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班徽只做31个
生活的大故事仿佛永远没有结局，但组成大故事的小章节就一定会有属于它的结尾。“毕业”二字，是所有享受过幸福大学时光的人有些抗拒的，然而另一个精彩的开始注定要以上一个精彩的结束作为代价，于是这成为一个必经的仪式。有悲，有伤，有轻松，有忐忑。
80年代初的毕业生有着较为单纯和明朗的前途，无须过分担忧，无须徘徊不定，一切听从分配。全国各地急需人才的电视台就像出站口等待接站的人们，举着牌子，寻找那些该从首都学成归来的骄子们。
“醉”离别
1982年的1月，77摄影班迎来了毕业前的日子。毕业实习回校后，班里的教室让给了新生，老图书馆旁一排破旧的平房，成了他们最后的教室。在那里，31个人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还有最后与老师的毕业座谈。
在离校前的最后几天，所有人开始整理宿舍，收拾托运行李。摄影班的宿舍在这时变得很好辨认，因为每间屋子门前摞起最多的杂物就是一堆堆的胶卷和照片。几乎所有人都想将有关广院的记忆尽可能完整地收拾、打包、带走，于是，分道扬镳的行者们珍藏了一些共同的物件，比如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准考证、北京广播学院77届入学通知、学生证、校徽、班徽、写满了77摄影班31位同学毕业赠言的学生手册，还有那一张张记录着四年大学生活的照片和底片等等。四年前，天南海北他们独身而来，四年后各自远扬时，竟然拥有了那么多共同的物件和情感。
毕业合影被77摄的同学选在了当时北京最好的照相馆——北京前门大街上的大北照相馆。班长任金州对大家动员道，这次照相一定得去，谁不去，谁就没有历史了，班里就没有你了。于是大家推掉了各自手上的事情，整整齐齐去了，这是77摄“史上最全”的一张合影，摄于四年集体记忆的末尾，也摄于往后若干年分别的开始。
散伙饭仿佛是在所有经历过毕业的人心中最深切最诗意的离别仪式。在这场仪式上说过的话、挥洒过的眼泪、吐露过的真情，都将被直接镌刻入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情怀里。属于77摄影班的离别仪式发生在1981年夏天的密云水库，这算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全班出行，班上的北京同学租了辆大客车，车上载了个保温桶，桶里装着满满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两大旅行袋的瓶装啤酒，那天，不管会喝的不会喝的，几乎大家都醉了。
密云水库聚餐（1981年夏）
周五一：那天的活动经过精心准备，食品很充沛，最可观的就是啤酒，没记错的话，全班人均能摊上三四瓶的量。天生没有酒量的我，那次喝下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啤酒，结果是大醉一场，难受了几天，还曾暗暗发誓：龟孙子再喝醉。全班都喝得很痛快，不过最爽的应该是本小组的段晓明，因为跟我们一同郊游的一位河南来校进修的女生，后来成了段晓明的孩儿他妈。这小子下手可真早啊！
离别时，班里还准备了统一的留言本，大家彼此留下了分别的感言与祝福。现如今，恐怕大多数人都早已记不起任何一条留言的内容，但那种纯真的心境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从班徽到信物
毕业前夕，班委的成员们聚在一起，开始商讨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用一个简单易存而又极富意义的符号来纪念四年中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并将这份同窗情谊长长久久地延续下去。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允许他们花钱额外做什么东西，因为只要解决了温饱，能够有钱买书、洗照片，还能买个处理的胶卷，再到王府井照相馆买点相纸，这就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是即将别离的深深不舍和频频到来的伤感让大家意识到，77摄必须在分道扬镳之前拥有一个能够充分承载思念和情谊的“作品”。
在诸多提议都被一一否决之后，热爱绘画的刘惠东提出了他的想法：做一枚班徽。班长任金州颇为赞同此创意，于是把班徽的设计权交给了他。在基本造型——一个类似于镜头光圈的东西出炉之后，任班长提出了建议，“77”两个字不太明显，应该既要像镜头，又能把“77”这个特色带出来，表达我们的独一无二。修改完成后，刘惠东跑到通县，专门找了一个印花厂，把31枚班徽做了出来。回来之后，刘惠东说：“这班徽就做31个，多一个都没有，而且连模子都销毁了，大家一定要保存好。”
对于后来主要参与策划了湖南台“芒果台标”的刘惠东来说，从77班徽到湖南卫视台标，都源于他的用心投入和激情参与，都焕发出事业和生命的光彩，同时也见证着、寓意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段时光。他说，大学四年、1400多个平凡求学日夜渐渐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品质。没有大学，人生一定是不可想象的改写。
刘惠东：这是我在大学期间所做的最为得意的事之一：我以有限的知识，但加上天生的一点悟性独自设计出了至今看来仍不难看的班级徽标：以最抽象、简练的线条在由三个圆圈代表的镜头组中间嵌入77两个阿拉伯数字，同时也寓意着我们目光的锐利视线辐射全球。记得当时我终日思索的设计难点仅仅是如何把构图各部分的尺寸、比例规范、固定，以确保任何时候、任何人在复制时都有精确数据可循而不会随意走样。这些数据虽然已忘却，但只要对照班徽实物随时都可以度量出来。永不走样的班徽至今看上去还是那么精致而简洁、协调而神秘，含义深沉而隽永。
当时已经留校的任金州把这精致而简洁、协调而神秘的31枚班徽分发给了班上的31名同学，这凝聚着大家四年来所有精神和思念的班徽，由此成为一枚枚承载深厚同窗情谊的信物。它的身体在77摄影班分别后的若干个日日夜夜中愈发深沉而饱满，又仿佛成为积聚着大家彼此美好祝福的神物，保佑这些有理想、有信仰、有毅力，有才学的旅行者一路平安。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分别以后，好好保存这人手一枚的信物，将来传给孩子们，如果有谁的孩子要上广播学院就让他们拿着班徽来相认。历史已验证了这一点，后来李讯的儿子、柳春江的女儿、乔保平的儿子、任金州的儿子、周五一的儿子都带着班徽走进了广播学院。
有了情分，人生显得愈发短暂。
各自远扬
1982年1月，在充满离愁别绪的散伙饭以及大合影之后，胡立德赴往黑龙江电视台筹备俄语节目；余义宁顺理成章地去了辽宁；鲁伟去了离京较近的河北电视台；韩国强奔去山东电视台开始了他的台长之路；段晓明去了他几重辗转的第一站——陕西电视台；乔保平回到了甘肃电视台；田广去了宁夏；刘惠东去了湖南；刘建新被分到了四川；柳春江、徐佳伦到了江西；俞建成走进了浙江电视台的大门；王屏去了江苏电视台；程鹤麟以“已婚身份”去了福建；黄著诚去了条件相对落后、工作较为辛苦的广西；“荣荣”刘新荣和大帅哥王政同去了新疆；李讯去了贵州电视台；周五一安家在云南；阿仇在广东电视台一干就是15年，同去的还有王小幸；王桂华、马国力、孙林和张旭奎分别去了中央电视台的专题部、体育部、新闻部和对外部；叶青醇和岑传理分别去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团；而任金州、钟大年、温化平、高燕文等人留在了77摄影班永远的大本营——北京广播学院。
走出广院30年，77摄影班的同学或北上，或南下，或西游，或留守，恰似班徽上的三个圆圈，以实务、仕途以及学术为路径，奋力攀登“电视”这座大山，历经着职业与人生的重重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