倘若中国领导层的目标是将WTO协议推销给大众，这张报纸无疑是明星推销员。
但是谈判协议都包含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新闻故事最重要的部分——谈判协议的具体内容，却很难在整个报道中找到。在媒体呈现中，投入这么多精力、意义与情感的协议竟然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尽管它的条款涉及的中国在主要经济领域内的关税递减与市场开放等政策，势必影响到中国农业、电信业、金融服务业、声像产品等行业，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但是，中国政府在谈判之后没有透露任何协议内容。党报和目标报纸没有发布关于谈判内容的任何信息。《北京青年报》对于协议激动不已，却也对协议内容本身缄默不语。《南方周末》在11月19日的封面故事上，大胆地提出了政府没有透露协议内容的问题。它从业界的角度呼吁：“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要有一种紧迫感，现在正是‘竞争总动员’的时候了！但是没有信息，不能了解形势怎么能进行这种竞争呢？”即便如此，它也仍然没有把协议内容放在显著位置，而只是在21版(23版也有一小段)一篇记录美方在京新闻发布会的文章中透露了美国贸易代表团所发布的英文稿内容。基于同样的英文新闻稿，《中国证券报》将协议内容藏在11月17日8版的右下角，而《中华工商时报》则在同一天把一条234个字的有关协议内容的新闻埋在2版的一个角落里。
■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当做中国的归宿？WTO与市场法则
对WTO协议实质内容的总体忽略，对丝巾、高跟鞋等花边新闻题材的津津乐道，这些新闻作品表明，中国报刊没有发挥至关紧要的信息提供功能。同时，报纸需要积极培养全社会对这个协议的支持，需要扮演传统党报角色中集体鼓动者的角色，为中国“入世”后的社会经济变化做好舆论上的准备。新闻报道相当明显地融合了中国决策层关于WTO经济影响的主旋律：机会与挑战并存，但机会多于挑战，或按照报纸里的陈词滥调来说：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没有一篇报道质疑“双赢”这个基调，也没有一篇评论指出协议的具体长处。报道重点在于详细阐明官方口径：我们成功签署了协议，而且它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大多数分析文章依据国际专家的意见与非常肯定的语气，来列举WTO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种种益处。
其中，“国际经济权威机构”是最重要的事实来源，比如WTO会拉动年均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虽然有报道承认，某些经济领域在短期内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新闻报道的主导性框架是用各类抽象字眼表达“总体利益”，如“国家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根本利益”，或“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以及像GDP增长之类的经济指标。例如，《中国证券报》用整整一页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WTO影响的研究报告摘要。头版头条称，“入世将产生巨大的效率收益”，但是，淹没在里页的统计数据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农村居民是明显的输家”，当城镇居民收入增长4.6％时，农村人口的收入将下降2.1％。为了展示报导的倾向性，我们不妨想象如下两个可能标题，它们看似令人震惊但确也符合报道内容：《入世会加大城乡差别》，或是《入世使城市人受益，农村人受损》。WTO协议尽管使特定阶层受益，可报道却把特定阶层的利益表达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我在这里假设的标题之所以不可想象，并非因为它们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而是中国报业特定形式的意识形态框架使这样的标题成为不可能，或者说，不便于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