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士报并不仅仅满足于为普通大众提供描绘现实世界的事实，它还试图改变现实世界。随着战后重建的展开，政治腐败和黑幕层出不穷，报纸开始投身到以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和社会公正为目的的“进步运动”中。报纸积极倡导社会改革，这期间，产生了大量调查性报道，出现了大批“扒粪者”（Muckrakers）。1897年，《新闻报》在一篇社论中谈到报纸讨伐的成就时说：“（《新闻报》）信奉两个原则：‘别人靠说，而《新闻报》靠行动’；‘所有人的职责就是《新闻报》的职责’”（Bleyer，1927：365）。在成功营救了被西班牙判处通敌罪的古巴女孩艾文琳娜·斯诺罗丝（Evangelina Cisneros）后，《新闻报》更是宣称：“行动——这就是新式新闻事业的最大特点。它是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的现代报纸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个时代的‘新式新闻事业’是讲述新闻并尽很大努力发现新闻，而今天的新式新闻事业虽然也刊印新闻，但它做得更多。它不会等着事情改变。它会让事情改变”（Bleyer，1927：371）。爱德华·斯克里普斯（Edward Scripps）说，虽然他的报纸有时因“始终反对富人、始终支持工人”而犯错误（埃默里等，2004：274），但是，他认为，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基本方针，他就能促使他所希望看到的社会逐步形成。
报纸积极投身到维护普通人利益的运动中。赫斯特利用报纸对工人、小商人和其他普通老百姓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对“罪恶的托拉斯”——制冰、煤炭和煤气托拉斯以及不正派的政客头子发动猛烈攻击，不满现状的人对他颇为赞赏。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工会，赢得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纳尔逊（Nelson）为堪萨斯城的公共事业付出了很大努力。他为实现廉价而高效的公共交通而奋斗，结果在该市的山坡上开通了缆车。为了在堪萨斯城建成著名的公园和林荫大道，他进行了多年的努力。他还与政客和赌徒作斗争。在普利策创办《世界报》的头两年中，代表移民、穷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移民妇女在服装厂的血汗车间里受到的非人待遇、缺少就学机会、不公平的税收负担，都成了普利策的社论和新闻题材。1883年7月，纽约许多人口拥挤的贫民窟遭到热浪的袭击，死了不少人；《世界报》发现，在前一周报道的716名死亡者中，有392人是5岁以下的儿童。记者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标题制作人制作了“孩子们是怎样被烤死的”和“小棺材成排”等标题，以引起当局的震惊与关注，使之采取行动（埃默里等，2004：221）。《世界报》的廉租公寓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1884年初，当时，它报道了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教授为帮助穷人做出的努力。其他报道则与后来几十年中见诸《世界报》的大同小异，讲述的是移民社会的宗教聚会、针对移民的暴力、工厂里拥挤不堪的状况、工人星期日参观博物馆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权利，以及政治机构中的偏见等。
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各种特权机构以及政府成为讨伐的目标。1905年，《世界报》记者戴维·弗格森(David Ferguson)和路易斯·赛博尔德(Louis Seibold)提供的事实证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保险单持有者交纳的基金挪用于私人投资，由此而积累了巨额资产。《世界报》认为，这无异于拿人民的钱财进行赌博。《纽约新闻报》(New York Press)的欧文·汉德曼(Erwin Wardman)等另一些主编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并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共同人寿保险公司和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在人们的要求下，成立了一个立法委员会以调查这些保险公司的情况。《世界报》指责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专设一笔巨额基金向州议员行贿的说法最终得到证实。“阔佬富豪”控制人寿保险公司的威胁引起公众舆论一片哗然，以致纽约州不得不通过严格的管制性立法对此加以限制。
1908年，《世界报》编辑科布（Cobb）发表社论要求国会对他所称的“巴拿马运河丑闻始末”进行调查。事情的起因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对《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Indianapolis News）主编进行的“诽谤性的人身攻击”，因为这位主编对巴拿马运河项目提出了质疑。科布指责罗斯福“蓄意歪曲事实”，概述了无端向最初打算修建运河的那家法国公司购买开凿权的经过。对此，罗斯福采取的报复行动是向国会发表特别咨文，指名攻击普利策本人，并宣称政府将指控他犯有刑事诽谤罪。最后，罗斯福撤销了诉讼。科布称这是反对暴虐政府、维护新闻自由的一次全面胜利。最终，国会就丧失巴拿马地区向哥伦比亚作了赔偿，又于1979年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归还给了巴拿马共和国。
斯克里普斯的报纸抗议过时的政府制度，抗议不民主的政治行动，抗议富人和知识分子的篡权争名，抗议不公平的机遇，抗议宗教、法律和政治上的各种权威——为人类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力除外，抗议腐败，抗议大企业的权势，他的目标是建立—种进步的民主制度（埃默里等，2004：274－275）。另外，像《丹佛邮报》（Denver Post）、《旧金山公告报》（San Francisco Bulletin）等报纸都倡导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仅限于政治，还有公共事务。埃默里认为“在世纪之交的报纸发行人和主编当中，除普利策、赫斯特和斯克里普斯之外，还有很多人是为普通老百姓伸张正义的，他们反对大企业托拉斯、反对公用事业经营特许权被垄断、反对政治不健全和腐败（埃默里等，2004：278）。虽然无法将所有人一一列举出来。但是，纵观全国的情况，便可以对新闻工作者所作的贡献有所了解。莫特也认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便士报都有着这样的宏愿：“首先，应使广大民众对现实生活有真实的了解，而不应顾忌种种禁忌；其次，应揭发教会、法院、银行和股票市场的种种弊端；……”（Mott，1962：242）。
