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手段进行传播成为中国日报的重要手段。2008年2月26日，中国日报与中国移动合作，正式开通中英文双语手机报，向数十万用户及时发送最新消息，保证在第一时间内将包括涉藏报道在内的重要消息传递给用户。开发《电邮报》，第一时间送达国外政商要员。从2008年开始，中国日报利用网络技术，创办了《中国日报电邮报》（China Dailyec lips）。在精心设计和再次编辑的基础上，电邮报将中国日报报系的重要稿件按分众服务的原则编成标准版和企业版，通过电子邮件每天发送至境外政、商领袖和智库的信箱。目前已打造成包括两个日刊、一个周刊和不定期专题增刊在内的系列产品，发行至24个国家和地区。电邮报的发行，保证了在第一时间将中国日报的重要稿件内容送达高层读者，有效地保证了《中国日报》信息的广泛发布。
《中国日报》2008年3月22日刊登头版文章披露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暴乱。在国内的英文媒体中是最早的。从22日开始，每天都在头版、国内版和评论版对西藏暴乱进行集中的、系列的报道。其中很多文章都是专门针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目的就是要澄清事实，披露真相。在报道的时候要了解西方媒体的论据，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驳。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有很多不顾事实，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正可以用来击破他们的谎言。
中国日报采访了权威人士，在报道中举事实，讲道理，对某些西方媒体有关政府武力镇压和平示威论、中国宗教不自由论、网民受政府资助批判西方媒体论、汉族破坏西藏文化论、中国媒体报道不自由论等无耻论调做出了有力的回击。从报道策略上来讲，在对藏独分子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对于西方的一般读者，应该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报道，更多地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更利于他们接受。
二、四川汶川地震———从危机中获得先机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这既是一次特大自然灾害，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危机。从危机事件的分类来说，这是一场产生全球范围内舆论效应的自然危机。
现代社会，传播科技的发展及受众主动性的加强促进了国际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加剧了国际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在现代社会中，风险事件日常化、公共化，具有突发性，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使得国际传播的传者包括了政府、媒体、NGO、公民等多个主体，传统的国际传播以政府为主体的特征被打破，形成了多个主体合力传播风险事件的状态。同时，社会风险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各类危机事件频发，人们的利益诉求增加，政治危机、金融危机、文化冲突、自然灾害、生态环境、公共卫生、伦理道德等都具备国际化特点，都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风险发生的不可预测、混合性、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同样加剧了国际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经常使国际传播处于保持信息传播的准确、及时和风险事件不可预测、不确定性产生悖论的两难境地。特别是在媒介融合的多媒体传播背景下，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能满足风险事件国际传播的快速性、生动性、连续性和立体性，有助于风险的控制，但传播主体的多元与新媒体的时效性优势也可能使国际风险传播的内容的权威性、可控制性和客观性减弱，有可能导致传播失误。谣言与流言泛滥，加之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国家之间误读依然存在，也可能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灾难报道是西方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灾难报道作为危机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构成了特殊时期国家形象塑造的主要舆论环境之一。各种类型的灾难，如墨西哥大地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印度洋海啸等，会影响外界对这个国家安全性与可靠度的认知，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居住、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也会影响这个国家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度，国家形象与危机之间的关系也会显现出来。
时效性是国际传播时代的“角力”焦点。新闻的特性和规律决定了新闻是“易碎品”，时效性是新闻价值的首要因素。在国际传播时代，互联网和卫星通讯的高速发展使信息的传播以秒来计算。因此，国际新闻报道要讲究时间性，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快速度发出去，与受众见面。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抓住了时效性就站在了报道此事件的“制高点”上，忽视了时效性就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未来媒体的竞争并不只是传播技术和信息包装的较量，也不只是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新闻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的较量，而是“原创信息”多寡的较量。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要在正确处理传播纪律和新闻报道关系的基础上判断和报道新闻，利用新闻来传播中国的形象，在国际新闻竞争中力操胜券。充分认识文化间传播中的刻板印象和为他人设想的能力的作用。刻板印象所触及的范围不但涉及其他的种族、社会群体，也及于自己所属的种族、群体。所代表的印象可能是歪曲的、不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利的，甚至也有部分真实在内。总的来说，“刻板印象往往妨碍了不同种族间有效的沟通”。因此，在传播中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打破西方对我国固有的刻板印象。
根据学者道格拉斯·贝利的研究，西方媒体对国外自然灾难危机的关注点按显著程度排序，分别是伤亡人数、救援效果、危害程度及可能对所谓民主自由产生影响的程度。这些同样构成了此次汶川地震后西方媒体报道的焦点。伤亡数字是各个西方媒体滚动报道的焦点，尤其在灾后第三天，死亡人数超过两万人之后，不少西方媒体将地震报道放到了头版。部分主流西方媒体关注了中国政府及时反应，迅速调集解放军抗震救灾的行动，多数媒体对于此次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很多西方媒体讨论了此次地震后，中国公众对灾区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舆论支持，以及在哀悼日当天中国人的一致表现。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次灾难发生后，新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采集的国际舆论信息中，美国不少博客作者对此次地震灾害给予了关注。尤其是一些曾经去过四川的美国人，在博客中描述了这一地区的险峻和救灾的难度。作为独立的信息源，博客、视频网站等互联网传播渠道常常能够在国际舆论中对主流媒体的话语起到修正作用。新媒体空间中，既存在“传播———反馈”的传统媒介互动形式，包含BBS、QQ、MSN等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群体互动、小组互动。因而，从表现形式来看，新媒体更具有可信性、接近性和人情味，为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群聚集和相互影响创造了条件。互动建立起的集群内部会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重整意见群体，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甚至认为由此会产生一种称之为“群体极化”的效应。
