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述的通过传媒监督实现传媒救济方式外，传媒还可以通过唤起风险责任者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情感，以“内化”的方式推动风险分配正义实现。2007年9月10日，浙江卫视《公民行动》播出的节目叫《肇事车主，决不放过你》。节目反映的是一个13岁少年的不幸家庭遭遇。母亲在他13岁的时候因患癌症去世，父亲又被一辆肇事汽车撞死，肇事者逃逸，于是生活没有任何着落。栏目组虽努力帮助寻找肇事者，但未果。栏目主持人东方月在节目结束时凝重而诚恳地说：“一个人的一生难免会在自己都不愿意的情形下犯错，但重要的是我们有勇气来承担责任——你（指肇事司机——笔者注）的出现，对一个13岁的孤儿以及你自己来说，都将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显然，主持人的呼唤对于唤起责任人的道德良知以及促进风险分配正义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在追求风险分配正义的同时，传媒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要防止“自我正义”的出现。这一概念是贝克在论及9·11后的世界风险社会的恐怖袭击中提出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者“他们在试图充当检察官角色、法官角色和立即执行权力的执法者角色以维护所谓的正义的时候，制造了现代闻名世界的惨案和灾难。这种典型的自我正义在国际关系中必须得到克服。即使人们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候，在克服所谓的自我正义方面还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现代社会风险中也存在“自我正义”逻辑，表现为个人所持有的关于风险分配私人性正义观念。这种观念如果与社会正义不一致，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如一些人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法（如毁灭他人或自己）以获得“自我正义”结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个案性，或个人化趋势，并可能导致社会运行成本增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风险语境下，社会中的基因工程、化学产品风险等让传统的理性计算难以把握，风险的跨地域性使得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严重程度超出了预警监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风险发生的时空变化无法确定风险；常规程序和标准无法把握事件产生的多样结果。这些都容易让遭受损害的个体认为风险分配比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要多，或者比自己被引导去期待的责任还多，因而产生相对剥夺感，于是倾向于寻求自我正义。传媒除了通过发现社会制度设置的不足来敦促相关部门完善风险救济外，还应当通过“自我正义”实施者前后的状况进行引导和剖析，以让更多人从中疏导、获得启迪。遗憾的是，类似的节目并不多，对“自我正义”实施者之后状况的剖析也主要集中在法制频道的栏目如《忏悔录》。从受众的广泛性来说，这远远不够。当代一些较知名的引导式访谈节目如《谁在说》、《人间》等，又过于关注于情感世界而非更广阔的社会风险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次，传媒在促进风险分配正义实现的过程中要避免陷入传媒中心主义的陷阱。这种陷阱本质上是传媒权力膨胀以及传媒对自我角色意识的把握存在偏差所致。社会风险的化解、规避，以及风险分配正义的实现，从长远来说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的全社会参与。因此，传媒在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个职责是如何有效督促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有效行动起来，而不是将传媒的促进功能扩大到脱离现实的程度。地方台的民生新闻栏目已经感受到这一点：由于之前这些栏目对一些琐碎问题的广泛参与，已经对受众形成思想误区，认为该栏目就是帮老百姓解决一切问题的部门。一旦栏目欲改变被人指责为过分琐碎现状的时候，这又使得有些受众认为栏目开始失职，失去了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功能。在采访时，栏目的记者往往会被围观的群众指责说自己之前遇到什么样的事，栏目没有派记者来采访。造成的后果是，栏目在受众中的公信度开始下降。2008年笔者的学生刘波在一家地方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对此深有感触。其实，不仅地方台，即使是中央电视台也是如此。《新闻调查》栏目面对大量求助信的时候，也只能感叹“虽然被人们当作‘包青天’，实际上什么也包不了”。《焦点访谈》则对自己的角色认识比较到位。在该栏目组的工作者看来，《焦点访谈》就是一个新闻栏目，它不可能也不允许替代公、检、法部门，也不可能更多地扮演政府决策机构的角色。他们认为，栏目自身越是受到关注的时候，越要求记者谨小慎微，把握好自己的度。对于这一点，传媒在思考自己角色的时候，应保持这种谨慎态度，防止传媒从以前的社会参与不足发展到对社会干预失当。
第四节一点经验：传媒与重大灾难性事件
近些年来，中国面临了一系列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灾难。传媒不仅以纪录者的身份书写了关于灾难的中国社会记忆，最重要的是她以参与者的身份同其他社会主体一道面对灾难，共同推动了社会发展。灾难是不幸的，但面对灾难却能够跨越灾难则是幸运的。对这种幸运的回顾，不仅构成了追溯传媒实践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探索传媒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风险治理所应当珍视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灾难性事件较多，不可能一一涉猎，因此这里主要限于近5年的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为了避免理解的差异，此处特将重大突发性灾难事件作出界定：它指自然和社会急剧变化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它具有影响广泛性、负面性和受关注度高等特点。
一、传媒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中的行动历史
近5年来社会重大灾难性事件包括：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因三鹿“毒奶粉”事件已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有所涉及，故在此不再探讨。
