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论证过程还可能遗漏复杂系统中的重要环节与因素。由于本书是在传播学视角思考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对一些重要因素的作用有所忽视。国家兴衰过程中，除了本书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环节与因素，例如，人口的增长，国家总体资源等，就拿人口而言，观察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人口有过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与日本几十年后崛起为军事强国密切相关。这一现象里面就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传播在这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实际上是涵盖在本书题内，但确实需要做进一步严谨的拓展研究。
第四，在研究和论证中，尽管笔者做出了非常的努力，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在写作上进行了精心的穿插安排，但还是确实存在历史规律与传播规律在不同层面上运行所产生的某种断裂感和生硬感。如何将传播与国运发展的历史规律结合起来，并结合好，进行一种有血有肉的展示与表现，依然是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出现“两张皮”的弊病？如何既使得历史学者能从这里看到他们所未见的理论新意的同时，也能让传播学者感受到本书的研究已经能自然顺畅地嫁接于传播学成果？本书试图给出答案。但是，限于本人学术功底，在这个方面还存在欠缺，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和学养，进行深入浅出的说明。
第五，尽管某些研究成果或结论具有历史启发价值，但是，是否就一定能在中国国土内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呢？是否就能适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历史进程呢？同样，一些早前历史的现象或发展规律，是否就一定能对以后的国家命运产生启示作用呢？归结起来就是说，研究的结论或历史启示是否具有效度，可以推延至其他国家或未来的时空呢？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总之，在本书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作为一部有一定开创意义的研究专著，还可以留待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
第二节 传播与中国国家命运的战略思考
传播与中国国家命运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对世界各国国家兴衰命运的历史关注、思考与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若干一致性的、规律性的认识，再回过头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实，瞻望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为何衰落？传播在这中间如何作用的？产生了什么影响？
·近代中国如何从衰落中开始寻求出路，并逐步开始走上崛起之路？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关键点在哪里？传播在这中间发挥了什么作用？
·传播在未来中国发展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显然还需要认真研究，在这里，只是尝试着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做一种探寻式的历史回顾和思考。
传播学视角下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回顾与评析
从一种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看，中国从近代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命运多舛，国家发展的曲线是一个典型“V”字形。
毋庸置疑，在清朝康乾盛世，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其生产力发展达到过历史上空前的物质繁荣、人丁兴旺与文明富裕；但是，在这个鼎盛时期，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特别是英国工业化革命先声夺人，发展迅速，中国就已经开始处于一种相对的被追赶、被超越的状态，而且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同质文明的超越；可见，中国衰落的一个自身原因在于世界已经发生改变，而中国还依然沉浸在自我骄傲、自我满足之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事实上有过一些相对友好和平的交流传播活动，比如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科技；但是，中国与西方在科技进步与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在不断加大，这就构成了中国国力的一种相对衰落，这种国势下降大致是呈现出一种缓慢加速的态势。可见，在中国国运衰微的过程中，缺少对外学习、交流和信息传播，就如同一湖湖水，缺少新鲜的活水更新，就必然容易成为死水一潭。
1840-1841年，英国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给中国社会以一记重拳，让中国人开始体会“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的盛世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发展关节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官吏和以魏源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学习西方，还出版了像《海国图志》这样的巨著，这意味着西方知识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正面的力量作用的初步显现；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并没有意识到国家危机的降临及其深重性，也没有寻求自我图强的进取之策，更没有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因此，在那个时候，传播对于清帝国国运的积极影响非常有限，完全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制度、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
鸦片战争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之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捻军起义，清政府统治受到了打击，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等一系列的列强军事入侵事件，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和衰落程度。在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出现过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这是当时中国较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学习西方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技术层面的传播，如果不辅之以“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进取图强民族精神的激发”，其历史作用就不足以改变国家命运。从传播的视角看，就接受和学习西方技术、文化、制度的有效性、全面性、深入性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远远落后，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就远远把中国甩在后面。
