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十年传统
（一）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传统
1949年，中国媒介制度经历了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从媒介体制到媒介的经营管理制度都进行了重新设置。这种“设置”至今已有60年，尽管在这60年间中国的媒介制度处在不断调整之中，但它还是形成了一些“传统”，沉淀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我们进行媒介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遗产”。
1949年以来的媒介传统还可以分前30年的传统和后30年的传统。前30年（1949～1978）的媒介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是“延安媒介传统”的延续，而延安传统又是苏区传统的延续。“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新闻体制和工作传统是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这种体制和传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初创时期。”《新青年》的改组即奠定了党报的模式，延安整风时期被系统化和制度化。新中国成立后被推广到了全国。孙旭培在概括1949年以来的新闻体制时说：“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的党的机关报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曾在短时期内（约两年多）出现过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但不久便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报政策，作为整个国家的新闻制度。民营报纸和民主党派报纸渐告消失，新闻事业（即便是工会、青年团报纸及各类专业报纸），一概称为党的新闻事业，于是由党组织统管了全国各类新闻事业。这种体制之下，报纸的政治调门一样，发表的言论一样，只有新闻因各自报道的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舆论一律’、‘千报一面’也就自然形成。”概括说来，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延安以来）形成了如下一些媒介传统：
第一，媒介产权安排上的公有制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媒介制度安排中取缔私有产权，私人所有的媒介制度安排被国有化所替代；国有媒介占据垄断地位，媒介的所有权、使用权、控制权、收益权等均归国家。这样的后果是激励机制不全，责、权、利不明确。国有化使媒介组织作为一种微观利益主体丧失了独立性、逐利性与竞争性，媒介的激励功能丧失，媒介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其维生机制由自主经营转而依赖国家拨款，只需对党和国家负责，无须面向市场和受众自负盈亏，媒介自身的制度创新动力消失殆尽；媒介的功能一度扭曲。“20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造成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我们也同样有理由说，传媒业的计划体制是造成传媒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传播服务脱离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根源。”这种媒介制度安排受到苏联传统的影响。
第二，媒介组织设置上的“机关传统”。“作为事业单位，中国的传媒业无一例外都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一切，无条件地接受党政机关的直接领导，无条件地完成上级领导所确定的宣传任务，这使中国的传媒业成为‘准行政部门’。传媒的所有权归属于党政机关，上级领导部门可以任意处置任何一家媒体，就像在媒体集团化过程中所显示的，要并要拆，要办要关，全由领导决定。传媒主要的人权、财权、事权归属于党政机关，包括重要的人事任免、重要的投资决策、重要的改版，最后审批权都在党政机关，甚至连报刊的发行定价、报刊的版面增减都得经党政领导批准。”由于人、财、物都由国家主管，媒介自然成了政府的一个延伸机构，媒介从业人员的身份被纳入国家干部体系，媒介组织的架构也和政府机关类似，有着严格的层级。中国媒介条块分割的布局也是依照政府的行政设置来安排的。早在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圴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圴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四级办报（台）”的最初制度模型。此后的一两年内，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着重建立起各级党委组织的机关报，以作为宣传的中心，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1949年以后，中国在经济基础上是一个计划经济格局，在宣传上也是一个“计划宣传”的模式。全国的媒介布局是一报（《人民日报》）、一刊（《红旗》杂志）、两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省市（地市）一级依此类推，基本格局也是长期一报一台，80年代后又增加了电视台为省（市）委的喉舌。和行政设置一样，媒介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由于媒介成为政府机关，因此它分享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力，这种行政垄断地位使中国媒介在处理政治事务上（如帮助民工讨薪、帮百姓打官司或帮助政府解决群众困难等）比西方媒体更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这种“垄断权力”也使中国媒介的“寻租”变得更为容易和普遍。
第三，媒介功能上的“喉舌论”传统。媒介要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办报传统。“把新闻媒体当作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从我们党成立开始就意识到，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一直沿袭到今天的认识或提法。”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党和党报》明确提出：“报纸是党的喉舌，这是一个巨大集体的喉舌”。1954年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指出：“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再次明确：“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由于媒介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设立的，在功能上就偏重意识形态宣传功能而忽视经济功能。以出版业为例。1949年后的出版经营方式实行典型的计划模式，由国家投资、下达计划和任务，然后统一由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销售，出版社以服务政治为唯一目的，基本上不考虑利润和经营状况。其负面结果是导致媒介财务状况恶化，入不敷出，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承担。1978年以后的媒介改革就是在经济层面上激活了媒介的“营业功能”，尽管在经营制度层面上有所改进，但“喉舌论”的传统仍然保留了下来。
第四，典型宣传与“多媒体”宣传的传统。“大树典型”的媒介传统由来已久。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的消息，并配发《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由此拉开了宣传典型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树立正面典型的媒介传统没有断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乎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许多典型。这些典型人物宣传起到了动员、引导和教育群众的作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媒介最为突出的宣传手法。除利用大众媒介宣传外，为动员群众，中国共产党还创造出了许多的宣传方式，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媒介中的重要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一开始就注重群众化、通俗化的传播形式，如在宣传形式上采用音乐、舞蹈、绘画、诗歌、漫画、木刻等文学艺术进行宣传。在传播媒介上除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外，还开发出了“黑板报”、“墙报”、“大字报”等“新媒体”。这种通俗化的黑板报、墙报等媒介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工厂、学校、农村、城市，到处都有这种宣传形式，“文化大革命”时更是无所不在：到处都贴满了宣传画、标语和口号，还有大字报。1978年以来，这种形式仍然存在，不过旧瓶装新酒，很多宣传内容已脱离了政治化的色彩，世俗化的、商业化的内容取而代之，但它仍然负载着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显然，“大树典型”和运用多种媒介进行“立体式宣传”已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传统。
此外，政治家办报和群众办报的传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再强化与实践的媒介传统。这当中的许多媒介传统很好地延续了下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的“典型特征”。在保持政治稳定，推进社会改革方面，1949年以来形成的媒介传统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在使“新华体”和《新闻联播》式媒介宣传与运作方式具有了群众基础和“合法性”，也使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保持了一种“延续性”，减少了社会震荡。当然，1949以来的媒介传统也构成了1978以来新闻改革的约束条件，由于传统具有一定的“惰性”（路径依赖性），它也使得媒介改革难以推进。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中国现存的传媒理念和制度设计仍然具有“宏大文化规划”的传统，这是改革前历史的深刻遗痕。“它们是一个宏大试验的一个部分。这个实验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有意识的设计可以塑造新的、更好的社会生活模式。”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媒介传统一方面保证了改革的渐进性与延续性，另一方面也束缚着中国媒介改革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