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中国初涉奥运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发展的一百多年时间里，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对于这个全球性世界体育活动由茫然不解到积极参与其中，并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这中间走过了一个漫长而充满挫折的过程，期间经历的种种艰辛和快乐，每每回味起来，都会让人久久难以平静……
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94年。当时，中国清政府曾经接到了希腊王储和近代奥运会发起人皮埃尔·德·顾拜旦代表国际奥委会发出的邀请书。但由于昏庸的清政府不知“体育”为何物而未作答复。
1904年许多中国报刊曾报道过第三届奥运会的消息。
1906年中国的一家杂志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
1907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中国奥委会第一任主席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学界运动会发奖仪式上，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指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获奖机会甚微，但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建议中国组队参加奥运会。
1908年伦敦奥运会后，天津一家报纸再次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还提出要争取这一盛会在中国举行。天津体育界人士用幻灯展示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举办了奥林匹克专题演讲会。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口号的鼓舞下，在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1913年开始举办的远东运动会（最初名为“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的先驱，中国是发起者之一。在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表现了良好的体育道德。
1915年国际奥委会致电远东运动会组委会，承认了远东体协，并邀请中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和奥委会会议。
1922年，我国的王正延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中国陆续加入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足球、篮球等8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第8届奥运会上，我国3名选手参加了表演赛。
1928年第9届奥运会上，我国派观察员宋如海参加，并进行了考察工作。
1931年，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历史由此开始。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我国本不想派选手参加，仅由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而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满，为了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竟然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洲国”选手参加奥运会。举国一片哗然，刘长春也予以拒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决定，刘长春、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刘长春执旗前导，沈嗣良、宋君复以及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6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于希渭因日方阻挠破坏，未能成行。刘长春在100米、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的第五、六名，未能取得决赛权，但他以我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而留名于中国奥运会史。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了由140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车等7个项目的比赛。另外，还有11人的武术表演队和34人组成的体育考察团。其中篮球比赛赢了法国队，撑竿跳选手符宝卢取得复赛权。中国武术队的多次表演轰动了欧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延和体育家袁敦礼、董守义等人提出请求第15届奥运会（1952年）在中国举行，引起了国人的兴奋。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我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等5个项目的比赛，但没有一人进入决赛。奥运会结束后，代表团在当地华侨总会的帮助下，解决了路费，运动员才得以返回祖国。
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中国正式接受邀请较晚，只派出了40人的代表团，可当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只有吴传玉参加了百米仰泳比赛，但是将五星红旗升起在赫尔辛基奥林匹克体育场，就是新中国的骄傲。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50届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接受中国奥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但是，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为首的少数人的操纵之下，却又将台湾所谓的“中华奥委会”继续保留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成员名单上，继续搞“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1956年到1979年间，中国奥委会没有派代表参加奥运会。但是中国台北选手杨传广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夺取十项全能比赛的银牌。他是第一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运动员。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台北女选手纪政获80米栏铜牌，她是第一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中国女子运动员。
5.2中国重返奥运
1952年，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2月初，芬兰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芬兰政府希望中国派出运动员参加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2月5日当即致电国际奥委会，表示决定参加该届奥运会。与此同时，芬兰友好协会主席皮可拉及许多芬兰友好人士也发表谈话，敦促国际奥委会邀请中国参加。
2月13日，盛之白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出席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46届国际奥委会，会上再次表达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立场和愿望。
经过激烈的斗争后，7月18日晚，中国接到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的邀请电。国际奥委会终于在第15届奥运会举行前夕，做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
但是，第二天——7月19日，奥运会就开幕了。赫尔辛基远在万里之外，中国，去？还是不去？
周总理当机立断，于7月19日晚批示：要去。
时间太仓促了，中国临时组织参赛队伍。
7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一支篮球队，一支足球队，外加游泳选手一名，全团共40人。荣高棠为团长，黄中、吴学谦为副团长，董守义为总指挥，李凤楼为足球队指导，牟作云为篮球指导。
