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图面向中国现实，将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立定全球视野，将历史素材与问题意识相沟通；站在学术高度，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该书以一种全新的视界和思维，全面勾勒了中国和谐社会视野下舆论传播的特点、模式、影响、作用以及变化轨迹，深刻分析了和谐媒体的建构、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探讨了当下舆论传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舆论传播成功引导的方法、手段、机制等，涉及广阔的国际国内背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社会更加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易经》、《论语》、《老子》等文献典籍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和”的非侵略性和非极端性的“中庸”、“宽容”的本质特征。现阶段党和政府着力建设和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主要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种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金字塔状的可以保证社会稳定的和谐建构，也是一种由内向外发力、由中国向全球延伸的辐射状的希望世界和平的和谐图景。
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谐世界的建构，离不开和谐媒体的建设，更离不开正确舆论的传播与引导。舆论良善、媒体和谐是社会和谐、世界和谐的重要基础。舆论导向混乱，媒体危机四伏，必然影响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探讨媒体和谐发展，确立整体互动的媒体发展观，构建定位明确的舆论传播新格局，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在国际上消除“中国威胁论”，塑造精致化、良善化的中国国家形象，营造良好的和平崛起的舆论氛围，将是中国今后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同时，进一步提高对于舆论传播与引导的科学性、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显得极其紧迫。
第一，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下社会还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政治领域由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现代文化转型。大众意识因此表现出复杂多元的态势，大众意识的多元化是社会生活多样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具体表现在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增强上。因此，大众意识或舆论传播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
第二，能否对舆论进行科学引导也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项考验。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五项内容：一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二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三是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四是建设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五是引导大众建设和谐媒体、和谐社会的能力。党和政府要提升执政能力，确保执政方向正确，就必须依赖和争取大众舆论和传播媒介的支持。
第三，自觉总结和使用国内外先进的舆论传播经验和方法是党和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越来越讲究科学和实际的今天，我们必须预先进行科学的研究。世界各国政府都对舆论传播与舆论引导非常重视，我党几代领导人也都十分重视大众舆论传播的巨大作用。研究也反复证明：议题设置理论、沉默螺旋理论、民意调查方法等已是舆论传播中的常用手段；将党的主张同人民的需求和心声统一起来，是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传播效果、实现和谐传播的有效途径；将庄严的主题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起来，也会产生事半功倍的宣传效果和思想能量。
第四，建构舆论生态恶化和危机的指标体系，做好舆情分析，加强舆情监测，设立预警系统，是实现舆论有效引导、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通过对公众当前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对未来生活的乐观度、对当前最突出社会问题的认知度和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关注度等舆情指标信息，进行认真监测、分析和预测，确定舆情事态严重的等级，掌握舆情的主动权，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对舆论进行控制和引导，以防患于未然。针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的特点，以及正在加速发展成为舆论阵地的态势，应该提供方案，建成网络舆情监测引导系统和辅助决策工具，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具有生命特征的往复循环的舆情生态控制与引导系统，成为真正的舆论爆炸“防火墙”。
第五，要努力形成舆论传播新格局和新机制，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舆论传播新格局、新机制的形成必须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紧密互动，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密切配合，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全面动员，从而形成立体的，上下联通、左右协和的舆论传播网络和舆情监测体系。
总之，舆论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既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制高点，也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舆论引导能力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关系到国家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地位与安全，对舆论引导能力相关理论和对策的研究既是我国宣传和舆论传播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战略性的工作。
西方舆论学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创立初期往往是在论述政府问题时偶尔讨论舆论的本质、作用、类型以及与政府的关系。193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创办的《舆论季刊》创刊号正式提出“舆论科学”。1956年，该刊主编奇尔兹的《舆论——本质、形成和作用》一书出版。早期研究舆论学的基本上都是从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专家学者，后来才有了宣传学和传播学专家、学者介入。我国对舆论传播的系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本书主编、课题主持人和团队成员也较早进行了舆论传播研究，除了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舆论传播学和传播社会学的论文和专著之外，还于2002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对舆论学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和总结的著作——《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卷》。这次，我们主持和承担浙江省社科规划立项重大课题《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2007年），既全面梳理、整合、提炼了我们的前期成果，合理吸收、科学借鉴了许多同仁的学术精华，同时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世界前沿，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包括一些不成熟的构想和建议。大家知道，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探索性的，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的冒险性或风险性，存在不足之处甚至错误观点更加不可避免。对此，我们诚惶诚恐，心有不安，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的邵培仁、彭凤仪、张咏梅、张健康等作者，和参与部分工作的卫军英、丁建辉、邵鹏、潘祥辉、王文馨等合作者，在此恳请学界专家、业界朋友给予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和本书再版时加以改正和完善。
最后，我们要衷心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新闻传播编辑部主任蔡开松编辑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十分专业的编审，感谢所有的给予我们启发和智慧的学界同仁，感谢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领导多年来的支持与关心，感谢课题组成员的精诚合作和辛勤劳动。
邵培仁
2009年11月
于杭州市老和山下沿山河畔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