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纽约时报》网站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几乎每条新闻都是“读者友好”（reader-friendly）的。这里以2007年11月19日吉姆·亚德利所采写的一篇文章加以说明。文章题目为“中国三峡工程的人力成本受到批评”（Chinese Dam Projects Criticized for Their Human Costs），打开文章，首先可以看到在标题上方有一横栏，有中国国旗的标志及黑体字：“增长带来的窒息”（Choking on Growth），说明这是一个专题，紧跟着用一行小字说明这是“一系列检视中国污染危机的文章和多媒体作品”中的一篇。文章第一段右侧提供了“发送e-mail”、“打印”、“单页显示”、“重印须知”、“保存”、“共享”等服务，一般每条新闻都有此类服务。然后自第二段起，在文章左侧划出一小块儿，首先是对该专题“增长带来的窒息”的介绍，并有链接可以到达全部报道；接着是一些有特色的报道，充分运用各种多媒体手段，包括一段视频：“与大坝共存”（Living with the Dam），图表，比较了中国和世界1950-2000年间所建造的超过50英尺的大坝数量，并在地图上用圆圈的方式标明每次建坝所涉及的移民人数，以及将读者引导到“专家圆桌”的链接，读者可以在这里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纽约时报》考虑特别周到的地方是接下来提供了相关的中文翻译，这个专题里所有文章的摘要都可以找到中文，读者可以下载pdf格式的该篇文章的书面翻译，并且可以以mp3的方式收听对这篇翻译文章的阅读。对该文配发的照片，提示有“放大照片”的字样。而文章下边还有温馨提示：“若想知道该篇文章中所用词语的相关信息，请双击任何单词、词组或名字，一个带有词语释义或百科全书入口的新窗口将为你打开。”再往下则为“过去已有的报道”（Past Coverage）和“相关搜索”（Related Searches），这里主要包括“中国”、“环境”、“大坝与堤防”和“水电”，而每条搜索词之后都有“添加提醒”（Add Alert），这样一有相关新闻，网站马上就会将其发送给已注册的读者。
2.《泰晤士报》网络版（http：//www.thetimes.co.uk/tto/news/）
《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并不算太大，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降至37万份，后来经改编为小报后有所上升，也只有65万份，《星期日泰晤士报》还多一些，达到130万份，但其网络版的读者每个月达到1000万人，而且国外读者较多，对国际新闻的需求就相对较大，所以在此对其加以分析。
数据统计显示，《泰晤士报》网络版的1000万读者中45％是国外的，美国的占35％，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也有少量中国读者。
《泰晤士报》网络版的国际频道以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位置：“我在哪里？主页新闻国际新闻”，其国际新闻的导航并没有设在上部横栏，而是在主体部分的中间栏，以绿色字体标明“探索国际新闻”，共分六个板块：伊拉克新闻、美国和美洲新闻、欧洲新闻、中东新闻、亚洲新闻和非洲新闻。其主体部分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栏，左侧为多条国际新闻，最上边一小块儿为配了大幅照片的头条和没加照片的两条次头条；之下是更多的新闻。中间纵栏也比较窄，紧接着子栏目导航的下方是“本周照片”，然后是选择某个特殊事件，邀请读者发表的评论；之后就是一些针对新闻事件所做的专题，如“美国大选”、“津巴布韦选举”、“海地暴乱”等，部分内容添加了幻灯片。而右侧纵栏主要是广告区，只在最上方有一个为读者所做的排行，包括“最多阅读”（Most Read）、“最多评论”（Most Commented）和“最大惊奇”（Most Curious）。
很明显，《泰晤士报》的网络版比《纽约时报》的网络版简单得多，对多媒体手段的运用也并不充分，有时收看多媒体的路径还不十分畅通，但它依然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在各个方面尽量考虑读者的需求。
《泰晤士报》网络版不仅针对网络读者与报纸读者的不同阅读习惯和爱好进行定位，而且还尽量考虑国内读者与国外读者的不同兴趣和需求，其网络版执行副总编辑帕明德·巴瑞（Parminder Bahra）在2007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蔡雯访问并与其对话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有的新闻只能吸引某些地区的网民读者，而有些新闻能吸引全球的读者。如美国总统大选，在国内出版的《泰晤士报》就不会作太多报道，但网络版因为有这么多美国读者，报道要比报纸起步早，也更有深度和广度。网络版请《泰晤士报》驻美国记者更多地为自己写稿。”
此外，《泰晤士报》网络版注重加强内容的综合性和链接性。作为报纸的延伸，它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并且运用多媒体技术，建立了网上社区、网上论坛，方便读者留言、发表评论以及获取声像资料。而在链接方面，它都是选择和《泰晤士报》差不多的大媒体，比如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可以看到“参见BBC视频资料”等字样，这样可以保证链接的可靠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才有可能留住读者。
在新闻的制作方面，《泰晤士报》网络版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视媒体的融合。《泰晤士报》刚上网时，只有少数记者负责采写稿件，还有一些编辑单纯负责摘编报纸新闻，但后来它决定将报纸和网络版的新闻部门合并，鼓励记者既给网络版写稿，又给报纸写稿，目的是把网络版和报纸都办成各自领域最好的传媒，报纸全面深入，网络快速不断档、不漏报。同时，因为至少一半以上的读者是通过Google、Yahoo等搜索引擎才来到《泰晤士报》网络版的，所以《泰晤士报》网络版安排了专门的技术小组每天密切跟踪网上最受关注的关键词，对其排名后提交给网络编辑部，而网络编辑部人员在处理稿件时就尽量多使用那些关键词，从而引起受众更大的注意。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保证《泰晤士报》的新闻标准不会被降低。另外，网络版的博客办得很好，职业记者写的博客很受欢迎。
然而自2010年7月起，同属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网址合二为一，开始实行付费墙（pay wall）计划，即用户必须付费才能浏览该网站的新闻。11月份，《泰晤士报》披露其流量下降87％，每月首页的独立访问用户从年初的2100万下降至10月的270万。广告流失也非常严重，虽然它宣称自己要走精英路线，但目前10.5万人付费在线或在移动平台上浏览《泰晤士报》新闻的事实不容乐观。
但是，无论西方在使用网络报道国际新闻方面如何出色，它们依然是有自己的局限的。首先，西方网络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仍表现出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仍然是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其次，西方网络媒体中的国际新闻报道虽然很重视与人的互动，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但依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虽然他们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方面比较客观，但在涉及政治领域时，往往还是摘不掉自己的有色眼镜。比如2008年西藏“3·14”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之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利用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构建起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
