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
尽管对于媒介效果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大众传播愈来愈深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其作用与功能也在不断融入新的内涵。它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不单营建了一个公共舆论空间，而且成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传递者和生产者，对传播中人的生存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的大众传播已经从‘工具客体’的本质中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一言以蔽之，媒介获得了生命”。与获得“生命”和主体身份的进程一致，大众传播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自身的主体性，其肩负的社会责任更为重大，承担责任的意识和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媒介具有鲜活的‘生命’、具有思考和行动的愿望和能力”。和一切生命体一样，具备了主体身份的大众传播也必然要面对自身的生命活力问题。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相比，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的有无和强弱，不但反映着自身的生存现状，关系着自身长远发展的前景，而且反映着时代的社会状况，对“生存”于其中的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更有着切实的影响，对于其施加作用于其上的社会文化生活建设和社会整体发展来说也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应该引起我们加倍的关注。
我们认为，广播电视传播主要是以有声语言创作为主线而进行的。有声语言创作的情况如何，不但直接关系着传播的样态和效果，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众传播的观念、形态、潮流、趋势。它既是广播电视传播的重要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同时又具有全息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甚至更加显明地反映和代表广播电视传播的整体状况。因此，我们把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研究重心放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上。
那么，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以上我们已经说过，生命活力作为一种现实和可能，显现在主体的生存状态、主体的生存活动及其结果、主体的生存发展的完整生存过程中。其中，具备生存活力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一种丰富、充盈、生机盎然、积极向上的生存现实；充满生命活力的生命活动是一种主动、积极、富于生发力的创造性活动；富于生命活力的主体发展则一方面从生命活动中汲取营养和力量，一方面不断走向发展进步。
有鉴于此，把它和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结合起来，可以从传播主体、语言传播、传播效果三个序列来考察。
我们认为，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即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传播主体有效履行传播责任，以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深刻的生存理念为底蕴，在传播过程中调动起清醒而积极的主体意识，凭借高超的有声语言传播能力，激活接受主体的生存生活感悟，达致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一种传播实现。
在这一定义中，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传播主体：传播者真诚、热情、深刻、高超，能够“在场”、“发言”，富于表现力；
语言表达：语言有内涵、有深度、有意趣，适切对象、适切环境，鲜活、生动，富于感染力；
效果评价/传播实现：传受主体之间能够达致互动、沟通、交流，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富于生发力（适应、创新、发展）。
我们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产生关注，不只是因为大众传播实践及传播学研究中存在忽略主体和主体缺失的情况而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更是由于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存在生命活力严重不足的现实，引发了我们对传播主体生存状况的关注。
在当前的播音主持实践中，生命活力缺乏的情况不一而足，存在许多层次和侧面，但是努力找寻脉络，我们不妨大致归纳出判断生命活力有无和强弱程度的几个方面：
（一）有无事业追求
事业追求关乎主体的生存价值，没有目标的劳动大多是做“无用功”而不可能有创造性，没有追求的生存往往流于消极、被动，缺乏人生理想的生存是消磨时间的生存，得到的只能是活力的流失和枯竭。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不只是传播主体换取衣食的途径，而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不可能通过敷衍塞责就创作出精品，那需要不断积淀、不断探索、不断努力。传播主体若能把传播工作切实当做一生中（哪怕是此一时间段和生存空间内）重要的事业，对它充满兴趣和热情，在工作中能够全身心投入，时刻处于一种创作状态；同时，把它和自己积极的人生追求融合起来，消弭生活与工作的割裂与对立，让生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一个有助于传播能力提高的过程，就不会在工作中和生活里被动消极，疲于应付，才能在既“点燃”自己的同时，也“照亮”别人。
（二）有无目标指向
生命活力的丰盈不能停留于个体的自足状态，它更是生命的相互映照、相互助益和共同发展，缺失价值关怀的心灵，没有共同进步的情怀，就会失去涵养活力、增进活力的苑囿，结果只能是生命的自闭和活力的耗竭。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不能没有方向和目的，它不是不计后果地按照程序去完成指定的任务。它要求传受主体间进行理解、沟通和交流，以期做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实现共同成长。作为拥有话语权的传播方，传播主体心中要时刻装着受众，真正为受众着想。而且，大众传播的目的也不是图一时之快，不是图一时之利，要正确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三）积淀如何、深度如何、能力如何
生命活力常表现为一种丰富感、充实感，蕴含着力量，充满了创造性的劳动，并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肤浅、单薄、苍白是生命活力的“死敌”，缺乏创造性的重复、模仿是对生命活力的破坏。
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不是一个“张口就来”、可以“不学而能”的简单工作，需要传播主体有深厚的积淀，能够“厚积薄发”。这里的积淀，当然包括知识的积淀，包括人生的体验。但仅有知识的积淀是不够的，体验多也不意味着传播水平就一定高、效果一定好。不管是知识，还是感性的人生体验，都要和具体的传播实务结合起来，并善于转化为外在的有声语言表达，体现为一种深刻、丰富和内在的力度感，才能真正有益于传播。肤浅会使传播苍白无力，只能在生活的表层打转转儿，严重的话还会曲解人生、误导他人，沦为一种语言噱头。
（四）传播状态如何
