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未来不存在于过去的延长线”上，所以那种“考察过去，研究现状，然后在其延长线上描绘未来”的“推进式思维”是非常有害的。我们认为，在对待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与过去一刀两断、对历史全盘否定的做法才恰恰是最为可怕，也是最不可取的。面对道德层面的文化失根、文化传统的断层现象，主持人文化影响力之渗透力就应该是一份社会责任感驱使下的执著与坚守，理应担当起修补与填补的责任。
——不以收视率马首是瞻，多开辟一些形式多样的读书栏目，呼唤人们读书习惯的建立。电视技术以图像符号代替文字符号的出现，使得众多的受众不再需要像文字那样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接受。这无疑培养了人们对于电视的习惯性依赖：习惯性依赖电视上播出的外来信息，习惯性依赖荧屏上直观的图像世界。这种来自于“精神快餐”的接受方式，不仅使得人们不再习惯进行文字的阅读与思辨，也使得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日渐疲软。在这种影像思维、视觉思维对语言思维的入侵颠覆占有极大比重的境况下，我们希冀通过读书节目，通过主持人在读书节目中的适当引导，让他人引导、自我引导、媒介引导三种引导类型共时存在，让越来越趋向于图像文化、娱乐文化和平面文化的审美文化得以拨乱反正，既唤起受众建立对民族文化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电视的负面影响。
——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断明晰自己的媒介责任，主持人应该在文化底蕴上做足文章。在主持人吸引力问卷调查表中，白岩松在学历为“大专或本科”层次的主持人中名列第一。提起他，我们会想到《中国周刊》、《东方时空》，想到很多的现场直播。在没有提词器，甚至连文字稿都没有的情况下，靠着事前精准的案头工作，靠着一张嘴和随机应变的思维能力，白岩松总是不负众望。究其原因，白岩松自己归结为幸运，其实幸运不会降临给没有准备的人，有记者在对他进行专访后写道：“白岩松是天生的书虫，读书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知识因而涉猎得很广泛。社教、文艺类节目他都能做，足球和古典音乐节目更是他的强项，但他却不贪多求全，总是不断地给自己做减法，逐渐缩小自己工作涉及的范围，把精力放在少数的几个领域上。……白岩松从来不背任何大型直播的包袱，不会为此临阵磨枪，因为专注的领域少，所以他平时的积淀非常丰厚，神舟三号、四号发射的节目都是他做的，白岩松也因此跟航天系统的领导很熟悉，经常和这些航天领域的专家们一起聊天。这些平时的知识积累，都在关键时候帮了他大忙。”CCTV-9的《今日话题》是一档英语访谈节目，主持人杨锐经常与各个国家的大使以及国际名人面对面，他说，每当这个时候，“民族利益”就是唯一的立场；身为主持人，“代表的就是一个民族的形象”。而对于被采访的大使们来说，他们总是直观地把杨锐的文化底蕴当做中国人的文化底蕴，把杨锐的思想认为是中国人的思想。可见，主持人自身的文化底蕴比之影像手段和技巧运用来说更具穿透力，也更显渗透力之作用。
当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就如同全能思维的电视摒弃单一思维方式一样，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求索中，我们同样提倡创新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开掘与使用。因为传统和创新是一种互动关系，创新是对传统的创新，而非割断。
二、“创新性思维”对情感的疏通与印证的满足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与中华民族内敛、含蓄的民族性格有关。尽管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必然有着与外部世界保持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的需要，但“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方式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封闭内心、压抑情绪；而强调阶层归属、强调群体取向的文化特点，又使得人们总是希求在公共领域寻求印证与认同。在宣泄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负面的情绪容易滋生与蔓延，情绪型舆论必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印证与归属感的寻求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与社会的联络必将产生断裂，自我指认的需要也就难以满足。因此，电视媒介的出现，尤其是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不仅为受众情感宣泄提供了全新的舞台，也使受众在大众媒介的公共空间里找寻到一种印证与归属。这是经由电视而带来的一种创新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与革命。
首先带来的是情感宣泄的疏通和情绪舆论的引导。当主持人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时，可以说电视传播的一种新形式由是开始：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壁垒打破了，主持人的“话语霸权”消解了。经过挑选的现场观众可以和主持人一起聊国事、家事、天下事，也可以倾诉个人隐私，求助于媒介及其他“陌生人”的帮助，还可以在游戏娱乐中寻求快乐的分享。这种以受众话语权利得以解放为标识的传播观念的建立，不仅催生出《心理访谈》、《生活广角》等一批心灵服务类栏目，《实话实说》、《荧屏连着你我他》等一批谈话类栏目，《幸运52》、《开心辞典》等一批益智娱乐类栏目，更使得人们在主持人的导引下，封闭的内心得以启封、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人群，这种努力寻求情感宣泄，敢于倾吐心声的方式，无疑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引导起着积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经济上打破旧的、单一的、封闭型计划模式，实现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由自然经济转向科技经济，由权威垄断型转向市场多元型的根本转变。在转型期内，包括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而社会的急遽变革，也滋生出人们从未有过的紧张情绪与困惑焦虑。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4年完成了一项名为“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的调查。在历时4年的调查取证中，研究结果显示：压力主要来自10个方面，涉及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压力源则涉及89项。其中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成为转型期的“特色压力”。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充斥在现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人们争夺岗位，争夺市场，争夺技术，争夺资源。这种以利益争斗为特征的竞争机制，在打破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原则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情结焦虑、心理失衡的心理，处于充满着危机感、风险感、失落感和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伴随着烦躁失落和精神无所归依的是群体焦虑症候的日趋严重。不仅于此，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时空的本来意味，但人们心理的空间距离却越来越远。当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罅隙时，宣泄便有了需求。这是一种表达情绪的主动愿望，如同受众对自己心仪的主持人总会采取主动跟踪一样。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到主持节目现场，与主持人一起纵情话语的狂欢；有那么多人愿意坐在电视机前，与屏幕上的人一起分享宣泄的快乐。
