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法国地理，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个近似于六边形的国家，实际上有三条边面临海洋，西北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望，西面是浩瀚的大西洋，东南则濒临地中海；三条临海边线总长约3000公里；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并没有给法国人在海洋上带来多少建树，或许是法国人对于陆地的迷信，即法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其地缘政治的战略定位，往往还侧重于三条陆地的边线；其东北部的边界只有阿登山脉算是地势稍高的丘陵，其余都是开阔的平原地带，这样既给法国提供了出击的便捷通道，但也为欧洲强国顺利侵入法国提供了便利。根据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法国在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总之，旧制度这里的旧制度，应该是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政治制度，即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的等级制度、特权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它自己的野心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保罗·肯尼迪，2006：84-85）这一分析实在是非常精辟地框定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战略上的局限性，如同夹在强国林立的海陆中间，并没有多少施展雄图大略的空间。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法国历史进程的方向。那么，这场革命的爆发原因何在？根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它固然与当时累积的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但同样与启蒙思想（如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在之前的广泛传播具有重要的关系。根据目前的各种历史资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主角——第三等级，在革命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酝酿，主要是以一种社会交往的群体传播及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他们以沙龙、城堡、咖啡馆以及各种新组建的俱乐部为活动中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还撰写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政论性著作并向社会广为散发。”（陈文海，2004：221）。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一段采访片段，法国巴黎一个名叫“1787咖啡馆”的老板基尔证实说：“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可见，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前夕，人们是广泛通过聚会、交流的方式传播信息、宣泄与聚合共同的情绪，从而产生群体暴动式的集体行动。
另一个传播和动员方式，就是第三等级会议。根据《法国史》的介绍，第三等级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召开，“这个大厅在召开全体会议时充作主会场，平时则供第三等级代表单独使用。”（陈文海，2004：222）这一安排或许是偶然所致，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很多法国大革命的现象就非常容易理解。第三等级把大厅看成是其主会场，就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主人心态，而特权等级的加入无非是如同客人的到访；第三等级大厅四周的看台可以让民众观看会议进程，俨然有大量旁听席，一到代表发表言论时，观看的民众“或狂呼支持，或高喊反对。这一做法自三级会议召开之始便逐渐成为惯例，直至1795年国民公会垮台方告结束。”（陈文海，2004：223）有观众呐喊助威的会场，什么样的言论最容易占上风呢？根据“沉默的螺旋”传播学理论，一定是激进、宣泄的发言容易获得连面包都成问题的广大民众的支持，因此，就形成某种正反馈的效应，激进者愈加激进，畏缩者也会在这种气氛中变得大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舆论场中，容易造成激进的决议，乃至形成集体行动。1789年6月20日，路易十六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网球场大厅开会，同样是群情激奋。
第三等级与国王路易十六的矛盾对抗累积起来，由温和转向暴力，终于在1789年7月爆发，从12日开始，“巴黎进入打砸抢烧的亢奋状态”（陈文海，2004：223），7月14日，由巴黎民众自发组成的民兵组织攻占了巴士底狱，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此后，法国大革命中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此起彼伏，在这里就不赘述。
那么，法国发生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影响如何呢？根据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的叙述，从1789-1792年，各国对法国国内斗争并未多疑虑，因为，“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2006：116）事实上，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9月成立后，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包括处死路易十六路易十六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等敏感事件，终于引起了欧洲君主国家的恐慌。奥地利、普鲁士已与法国剑拔弩张，至1793年，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都与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反法同盟形成，开始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从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7月27日，在法国大革命中掌握政治权力的是雅各宾派。为了保卫革命成果，雅各宾派开始以独特的革命方式将法国民众充分动员起来，国民公会于1793年8月23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根据这个法令，“18-25岁之间的所有未婚男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入伍。因此，到1793年仲夏之时，法国军队已达65万之众。”（陈文海，2004：25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总动员法令，开创了近代历史上战争动员的一个先例，即利用国家名义征集和调用战略性资源，应付突发性的国家需求，克服国家危难，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一个新生政权的安全。法国民众可以说积极响应了这一战争动员。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还在于雅各宾派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比如，雅各宾派在其上台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着手处理广大农民最关心的土地所有权问题”（陈文海，2004：251），其土地政策使得农民获得了世代梦寐以求的小块土地，从而激发了他们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的战斗热情。雅各宾派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宣传鼓动方式，可以说，整个法国变成了一个“革命化大军营”（陈文海，2004：223）