状态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存活状况的，积极、自信、游刃有余的状态体现的是一种极具表现力、感染力的生命存在，僵死的、病弱的、消极的状态则是生命的“梦游”，反映的只能是活力衰竭后生命那“苍白的面孔”。
传播主体的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传播的表现和实现程度。良好的传播状态，一定要“活”，一定要积极主动。播音主持工作者既要显示出强烈的传播愿望，具有充分的自信，还要具备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并始终处于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传播状态之中，成为真正的传播主体。使语言生动鲜活，让表达声情并茂，整体上神形俱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播具有鼓动性、感染力。
（五）情感表现上是否适当
人的生命的弥足珍贵之处在于我们拥有丰富的情感，纯洁的、真挚的、崇高的、炽热的情感塑造了我们高尚的情怀，充实着我们的精神内涵，感动我们、引领我们高昂我们“高贵的头”过“人的生活”。
传者与受者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关系，传播的完成不只建立在信息的准确传送上，更需要信息的有效送达。信息的送达不只是一个意义的传递与理解的过程，还涉及传受之间在意图、态度、情感等方面的交往情况。因此，受者的情感及情感需求是传播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因素。有声语言大众传播需要动真情，传受主体之间的生命活力也需要真情来互相激发。
（六）表达的创造性
创造是活力的源泉，正是在创造之中，传播者确认了自己的主体存在，接受者从中感受到传播的丰富多彩，体验到生活的充实丰满和无限乐趣，消除了受挫感，获得了满足感，从而处于一种开放的、积极的、创造的人生状态之中。
然而，我们却遗憾地常常看到一味的模仿，不顾现实的移植，看到一些播音主持工作者或是陷入定势之中，或是耽于“讨巧”式的形式刺激。不管是得过且过、驾轻就熟地支对应付，还是复制抄袭、轻描淡写地“涂涂改改”，都不能摆脱有声语言表达的庸常状态，既不能充实自己，也不能“激活”别人。
第二节主体意识的自觉
生命的活力体现在人的自然生存与社会生存两个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生命力首先体现在对生存的自觉上。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不是混混沌沌，随波逐流，而是始终思考着生存的状态、生存的目的和生存的价值，并对之不断做出调整。意识在主体的生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没被意识到的主体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体。
通过意识与自我意识，主体不断获得有关外界的信息和关于自我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感知、接收、综合，通过思考、判断、预测，主体形成和集聚着关于世界和自我的经验和认识，获得了选择、决策、确定目标的可能，为进一步实现理想人生创造了可能性。
可以说，意识所包含的主体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适应性、协调性，主体对自我的自明性和调控能力，及其目的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但是主体生命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激发、促活主体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
对于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来说，传播主体的意识也处于重要的地位。意识启动主体的传播活动，是生命活力外化和传播生命活力生成的关键。
一、传播身份的自觉
对自我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作为的把握形成自我在不同环境下的自我意识，是主体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主体的身份自觉。身份自觉规范和规定着主体在特定环境下的具体行为。
传播身份是对传者位置、作用、任务、职责的定位。对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传播身份自觉的第一要务。
（一）认识传播工作的重要性
传播身份的确立首先取决于对大众传播事业社会功能的认识。虽然对于传播功能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一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监视环境、调适社会各部分关系、传播和继承文化、提供娱乐四大社会功能。大众传播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与特定的经济基础相关联的，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传播事业，其社会功能、传播原则也有所区别。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同样有着守望环境、社会整合、决策参与、社会动员、科学教育、娱乐服务等功能，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服务大众、协调社会的重任。
传播身份的确立还要能够明确传媒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应该说，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具有巨大的“权力”，而“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领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包括生活习惯、规律、日常的语言、分类等等，都是权力运作的领域”。大众传播不但可以对政治权力及其过程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监督，可以通过相关报道、评论或广告对经济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还可以对社会的文化情趣和审美倾向产生影响，可以对个人的社会化、行为、交往及娱乐方式产生影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大众传播已超越了工具论的阶段，而成为人们社会生存的一部分，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大众传媒不仅进行信息的搜集和传递，是人们的“自我观察之镜”，它自身也生产文化，深刻地介入人们的文化生活，影响着社会的文化生产。它所营造的声像时空，已成为人们生存生活的重要“居所”之一。
无疑，大众传播的作用是巨大的，其作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然而，影响越大，一旦出现问题，其为祸也愈烈。胡智锋认为，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其固有的传播特征所导致的表面上的负面作用，还可能潜藏于其积极地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的过程之中。他引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话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因此，他认为，媒介应成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行为主体”。有声语言创作是广播电视传播的“最后一道工序”，传播主体是大众传播的“出头露面”的实施者，自然是这些功能的承担者和实现者，是这些权利的享有者和执行者。传播主体能否正确行使权利、履行职责直接影响大众传播功能实现的程度、效果，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