第三节 消除解释困境，实现世界沟通与和谐
国际新闻报道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价值观念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面临对这些信息的解释问题。国际新闻报道的解释学意义不仅在于对某种信息的理解和把握，而在于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实现不同国度人们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而要实现这种理解和沟通就需要克服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解释困境，这需要国际新闻报道主体和解释主体的双向努力，也需要人们对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共识”有着深切的把握。
在国际新闻与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习惯等差异的影响，使得国际新闻报道不仅表现为全球化的特征，而且也明显地具有地方性色彩。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引入解释学的视角就是力图消除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矛盾。中国作为国际新闻报道的重要国家，其自身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特质和风貌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尤其是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大量信息又在不同国家间不断涌动，所以中国的网络国际新闻报道应致力于消除解释困境，从而为创造一个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沟通与理解——国际新闻报道的解释学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事实，在现代世界的经济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离开其他国家都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冲突，于是各种各样的国际新闻报道途径自然地产生了。国际新闻报道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信息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在每一种国际新闻报道途径中，都有一个将本民族的各种信息及文化传统公示给对方的倾向，因为只有让对方充分地了解自己，才能够有效地实现国际社会的沟通。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特征，当人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公示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在对方就会有一个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而这正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
但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人们又是如何来理解并解释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呢？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把某物作为某物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切理解都不是对对象的无前提的理解，理解都是基于解释者的前结构的先行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结构可以理解为解释者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其实，在解释学里所讲的前见和背景信念，在哲学认识论中就叫做认知图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问题，康德所讲的先验图式解决认识为什么可能的问题，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而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前见”实际上是解决了何以可能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知识，根本就无从解释，解释学是由认识论发展而来的哲学。在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中，这种背景知识也会发生作用。在这样的背景知识中既包含国际新闻报道的文化地方性，也包含共识。这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相似。尽管每个民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差异并不否定共性，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都具有“善”的共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追求“中道”的精神境界，并且都将其看做是实践智慧。从解释学的意义上看，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人们不仅能够解释个性的差异，而且也能够解释出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一直认同“求同存异”的精神理念。
国际社会之间一直在努力增进沟通与理解，各种国际新闻报道方式促进了这种沟通和理解的深化，而这种沟通和理解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在传播信息和文化的过程中，传播的理解不是要寻求一种完全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民族的国际新闻与传播主体，不能指望其所传播的信息文化得到对方的客观性理解。虽然在国际新闻报道及信息传播中达不到客观性，但也绝不是绝对的差异性，而是差异中的共识、共识中的差异。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体系，而是一种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寻求的是人类最大的善，是人类的沟通与理解。“诠释学是哲学，而且作为哲学，它就是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目前人类面临很多共同的善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对灾难与疾病的防治，和平与发展等等。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要求国际新闻报道中必须关注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共同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理解和沟通，形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