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全球化的时代，疯牛病的恐慌立即蔓延到了美国。美国的媒体同样不遗余力地持续报道这一议题，并增加了民众对于国内爆发疯牛病的高度恐慌。CNN采访了一位44岁因克雅氏病（CJD）而去世的佛罗里达州男子的遗孀和女儿，他们细致地描述了他的症状和去世，令人毛骨悚然，最后，CNN的记者强调，“他从来没有出国过。”（CNN，1996）暗示对疯牛病的恐慌不应该只是英国和欧盟的专利。这条新闻播出之后，不仅反对进口英国牛肉的呼声更加高涨，甚至有不同专家提出终止英国旅游线路和停止高级互访的建议。疯牛病危机在大众传媒的一次次推波助澜之下已经超越了其原本的科学和免疫学意义，而是成为了全社会的恐慌。
从传播手段上分析，报纸的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充分发挥图片和视频新闻的功能，运用视觉传播手段，成功地将受众的恐慌进一步提升。对疯牛病的影像报道已经可以分为四个类别：关于人类大脑的影像，运用图片化的细节展示来说明大脑如何受到攻击；奶牛的图片，牛盯着镜头的目光，或挤奶或在屠宰场；麦当劳或其他以前曾经提供英国牛肉的餐馆；英国政治家的影像，特别是首相梅杰，卫生与健康大臣多莱尔，农业大臣霍格等。这些图片图像没有一个能足够地引人注意，让人反复观看或因此获奖（The NewYork Times，1996）。因为这些图片和报道只有一个作用，增强当时的社会恐慌感，没有未来的应用价值。
在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头看疯牛病事件，会令人觉得这类恐慌非常没有理由。因为由牲畜的疯牛病（BSE）转为人类的克雅氏病（CJD），在整个欧洲只有15起，而全球不健康的饮食、吸烟以及不良习惯却有着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致死率。疯牛病带来的危险性从来没有超过百万分之一，比一般的疾病低了很多（Moeller，Susan D.，1999）。新的研究和预测表明，即使没有新的技术进展，疯牛病（BSE）也可能在世纪之交灭绝。凯金格尔（Kitzinger）和瑞利（Reilly）在欧洲最权威的传播学学术刊物《欧洲传播学期刊》撰文反思针对疯牛病的新闻报道，认为是媒介制造了风险，由于媒体的过多消极、负面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恐慌，使疯牛病超越了其社会现实，而成为恐惧的代名词（Kitzinger，Reilly，1997）。如果套用本书提出的数学模型，那么在疯牛病事件中△R<；△M，媒介报道的变化程度远远大于实际情况，也就是△M/△R>；1，过度的渲染使公众普遍陷入了不必要的恐慌，媒介恐慌现象由此产生。
至此可以判断，疯牛病是一起典型的媒介恐慌事件，媒体通过制造恐慌情绪，启动了一系列的恐慌机制，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而媒介的产权所有人、广告主和媒介自身却从中获益。
（三）恐慌之治：媒介恐慌的分析与治理
在了解了媒介恐慌之后，一个新的问题不可避免。那就是，为什么会有媒介恐慌，谁该为此负责，为了实现媒介安全又该如何防范媒介恐慌？
从疯牛病的案例来看，之所以会产生媒介恐慌，进而导致进一步的全社会的恐慌，是由事件背后的利益博弈造成的。在疯牛病案例中，这是一个尴尬而无奈的“全输”结构。首先，从一开始，英国的当局特别是兽医协会等机构，试图将风险最小化，并减少公众的恐慌心理，但却因此破坏了他们的公信力和信誉度，而最终导致了媒介舆论的暴力和不可控。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恐慌导致了更大危机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透明并得到公众的支持才是重中之重。可以看出和后来的媒介恐慌（△R<；△M）相比，在疯牛病危机一开始，反而是媒介失语（△R>；△M）的。由此可以得出部分结论，媒介恐慌和媒介失语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也进一步验证了，媒介安全是一种动态平衡。
其次，媒介的过度渲染和公众的恐慌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因素的基础上的。由于疯牛病是一种新的、不可见的传染形式，难以描绘和演示，但同时又和日常饮食密切相关，就更容易被舆论和媒体所误导，公众会联想到疾病将导致大脑遭到病毒的攻击。报纸，杂志，特别是电视上展示的疾病和动物尸体是丑陋而恐怖的，过多的细节展示只能使公众更加忽视疾病本身，却更加增强了不必要的恐慌感。受众会以为，虽然致病的几率不高，但一旦得上却是致命的。媒体带给受众的这种想象和实际的风险有比较大的距离，事实上，疯牛病大规模爆发成为潜在灾难的机会非常之小（Gutteling，1991）。