7月24日深夜，出发前夕，周总理不顾一天的疲劳，在中南海接见了这支待发的队伍。他关切地询问了准备情况，又亲切地指出：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7月25日凌晨，中国体育代表团乘三架飞机，从首都西郊机场起飞，日夜兼程，赶到赫尔辛基时已是29日11时了。大会虽近尾声，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到来，仍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董守义，当他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前来欢迎的、熟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拥抱。中国体育代表团，被送至奥林匹克村。12时半，举行升旗仪式，数百名他国的运动员和新闻记者赶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友好。曾参加过第14届奥运会的足球选手张邦伦，荣幸地成为升旗手。只见他轻轻地、缓缓地拉动绳索，五星红旗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奥林匹克盛会上，又扬起一面新生民族的风帆。
但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得实在太晚了，大多数比赛项目已结束，唯有吴传玉赶上参加第二天的百米仰泳预赛，但由于旅途疲劳和时间差，吴传玉没有打进决赛。足球队和篮球队未能正式参赛，他们在芬兰期间只进行了一些访问比赛。
尽管中国派出代表团首次参加了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但是在奥运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问题，为此，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发出抗议，要求解决这一问题。
1955年6月，当时的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荣高棠在国际奥运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联席会议上，正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允许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这是违法的，但是布伦戴奇却以“这是政治问题”为由，没有对中国的抗议进行任何表态。
与此同时，中国奥委会开始了第16届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并向台湾发函，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希望台湾选派优秀的运动员来北京集训，以组建统一的代表团参加比赛。
而国际奥委会依然在文件中不断使用“中国北京”的字样，更有甚者，布伦戴奇在给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的信中，竟然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国际奥委会竟支持这种无稽之谈，包括国际足联、国际田联、国际举联、国际泳联、国际篮联、国际射联、国际自联和国际摔联在内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承认了台湾所谓的合法地位。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从1958年6月至8月间，先后退出了15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当时的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毅然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
在以后的20余年里，中国都无法参加许多国际体育赛事。为了打破这层坚冰，中国团结第三世界的体育力量，开始了漫长的破冰之路。第一个突破是在1962年夏天。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运会，拒绝了台湾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为此，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消了印度尼西亚的会员资格，禁止其参加奥运会。面对这样的现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议，举办新兴力量运动（GANEFO）。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2年9月在雅加达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4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派出了一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参加比赛。在本次运动会上，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之后，在1966年11月，首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举行，此外，中国也承办了几个单项的新兴力量运动会。
第二个突破口是被广为流传的“乒乓外交”。由于“文革”，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和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在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位置被台湾占有。1972年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乒乓球协会的支持下，一个名叫“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机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拥有合法的席位。这是在“两个中国”的斗争中，中国赢得的又一大胜利。
此时，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步地改善。1970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向中国领导人表达愿意与中国方面私下接触的愿望，并在不久后的一次外交宴会上，第一次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1971年，中国已经在考虑如何与美国改善关系。那么，以什么作为最好的媒介呢？正好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71年3月28日—4月7日在名古屋举行，于是中国有关领导人想到以此为契机。3月11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有外交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代表出席的特别会议举行，会议上指出，尽管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但是我们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比赛。在名古屋，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与中国运动员互相交换纪念品，而双方官员之间更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美国运动员表示，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这些情况都直接反馈给了毛泽东主席。当本届世界锦标赛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北京访问。
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运动员。就这样，乒乓球和体育为中美最后建交拉开了序幕，也为中国最后成功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打下了基础。
作为“乒乓外交”的硕果，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同年，国际奥委会迎来了一位新主席、爱尔兰人基拉宁。国际奥委会意识到，要尽快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就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在1977年9月和1978年4月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政府加深了了解。1979年，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关于解决中国合法席位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在内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同年11月，国际奥委会以通讯表决方式让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投票，结果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于10月25日在日本名古屋做出的有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这一著名的名古屋决议指出：中国奥委会在参加奥运会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同时允许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占有席位，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出现。
国际奥委会的这一决定，最终扫清了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障碍。从此，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良好的、密切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