2003年的“非典”事件这场疫情首先起于广东，但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到2003年2月10日南方网和《羊城晚报》首次进行报道，广东媒介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对此事没有作任何报道。2003年2月12日下午，广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抢购大米和食盐的风潮，对此，《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纷纷向省委宣传部申请报道，但有关官员的答复是不准报道。此后，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发展，广东和其他各地的媒介才改变沉默立场。总的来说，不仅广州媒体，全国的传媒在本次事件中的报道基本上以2003年4月20日为分界线。2003年4月20日，必将成为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天，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发布会的情况介绍中，高强主动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北京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达339例，另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人。此后，高强还坦承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众多的评论者指出，一个部级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地承认工作的失误，这在十余年来还是第一次。分界线之前的传媒基本上处于失语的状态，造成的后果是境外媒体关于中国“非典”的报道如火如荼，国内则是小道消息和流言通过各种渠道的盛行。由此造成社会对此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但这一局面也不能简单地单方指责媒体过于恭顺。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制度架构规定了传媒的行动空间，加上不同层级管理部门出于特定的风险考虑（如传统的关于灾难是负面的思维、经济利益的考虑、确切情况不明等）才最终导致了这一被动局面。
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在《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突发事件凡外电可能报道或可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应及时作公开的连续报道，并力争时效赶在外电、外台之前”。1989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提出：“对空难、海难、铁路公路交通等国内发生的恶性事故，中央新闻单位要抢在境外传媒之前发出报道。”1997年1月18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公开报道灾情，要实事求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抗灾救灾工作，防止产生消极影响。重大灾情的报道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局部灾害一般只在当地报道。报道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应以主管部门核实的统计数字为准。凡公开报道要慎重，报道内容要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2003年4月20日之后，国内传媒的报道迅速增加，并开始回到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局面。通过共同不懈的努力，传媒在增进人们了解“非典”状况，促使人们认同“非典”期间的管制措施，促进社会各界理性对待“非典”的行动上都可圈可点。一项关于北京居民的传播渠道的选择调查也显示，选择传统大众传播渠道的（电视、报纸、广播、境外媒体）达到67.4％（其中选择境外媒体的仅为0.5％），选择网络渠道的（国内新闻类网站、网络论坛、境外网站）达到10.5％（其中选择境外网站的仅为1％）。
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这是50年一遇的暴风雪侵袭，大雪灾造成全国17个省份不同程度受灾，灾民将近1亿。对于这次灾难，由于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确保党的意识形态及安全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因此传媒全力参与报道并有上佳表现。新华网在2008年1月29日、2月3日及时地传达了中央关于抗灾的紧急部署重点，具体包括交通、供电、民生。从而，也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了中央的工作重点。1月21日7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直播《爱心守望风雪同行》，关注各地因雪灾长时间滞留在公路上的司乘人员和受灾群众，积极联系各级政府部门及其职能部门实施有效救援。同时，作为第一家在第一时间联系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汇报灾情的新闻媒体，其反映的情况也促使相关部门更加重视灾情的发展和应对。
但传媒不仅做到上情下达，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行政吸纳。《南方周末》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不仅采用长篇通讯以及图片的形式详尽报道受灾地区的严重情况、人们面临的困境以及人们在抗灾中的感人事迹，还对雪灾期间发生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深层思索。如2008年2月21日的《被踩踏者李红霞的短暂生命》针对在雪灾中的唯一一个被踩踏致死的人，对城乡二元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索；《反思国家应急体系》指出我国目前的应急体制中政府反应太慢等问题；《三问郴州冰灾》对湖南郴州的电力设施进行了调查，指出现在铁塔抗冰标准偏低的问题；《爱心为何未发挥更大力量》指出非政府组织在抗灾中的活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迅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立即着手加以解决，推动了抗灾工作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