再次，媒介在难以分辨和取舍信息的情况下，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选择了制造而非制止恐慌。媒介的这一选择有其合理性，为了发挥媒介监测社会的功能，理应将潜在的威胁告知公众。但媒介在选择其表现手法时，显然运用了耸人听闻、夸大事实，以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手段（Jaap van Ginneken，2003）。从而也将受众的感受戏剧化和恐慌化了，将普通的公共卫生事件演变为失控的社会恐慌。这也就是邵培仁教授所说的“新闻变质”，在危机中媒介找到了报道的热点，而受众也开始不断寻求媒介的帮助以确保自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很容易被受众接受，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眼球，媒介中的新闻也很容易变质。“媒介的新闻策划过了头，对于荒诞、假、丑事件的一味追逐导致了新闻变质，变质后的新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而是由媒介导演出来的一场戏剧，受众成为毫不知情的卷入者，对‘戏剧’投入了真实的感情和情绪，从而导致媒介恐慌。”（邵培仁，2009）
最后，政府在其中难逃其咎，不论是在危机决策上，还是在大众传媒的应用和管理上。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被批评为反应太慢且做得太少，而原因是由于其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但保守党政府却抨击反对党工党想乘机捞取选民支持。可见当时执政理念与主题的模糊。除此以外，过多地考虑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也使保守党政府错过了解决危机的最佳时机，反而引起了德国等欧盟国家的不满，认为没有给予他国足够的准备时间，英国也因此更难找到解决方案。所以才有了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媒介一边倒的后果，并因此引发混乱与恐慌。即使这个事件没有维持很久，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例如整个欧洲的肉类消费，以及素食主义者的增加，都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
四、媒介恐慌背后的利益博弈：美国的虚假警报媒介恐慌现象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等大众传媒商业化程度高、管制相对少的国家更为普遍。美国传播学者阿什德（Altheide）认为，美国的媒介恐慌，特别是针对恐怖袭击的媒介恐慌现象，是执政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而制造出来的。现实中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也会被大众传媒迅速与恐怖袭击联系起来，并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恐慌信息。他认为，这是一种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政治恐慌”或者说“恐慌政治”，目的在于使公众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失去安全感，从而利于政府对国家的管理（David L.Altheide，2006）。
美国的媒介恐慌源自由美国的大众传媒制造或参与制造的以下三类虚假警报所产生的恐慌。
（一）虚假的社会问题恐慌
“9·11”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9·11”之前，美国的重大媒介事件包括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科索沃战争等，通过媒介进行渲染和重现的都是远离美国本土的、或仪式性或节日性的公众关注的事件。但2001年“9·11”事件之后，“媒体，特别是美国的媒体，转向关注他们身边及当下的安全。”（Andrew Hoskins，2006）
美国里维斯克拉克大学教授巴瑞·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的《恐慌文化：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害怕错误的事物》在“9·11”之后长期成为畅销书，他在封面上就列举了“犯罪、毒品、少数民族、少年妈妈、儿童杀手、基因微生物、坠机、公路暴力等等”。格拉斯纳运用了多个案例来说明他的观点，美国人长期生活在媒介恐慌之中，而现实中的这些危机和风险，远没有媒介描述的那么严重。“在20世界90年代晚期，吸毒者人数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几乎三分之二的高年级高中生从来没有使用过非法毒品，甚至包括大麻。