报纸的表现证明了报纸的确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代言人。实际上，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就蕴含着对报纸成为公共服务机构的期待。报纸有责任培养知情的公众，而另一方面，报纸是舆情表达的通道，是民意的代表，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不过，在政党时期，报纸深受政党利益的牵制，是政党意愿的喉舌，无法更好地代表民意来监督政府。为了进一步强化享有新闻自由的合理性，报纸应该也必须具有独立的地位，它必须独立于政府、政党之外，否则便不可能成为民意的载体，也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便士报依靠巨大发行量来吸引广告从而摆脱了对政党赞助的依赖，实现了经济独立。由于理顺了经营结构，报纸商业实力在不断增强。在1872－1892年间，许多华丽的新建筑都是报社建立的，纽约公园街成了新闻业的代称，正如华尔街是金融业的代称一样。面向大众的报纸的惊人的发行量吸引了众多广告商。在只有少数人购买的每一种出版物上刊登广告是一种昂贵但收效甚微的推销行为。现在，便士报巨大的发行量为商品提供了极好的宣传机会。第—个广告代理商沃尔尼·B.帕尔默(Volney B.Plamer)于1849年开业，开始充当报纸与商人之间的联系人，他很快在好几个城市开设了分号。在1892－1914年的22年间，报纸广告额增长了3倍半，在1914年，报纸广告总额大约有2亿5千万美元，这样惊人的增长是日报数量涨幅的10倍还多，这意味着出版报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Mott，1962：593）。据称普利策的庞大遗产在3000万－8000万美元之间，保守估计也超过1852万，一个拥有三家报纸的人有这样的财力足以让世人震惊。而《世界报》在1908－1911年间的年纯利也达到536，580美元（斯旺博格，1989：418）。商业的成功使得报纸的独立地位更加稳固，而报纸作为民意代表的角色在实践中也可以落到实处了，报纸大可睥睨群雄，指点江山了。
但是，切莫认为在所谓的报刊独立时代，报刊已经彻底地远离了政党，实际上报刊只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以一种更独立和自觉的方式介入政治。《春田共和报》在创刊后的最初10年里一直支持辉格党，但当辉格党在奴隶制问题上摇摆不定时，《春田共和报》就放弃了这种支持，并在社论中明确指出：“对我们而言，不论别人做什么，我们将支持我们所阐明的原则，和政党无关”（Bleyer，1927：277）。《论坛报》虽然倾向于辉格党，但格里利还是宣称（转引自Bleyer，1927：213）：
我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份报纸，既不对政党过于屈从，又不束手束脚、装腔作势地保持中立。我们国家的党派精神如此强烈和不能忍受，使得无党派报纸的编辑在对最近的重要事件发表看法时深受限制，而另一方面，民主党、辉格党、共和党的报纸的态度一般被寄希望于或褒或贬，或喜或恶，与其政党的观点和利益高度一致。我相信在这些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愉快的中间状态——一种立场，报纸可以开放和热忱地支持其赞同的原则和措施，并且，坦白地反对某些特殊问题，甚至谴责那些能力或品格不合格的候选人。
在其长达30余年的报人生涯中，格里利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格里利是反对奴隶制的，但内战结束后，他主张对南方采取宽容态度，这招致了对他的批评和谩骂，但他初衷不改。1868年，他在《论坛报》的社论中说：“真正的品格是因真理本身而热爱真理。传播全面而真实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是对编辑辛勤劳动的报偿。”
也莫认为报人们此时都成了超然的办报人，他们对政治依然具有强烈的热情。格里利曾经参加总统竞选；雷蒙德在共和党身居要职（1863年，雷蒙德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美国政治中的关键职位之一，他主持了1864年的大选，还起草了党纲，被选入众议院）；普利策早年醉心于政治(他作为共和党人从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选区被选入众议院，1872年的总统竞选，他同舒尔茨在密苏里州为格里利竞选展开游说，l876年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竞选)；赫斯特办报也是有政治目的的，他在芝加哥“创办《美国人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赫斯特报系的其他报纸的情况一样，他绝没想到为赚钱去办那家报纸。创办《美国人报》的最早目的是想帮助他入主白宫”（Murray，1992：39）。
报人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和参与政治的热情决不是个别现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政界要人过往甚密。《恩波里亚新闻报》(Emporia Gazzete)的主编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与纽约州年轻的共和党人，日后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友谊甚笃；《世界报》总编科布与威尔逊总统是密友；林肯很重视新闻界，他很仔细地阅读报纸，他与许多编辑保持通信，有时还是经常性的。1872年，反对激进共和党及总统格兰特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召开全国大会，以推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报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春田共和报》的塞缪尔·鲍尔斯、《芝加哥论坛报》的霍勒斯·怀特(Horace White)、《辛辛那提商业报》的穆拉特·霍尔斯特德(Murat Halstread)和圣路易斯《西部邮报》(Westliche Post)的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他曾在海斯总统的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大会最后推选著名主编霍勒斯·格里利作为候选人，格里利也得到了民主党的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