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努力会”与《努力周报》同人
应该说，有了“努力会”，才有了《努力周报》，因为努力会的成员要有一个阵地去实现自己的宗旨和理念。
按照《“努力会”简章》所说，努力会（后来胡适等会员间的通信中，自称“努力社”，大概也包含努力周报社的意思）正式创办于1921年6月1日。当然酝酿成立的时间会更早些，1921年5月下旬胡适发给丁文江的明信片称，“那个东西的名字，我想用‘努力’，何如？”胡适所指“东西”即为策划中的秘密性质的小团体。据胡适日记，最初策划成立小团体是在胡适的家里进行的，参加者有王文伯（王徵，新银行团的秘书，参与联名《我们的政治主张》）、丁文江、蒋梦麟及胡适等共四人。但《“努力会”简章》所列举的创办人为任鸿隽、丁文江、王徵和胡适，没有蒋梦麟。后来陆续又有新的成员加入努力社，但胡适后来说最多时也不超过12人。根据胡适与友人的通信可以知道，相继成为努力会新成员的有蔡元培、朱经农、王云五、陈衡哲、徐新六（字振飞）等。甚至胡适、任鸿隽还有过让张君劢入社的打算，而且朱经农也认为张君劢“是个诚实的学者，很可以信任的”，只是担心事情被张的弟弟张嘉璈知道，因为其弟“交友太杂，手段太高”。
大概后来努力会并没有收张君劢入社。按照章程规定，努力会由创始人公推一人担任“理事秘书”，主持会务。根据努力社实际运作情况看，胡适是这个小团体的领袖，章程是胡适起草的，开会的事也由胡适来召集，如1923年11月间丁文江写信建议胡适在上海召开“一个正式的会”，研究“努力社的事”。努力会的章程规定“本会的性质为秘密的”。所谓秘密的，也就是对外不公开。大概担心对“秘密”二字的理解有歧义，所以王云五曾经建议改为“本会的性质暂时为不公开的”。这种“秘密”或“不公开”的定位，除了考虑减少不必要的政治麻烦外，更多的还是基于自身发展会员的主动性的考虑。如果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大概会有很多人申请参加，而独立会会员的资格条件要求又比较高，要求“有正当的职业”“有忠实可靠的人格”，按照胡适的解释，就是“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已成为会员者在事业成就和社会知名度等方面都属于很成功的人士，也说明入会的门槛很高。我们把这个团体看作是一个超级精英俱乐部是不过分的。它意在主动寻找合格者，向其发出邀请，而不是被动地拒绝或接受申请者。
努力会的精神可以说是积极的、向上的、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其简章称“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谋我们所做职业的进步”，“我们当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并当极力使我们所做的各种职业也互相联络，互相帮助”，“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我们当随时随地援助有用的人才”。这些承诺可以说是《努力周报》的灵魂。凡是关于周报的方向性问题，都是由努力会成员或通信，或开会协商解决的。《努力周报》由丁文江提议发起创办，胡适起的报名。周报开展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最初也是丁文江提出设想，胡适与之通信后确定下来的。周报决定停刊和复刊的很多重要事情，也是社（会）员们商定的，1923年10月7日胡适日记：“约了《努力》社同人在旅馆吃饭，谈《努力》事，及我的行止。决议：（1）《努力》暂停，俟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时继续出版。《读书杂志》不停。（2）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
二事皆以我病体未愈为言，不关政事。”14日日记：“到叔永家中，与叔永、莎菲、经农、振飞商量《努力》事，决定月刊办法。又商量政治问题，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来。”胡适自然是“灵魂”中的灵魂了，涉及努力会和周报发展的大事小事，最后拍板决策的差不多还是胡适。1924年1月丁文江致信胡适，表示他不赞成《努力》复刊的事再拖延下去了，但既然胡适坚持，“我也没有法子”。丁文江也不认可再继续出版《读书杂志》，因为与拟复刊的《努力月刊》的思想革命为主的内容“重复”。努力会部分成员是周报写作撰稿的主力。胡适是周报撰稿的第一主力，丁文江大概应该排在第二，据他自己统计，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为周报写了十万字的文章，陈衡哲、任鸿隽等人也写了不少文章。徐新六、王徵等人似乎没有写过稿子，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在学术单位任职，而是在银行等实业机关里工作。在胡适日记里，徐新六是一位学养很深的人。