但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成年人会把毒品滥用作为威胁美国青少年的最大危险呢？为什么90%的人相信毒品问题已经失控，而只有六分之一的公众相信国家在反毒品方面取得了进展呢？”（Barry Glassner，1999）答案在于公众根本无法了解新闻报道背后的信息，他们在媒介设置的议题中接受了对事实的描述，从而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和心理——恐慌，失去了应有的安全感。
美国著名的政治与外交专栏作家、记者安妮·艾博巴姆（Anne Applebaum）在华盛顿邮报开设的专栏叫“发现恐惧之物”，她认为美国人民由于持续的焦虑，从而错误地计算了后“9·11”时代的风险。“2001年9月11日以后，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放弃了飞机作为交通工具而改开汽车，显然他们认为开汽车更加安全。但事实上，每年美国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死亡人数是4万人，这一年的数据两倍于过去40年来所有商业飞行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在恐怖袭击中身亡的可能性于2002年是9百万分之一，但同一年，于交通事故中死亡的可能性是7千分之一。由于采取了避免飞行的预防措施，许多的无辜者因此丧生。”（Anne Applebaum，2003）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关于恐怖袭击的△M>；△R，公众通过媒体感知到的风险其实比事实中的要大得多。
（二）虚假的疾病恐慌
2005年，马克·西格尔（Marc Siegel）出版了《虚假警报：关于恐惧流行症的真相》，该书可以被看作是后“9·11”时代学者对反恐文化的反思，而结论却是美国政府有意制造了媒介恐慌现象，以降低执政难度。这一结论和大卫·阿什德不谋而合。
西格尔指出：“恐惧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强势入侵我们的家庭，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新闻头条总是大灾难的警告。大众传媒强迫性地使我们困扰，加速我们的焦虑，然后用更多、更严重的虚假警报来使我们恐慌。生活的激情和日常生活的琐事是人们对抗恐慌的首要屏障，但这些抵御恐慌的屏障却被大众传媒中悲观消极的每日新闻腐蚀和狂轰滥炸。24小时新闻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和抽烟损害我们的癌症免疫系统是完全一样的。”（Marc Siegel，2005：3）他的调查发现，大众传媒经常更正他们播发的错误的警报及风险信息，但是“报纸刊发日常更正，却没有习惯性地承认那些关于风险的报道并没有成为现实。”（Marc Siegel，2005：45）
由于媒体长期的恐慌报道，美国部分民众已经患上了具有可传染的“恐惧流行症”，甚至已经因此引起了体质的变化。由于怀疑自己得了媒体报道的某类疾病，而身体出现了和报道中相似的症状，西格尔总结这是由于心理导致的生理变化，可以被称为是“癔症”的一种（Marc Siegel，2005：71）。
西格尔在《虚假警报》中总结了美国的众多“虚假疾病警报”，包括：SARS，炭疽，西尼罗河病毒，天花，禽流感，疯牛病，化学武器类疾病等等。西格尔（Siegel）搜集了所有关于这些虚假疾病警报的当时的报道，无不危言耸听，频繁使用“死亡（deadly）”、“致命（lethal）”等字眼，在事后看来多少有些可笑，而大部分恐慌报道都是不了了之。分析了成因后西格尔认为，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个无所不晓的“先知”，媒体发出的警告和当年宗教形成过程中的先知的预言非常类似，受众对于媒体的警告只有服从和信任，而事实上，媒体获得的危机信息也是有限而片面的，“虚假警报”也就不可避免了（Marc Siegel，2005：26）。结合最近的H1N1流感病毒，就有学者质疑，是不是国际卫生组织和流感特效药“达菲”的生产厂商合谋的一次媒介恐慌事件（胡赳赳，2009）。
有意思的是，虽然Siegel确信是媒体制造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个体的神经紧张，但由于他的职业是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所以对于媒介恐慌及其后果，他的对策只能是心理辅导结合药物治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以及美国的主流文化中，对媒介制造恐慌的批评，还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触及的学术敏感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