进入20世纪后，中国开始在一种民族救亡的过程中，一边“挨打”一边开始真正了解、学习西方，在痛苦中积聚民族自身的力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意味着这一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依靠革命手段去夺取国家政权，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实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在世界传播的一个结果。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中国摆脱列强侵略和民族压迫，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从而彻底扭转国家命运的一个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各种艰苦的战争磨炼、顽强的斗争考验，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就是一次非常好的传播行为，起到了革命启蒙、战斗动员和潜力唤起的作用。在长征的千难万苦中磨炼出的这支队伍成为后来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性力量，它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内涵中，集合了优秀的革命品质、忘我的牺牲精神、远大的国家理想、顽强的战斗性格，蕴涵着不可战胜的能量。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脊梁，在大大小小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精华、国外军事思想特别是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集纳了全党的集体智慧，以自己的磅礴激情与雄才大略，制定出影响未来的国家战略《论持久战》，并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肯定与采纳；从而，使抗战胜利的图景清晰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这一战略思想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胜利到底的决心，从而，在战略意志上彻底震撼和根本动摇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日本改变和调整了战略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把美国也拖入了二战，因为日本战略方向从中国纵深腹地转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及至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因此被迫对日本宣战，加快了二战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日战争中的相持阶段是中华民族国运开始走出“V”形底部的时刻。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展成熟；在这个阶段，西方的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好日子即将结束；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有资格与世界大国共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事实上面临两个国家命运之争的严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这一次会议基本奠定了未来国共战争的命运走向。1946-1949年的这次国共内战，对双方而言，其实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还是民心向背的较量，国家战略、土地政策等执政方略的较量，战争动员能力的较量，战斗意志的较量。传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其作用关键在于对民心的争取、对战争动员的效果等等。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与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最终夺取了胜利，统一了国家，除台湾以外，自清王朝垮台后的军阀割据、诸侯竞起的政治分裂状态彻底结束。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中国国家命运整体向上发展的基本格局。
此后，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赶超和迅速崛起，则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兴建了一批工业化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第二个阶段，则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整体国力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的GDP开始逐步上升，特别是在1978年后的30多年里，呈现出总体上加速发展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带来了先进的思想、理念、管理和技术等，这些最新的发展成果，被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后，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到21世纪，中国开始崭露头角，和平崛起。
传播与中国崛起之路的战略思考
在中国当下，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当前已经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之中，虽然，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与袭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还需要进行切实的改进和彻底的解决；但不管怎样，中国已经在国家发展曲线“V”形的右侧上端，并呈继续上行趋势。根据林毅夫（2009：8）的研究与预测分析：“中国的人口约为美国的5倍，如果2030年时中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那么中国的经济总体实力就与美国相当；如果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3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比美国高50％，如果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二倍，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这是非常乐观的估计，其前提是中国要在从2000年至2030年中，持续以9.8%的平均增长率继续增长30年。可见，中国国家命运的穹顶之上，彩云祥瑞，金光升腾。
当然，中国还是需要严肃反思和不断回顾历史，寻求历史的启示，仍然需要居安思危，奋发图强。在中国崛起之路上，对于传播与国家命运相关的重要问题，有以下六点战略性的思考。
第一，与时俱进，与世界共同发展。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密切与世界的联系，在与世界的交流、往来与传播过程中，应保持国家的全面开放性与积极的吸收姿态，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信息、科技成果、管理水平及文化，与时代脉搏相呼应，不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与世界共同发展进步。
第二，对世界强国的坚定追随战略。
在发展过程中，要积极追随世界的领跑者，不称霸，不冒进，更不要自满甚至傲慢，就如同美国在崛起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低调，但坚决地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实力。
第三，战略守成，有限度扩张并维持均势，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
在国家战略谋划中，不要过度扩张和尚武，维持基本的战略均势，以减少周边国家的安全恐慌，不要忘记自己作为追赶者角色的战略局限性；但是，又需要进行高度的军事战略发展，特别是高科技技术上的发展。在总体上战略守成的条件下，积极发展高精尖的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项目。
第四，增强国家理想信念，铸造新民族精神。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无比重要的战略意义，需要进行有效的国家认同符号的传播，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发掘与建构，特别是要适度增强对“英雄”与“史诗”的颂扬、传承与传播。
第五，增强传播基础结构建设，改进效率，加强覆盖，密切相互关联性。
在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加强传播基础结构的建设，采用高技术手段，例如，兴建高速铁路网，改进运输效率；还需要加强信息传播对整个陆地和海洋国土的全面覆盖，例如：“村村通”工程是对农村偏远地区的覆盖；最终，使传播基础结构服务于全体国民，密切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之间的关联性。
第六，对近现代历史伤痛的集体记忆的铭记与真正超越，重构新的国家认同。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受到巨大的民族伤害和战争创痛，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应具有伟大的包容精神，超越苦痛记忆，以和解的力量来创造新的历史。特别是对于在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阵亡将士，民族宽容的雅量与襟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海峡两岸和平，并真正建构起新的国家认同。只有当台湾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时候，中国才真正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中国才能说自己真正完成了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