1928年12月1日记：“新六天才高，博学而不肯动笔，人多不知其深于文学。我曾劝他以余力试译他最赏玩的Anatole France[阿那特·法朗士]的书。他总不肯轻易下笔。今晚我力劝他做札记，他颇赞许，说愿意开始笔记。”在胡适、任鸿隽、陈衡哲、丁文江、朱经农等努力会成员的信函往来中，除了提到“会”以外，还常提到“社”，估计是把两者看做一个事物，如陈衡哲写信给胡适表示愿意入努力会时，就把“会”说成“社”。但在胡适的公开对外文字中，所经常提到“努力社”（如1924年9月9日致信《晨报副刊》称“努力社有几个社员现在商务印书馆”），显然不是指秘密的努力会，而是泛指参与《努力周报》的一批人。起码蔡元培并不是周报社的组成人员，因为胡适1923年10月的一封信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努力会成员积极发展自己熟悉的朋友参加到周报供稿人的行列。
顾颉刚是胡适忠实的学生，胡适也很看好顾的才气，顾颉刚的日记有很多关于胡适向他约稿的记载，如1922年1月4日记：“适之先生来谈四小时，使我愧甚。适之先生拟办周报曰《努力》，已请立案，嘱我撰文。”顾颉刚一般也不辜负老师的委托，能交出上乘的文章。高一涵为周报作的贡献具有独特的作用，不仅联名《我们的政治主张》，平时文章撰写得也很勤奋，胡适告假南下时还在北京代理周报的主编。高一涵和胡适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胡适曾经在他个人婚姻生活等方面帮助过他。胡适的侄子胡思永、表妹曹诚英、同乡汪静之等也是因为胡适的关系加入到投稿者的行列中的。
周报的同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似乎有理由认为，《努力周报》这个同人刊物的“同人”，由表及里有几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努力会的正式会员，这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也是狭义的同人；其次是可以被称作“准”会员的层面，这个层面的人同胡适、丁文江等交往较为密切，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比较一致或接近，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却不是努力会的会员，其原因或许在于某些方面与努力会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或许其本人并非很热衷于直接地干预政治。从张君劢对民主政治和西方价值观的认同来说，他绝对是周报的同人，而且事实上他与丁文江、胡适等的个人关系也不坏，即便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他们之间还是以朋友的身份继续正常交往。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上海的日记：“志摩邀吃午饭。会见张君劢、张东荪、翟菊农”；11日日记：“到君劢家中，赴东荪约，吃饭。……与君劢步行回旅馆，谈至十二时始归。”高一涵也为周报写了很多文章，单纯从篇数来看差不多和胡适不相上下。但他似乎并不是努力会的成员，而应算作最接近核心的那一圈的同人。顾颉刚、徐志摩等人也属于此类情况。
顾颉刚有着近乎清教徒般的个人操守，但似乎对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还不很大。《努力周报》时期徐志摩、胡适之间已经有较为密切的往来，两人成为挚友可能还是更晚些时候的事情，况且徐志摩虽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政治学硕士学位，他本人对中外政治的本质看得也很透彻，却似乎也打定了主意少谈政治。徐志摩浪漫主义的行为颇遭物议，或许也会动摇胡适等拉其入会的念头。所以顾、徐等也只能算作最靠近努力会核心圈子的人，他俩的作用在于繁荣周报的文艺、学术类的内容。胡思永、曹诚英、冯文炳、汪静之等一批晚辈兴趣在于文学创作，处于被提携成长的过程中，但从价值观念特别是对于新文学的追求上，应该也属于周报的广义的同人。当然，广义的同人们不必受努力社规的束缚，也不用捐助办刊的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