“如果说80年代人们看电视最需要的是‘解闷’，90年代以后更多的则是‘解气’和‘解惑’。大家心里有气，需要‘解气’，通过电视来泄气；大家有困惑，通过电视来‘解惑’”，那么，《心理访谈》、《实话实说》等这样一类谈话节目，便像是为受众提供的心灵栖息的家园，为人“解惑”，给人“解气”，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倾诉的迫切需要。崔永元曾在《实话实说》做过一期《父女之间》的节目。父亲王东成是一位教授，女儿王琳是一个高三学生。在父亲眼里女儿独立但又有点叛逆，在女儿眼里父亲严厉有余而民主不足。在家中他们没怎么相互说过心里话，父女俩之间有着不小的隔阂。但是在录制现场，在崔永元平等姿态、平民语态的引导下，他们说出了过去埋藏在心底的话。节目结束时，父女俩冰释前嫌，拥抱痛哭，崔永元也声音哽咽红了眼圈。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受到感动的不仅是当时在场的参与者，更有电视机前无以计数的观众，甚至有观众写信给这对父女，同他们交流感受。从倾诉者转向倾听者，不只充当有意识的“喉舌”，而且充当有思想的“耳朵”，这是崔永元对主持人话语语态最重大的贡献，也是满足受众“总是需要从大众媒介或其他信息渠道获得维持心理平衡和生存需要信息”思维方式的前提。
众所周知，社会是个有机系统，媒介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舆论引导方面，更是有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功能。因此，在社会环境情绪型舆论勃发之时，媒介从业者沉着冷静的实时应对是首要的工作状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电视本来就是受众心理沟通与宣泄的渠道，主持人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社会心理医生的角色。每当发生较大的社会变动或是突发事件时，电视要及时传达信息，解除受众的困惑；每当负面的情绪舆论生成发散之际，电视不可回避，应该采取正面报道的方式予以疏导与沟通。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了围绕抗击“非典”的现场直播达80多场，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主持人柴静来自隔离区的一线报道，还有王志对李立明、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等一系列“非典”新闻人物的专访。他们以及他们的专访嘉宾在屏幕上的出现，对于当时民众恐惧心理的及时安抚以及紧张情绪的理智疏通，无疑都起到了特定时期社会权威的重大作用。而柴静、王志也正是凭着在“非典”时期的突出表现成为“非常栏目的非常主持”，开始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他们自身在受众心目中值得“追踪”的屏幕形象。
其次带来的是社会群体的印证与新阶层的归属。每一个个体人从他出生起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他认识世界的态度、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自我评价和行为动机无一不是由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塑造而成的。因此，社会群体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相互影响因素。过去，乡土中国不流动、静止的特点，不仅使得社会群体窄小、局促，也使得相互影响总是在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展开，祖先的经验“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前辈的思维方式也总成为晚辈们做什么与怎么做的最大参照系。电视的普及，完全打破了固有的状态，屏幕上出现的帮助各类社会群体塑造的“参考群体”，不仅达到了黏合社会群体内部成员不同个体的目的，也满足了每一个个体寻求群体印证与阶层归属的内心渴望。以成功人士身份出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凭借着电视的力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社会群体内部黏合与协调不同社会群体最直观、最感性的形象代表。
我们先来看看主持人是怎样通过节目起到黏合社会群体内部不同个体作用的。
改革开放2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自古以来“顶层是锥型，上层很小，中下层很大的”金字塔图形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某种松动，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2002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科研项目，由陆学艺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出版，报告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已经“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
社会阶层的变迁，导致了人群的重新划分，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磨合碰撞、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更多的需求，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困惑，更多的风险，更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更多的局部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冲突，等等，这一切都成为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主持人文化影响力要想在占有受众“注意力资源”的前提下施展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应该注重当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受众的不同心理，在不同的栏目定位中，给予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简言之，在“窄播”、“小众化”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加强“对象感”的建立，以便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群在电视媒介里更为便捷地既了解社会、了解这个社会中与自己同一个群体其他人的生活行为，同时在认同自己与世界相联中得到印证心理的满足。这是媒介人对过去“广播”、“大众化”思维方式的一种突破，也是培养受众对主持人信任感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