通过对西方媒体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形象在灾害危机中往往不是孤立和宏观的，也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文化形象等种类。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主流媒体公开化、透明化的报道让全世界震惊、感动，借此机会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因此，汶川大地震也被有些媒体称为中国媒体的“成人礼”。同时，通过博客、播客、手机短信、手机视频等新媒体方式的传播，使全世界在第一时间了解了地震的详细情况，使汶川地震的危机化解为对外报道的契机。
三、新疆“7·5”事件———传播策略的调整
2009年7月5日20时左右，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6小时后，国内各大网站先后刊发了题为“乌鲁木齐发生一起打砸抢烧骚乱事件”；16小时后，媒体报道死伤人数，其中死亡140人。随后有关这一严重暴力事件的报道接踵而至。和以往同类事件相比，中国媒体对“7·5”事件反应适度，信息充足，公众对事件的知情愿望得到了很大满足。实际上，这正是由于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采用不同以往的传播策略，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不但让公众感到意外，就是境外媒体也对此颇感惊讶。
这次报道的成功策略之一就是信源采用多样化。在以往的危机事件传播中，中国媒体采用的主要信源是官方渠道，信息主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新闻发布会。“7·5”事件后，许多媒体采用了目击者、受害者、的士司机、游人、东莞打工的新疆女工，甚至还包括在新疆考察的华文媒体工作者等提供的信息。尽管信息集约中也存在政府声明和表态，但主要关注点明显偏向于现场各界人士。
“当我们在一个新的情境中不确定应该做什么时，我们就需要‘附和’他人，依靠那些知识更丰富的人来获得指导。”当一个危机事件发生，相关信息缺失时，人们表现出从众既是为了维持社会认可，也是为了增加他们在不确定情境中正确行事的机会。尤其是这个想象中或现实中的“群体”对于个体而言是属于首属群体，群体压力和吸引力将更大。
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使传播渠道多样化。在对危机事件的以往报道中，传播渠道往往集中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传统媒体上，其他媒体通过转载相关内容，提高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参与和关注度，由此造成手机短信、网络邮件以及人际之间对事件的一些不确定信息或谣言的传播。
实际上“疆独”分子通过设在Facebook上的群组等西方社交网络发表各种反动言论，煽动策划了这起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后，国内网民与国外部分媒体及“疆独”分子开展了针锋相对的网络论战，网络信息渠道成为主要战场。以搜狐网为例，事件发生的前4天时间里，发布各类报道641条，平均每天160条左右，平均每小时刊发的信息在7条左右，其中包括大量传统媒体刊发的报道和评论。与搜狐网相比，一些传统媒体在强化现场和深度报道的同时，注重媒介融合的重要性，转载了部分网络媒体信息，甚至包括个别网民的博客信息。7月9日，《环球时报》刊发了一条《“疆独”头目热比娅用假照片掩盖真相欺骗世界》的消息，消息来源于环球网友的爆料：此前在YouTube网站上有一段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热比娅的视频，在这段视频录像中，热比娅竟然拿湖北石首警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照片来“证明”中国警方是如何对付乌鲁木齐“和平示威者”的。
此外，疆独分子在中国驻土耳其（安卡拉）大使馆前示威时，手持在杭州发生交通事故现场的照片被网友公布后，传统媒体也对此加以转载。中国网民群策群力，自发开展了揭露国外媒体荒唐报道的民间行动，迅速成为一种网络风潮，让西方听到了中国民间更多的真切反对的声音。
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部分国际媒体对我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和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抨击，特别是土耳其，部分政府要员和民众认为中国采取的是种族清洗政策。作为国际传播机构，有必要站出来发挥媒体的作用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于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演播室建立在乌鲁木齐，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的优势，邀请土耳其的一家电视台一起来做土耳其语的网络直播，当时外边还很混乱，国际舆论也摇摆不定。国际台的主持人、外籍专家、合作电视台的记者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利用这个新媒体平台就土耳其人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效果非常好。在对话中，土耳其当地受众了解了事实的真相，进而对某些官员的言行进行公开批评。这次网络访谈对话是我们利用新媒体进行国家传播的典型案例。
第四节 由外宣到外交，外宣外援相结合
随着国际传播由过去单纯的由国家管理向着由国家和商业机构双重管理的转变，国际传播的内容呈现由“宣传型”向“新闻型”回归，由“硬新闻”向“软新闻”拓展的态势，出现时事、经济和娱乐三元并举的局面，由过去单纯的外宣发展到外交、外宣、外援相互结合的策略。近年来，我国将国际传播与现代公共关系的理念和手段相结合，通过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充分借助“第三方”的传播力量，如国际主流媒体、各种非政府论坛、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业和专业公共关系公司等。改变过去只依赖传统、呆板的政治宣传，构建一个由外宣、外交、外援互相结合的综合传播体系。
一、利用外交等手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从当前国际政治话语与新闻话语看，在网络渗透和网络公众外交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不仅成为判断是非的合法标准，而且是一种攻击型的话语体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软实力上的脆弱、话语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在政治正确性标准上往往受制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和新闻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不够主流。在很多重大事件中，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显得表达不够策略。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要善于利用各种渠道推广国家形象，提升国家的政治传播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