综合上述历史事实，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其传播基础结构主要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各种信息交流网络和交通网络，人们有效地采取了沙龙聚会、集会、会议等形式，人们不仅传递各种信息，也散布不确定的谣言，更重要的是往往通过在共同社会交往空间中具有仪式共享性质的商议、辩论、喧哗、合议等方式形成集体意志与行动，同时也通过开办报纸和其他新闻出版物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根据《法国史》记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旧制度时期的报刊审查制度已完全不复存在，数百种报纸纷纷出笼，其中许多报纸的言论日益宣扬暴力的激进乃至狂热色彩。”（陈文海，2004：232）；大革命时期民众的热情和激情，使传播不仅具有效率，而且还具有感召力、行动力，可以说传播充分激发起了国家动员的能力，能够征召调集保卫大革命成果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雅各宾派在全国范围内的总动员不仅解决了兵员，也解决了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质供给。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2006：126）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因此在短时间内集结了一支具有前所未有的战斗士气的军事力量，完全有能力应付外来的武装干涉。这支军队成为改变法国命运的战略力量。
当然，雅各宾派始创的这种全民动员方式在法国迅速提升军力得以奏效的背后，还有一些技术性原因，比如1789年之前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法国军队进行了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运用等战术改革。大革命后的战争爆发，法国人扫除了旧思想的束缚，释放出新技术，从而，使得法国军队战斗力加强。因此，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法国人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2006：117）
之后，法国国内的政治变动，最终使得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崭露头角，迅速登上了法国的历史舞台。拿破仑正依靠法国军队这支战略力量，带着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开始了一步一步征服欧洲的历程。正如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所描述的：“1811年，随着连续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飞烟灭，整个欧洲都快要变成法国的了：拿破仑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沙俄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
然而，到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后，拿破仑连同法国军队在对外军事扩张中遭到最后的失败，让法国从一时称霸欧洲的国运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拿破仑兵败的根源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激情岁月》解说词。如果从传播与国家动员的角度看，实际上，拿破仑的过度扩张已经消耗完了国家动员能力的极限，同时违背了国家动员的作用只是具有紧急应对性质、而不具备长期战略性质的特点。一旦过分依赖和透支国家动员力，其传播基础结构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战线过长，其后期保障就显得捉襟见肘，就避免不了整体战略的被动。
更为重要的是，在拿破仑的军事进逼之下，英国、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也被激发出来，特别是英国在1789-1815年的经济实力增长大大超过法国，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根据大量数据对比指出：“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总之，从传播、国家动员与国家命运的视角来看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可以清晰地理解战略动员能力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传播及传播基础结构能促进国家动员的效率，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有效动员，能够帮助国家战胜各种危机，但过度消耗国家的战略动员能力，也会使国力走向衰竭。
小结与补充
本章是全书中的第一个“分论”，之所以最先讨论传播基础结构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因为传播基础结构是国家硬实力表现的重要指标，是传播在国家范围内得以实现的基础。
本章主要通过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分析，考察了传播基础结构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美国的案例说明，传播基础结构的发展对于国家变富变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与日本的历史比较则表明传播基础结构建设的差距意味着国家命运的不同。本章论证的全局性逻辑结构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函数来表示式表明：整个国家命运的发展变化，除了要受第二章所论证的6个国运因子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传播基础结构的直接作用，即表现在后面附加的算式，即把所有的传播基础结构的要素所具有的对国家命运的作用进行相加，因此，C代表各种传播基础结构，i代表从每个具体的传播基础结构的因素序号，总共有m个因素，例如：水路交通网、公路网、铁路网、航运网、报纸印刷发行网、电视传播网、广播网、互联网、卫星通信网、信函邮递网络、电话网等等。经过经济学模型的严密理论推导表明，传播效率的提高有利于知识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源的提升，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人力资源配置，从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命运。
本章还重点考察了两个重要的国运因子：国家管控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即论证了和式的成立及其意义。由此，可以充分表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整个国家命运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控制性功能，无论是罗马帝国、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加两国的兴起，都说明传播基础结构对于国家命运的根本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章只分析了某些历史片段的某些典型事例，但是，完全可以拓展论述到其他历史时期或更广泛的领域。例如，如果在今天再进行中、日铁路建设比较的话，那么，中国铁路建设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某些技术领域的先进程度上，比如高速铁路上，中国已经具有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并且在开始大规模的建设，当年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访问日本时，让他倍感新鲜、先进的日本新干线速度目前已经被中国超越。这一事实，与当今中国的迅猛崛起态势就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