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据是否杰出定人才
钟祖荣先生在《现代人才学》一书中讨论了人才学界关于人才本质的几种意见，并提出了他自己对人才本质的看法，他说：
“人才的本质特征是杰出性。”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给“人才”下了两个定义，其一是说：“人才，是在品德、智能、创造生三者中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其实际水平和实际成果都杰出的人。”其二是根据人才的成长过程下的定义：“人才是适应一定的社会需要，利用一定的外部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劳动中形成并发挥其杰出的内在素质的人。”
他认为，所谓“杰出”就是高于一般的人，是“其实际水平和实际成果都超过了特定标准量的人”。比如，各种道德方面的模范人物、爱国将领、战斗英雄等。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在道德境界和道德行为上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筹。再比如那些天才儿童、音乐家、画家、工程技术人员、运动员、能工巧匠等，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在一般智力或特殊才能上有一定的特长，并能创造出比—般人高的成绩。又比如一些领袖人物，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教育家等，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创造了前人没有创造的、新颖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他们在创造能力和创造成果上都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筹。而各个领域的伟大人物，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他们不仅在道德水平和道德行为上，而且在智能水平、创造能力和实际成果上，都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这种人才划分的标准，不仅强调人才在品德、智能、创造性等三个方面的素质和实际水平，而且强调在这三个方面的实际成果。钟祖荣先生认为，只具备前者而不具备后者的人是一种潜人才。只有当他们作出了较大的超过标准量的实际成果后，才能转化为显人才，即实际人才。同时他还认为，人才具有广泛性、社会性：相对性和变动性，不仅有智能型人才、创造性人才，还有道德型人才；不仅有物质文明建设人才，而且有精神文明建设人才；不仅有在一个领域中作出贡献的专才，还有在几个领域中都作出贡献的通才；不仅有高层次的人才，还有低层次的人才。而且人才总是处于变动之中，非人才可以变为人才，潜人才可以变为实际人才，低层次人才可以变为高层次人才，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人才也可能向相反的方面转化。
尽管钟祖荣先生认为，创造性并不是人才的本质特征，但他提出的划分标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创造性，只是比创造性标准更为广泛，包括了那些虽无多大创造性，但在素质水平和实际成果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的人。
3.根据能力、业绩定人才
2003年12月，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时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在该文件中，对人才的本质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洼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还特别强调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
应该说，这一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当代人才学家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探索的结果，深化了人们对人才本质的认识，为我们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奠定了基础。
中央对人才本质的概括，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人才的狭隘理解，不仅进一步阐发了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是人才的思想，而且对具有丰富经验和一技之长的应用性人才、各类能工巧匠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亳不吝啬地把他们都归人人才的行列之中。这就为人才成长开辟了新的途径。不管有没有高学历、高职称，不管是国民教育系列出身还是自学成长，也不管受到的是国内教育还是国外教育，只要有能力、有业绩，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那就是人才。党和人民对其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因此，党和国家在着力培养各类高级人才、拔尖人才的同时，也鼓励人人作贡献，人人都成才，从而形成一种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代人才学家对人才本质进行了积极、艰苦而有效的探索。这些探索为我们党制定科学的人才标准、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我们党对人才本质的概括，又为人才学中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了圆满回答，从而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当代人才学。
三、从“人才、马才与猴才”的争论看
人才的社会性与时代性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不少专家、学者往往将人才比喻为千里马，将发现人才的人称为伯乐。有的先生不同意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千里马不过是一匹马，而马的本质属性是要被人奴役，既要钉蹄子、戴嚼子，还要备鞍子；要被人骑，或被用来拉车。
从这个意义上看，千里马也不过是一奴才。所以他们说，把人才比喻为马才，实质上还是在提倡驯服工具论，是抹杀人才的个性，强迫广大人才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为现代社会或为少数人所奴役。而历史上那些发现千里马的伯乐，也不过是为朝廷和统治者选拔忠臣良将而已。社会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应该强调人才的自由发展，不应将人才学搞成奴才学。人才应该无拘无束，自由驰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用不着研究他们成长的规律，也用不着研究管理他们的制度。因为所谓管理，还是将人才置于被管制的地位，这也是剥夺人才的自由。
他们甚至认为，人才应该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那样，既不怕玉皇大帝，又不怕太上老君，敢于大闹天宫，大闹蟠桃宴，又敢于偷吃仙丹，踢翻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由此他们提出：要做猴才，而不做马才，要研究人才自由发展的规律。
如何看待千里马与天马，马才与猴才？这是一个关于人才社会性与时代性的大问题。古人用千里马比喻人才，的确包括为统治者寻找忠臣良将之意。但我们今天借用“千里马”来比喻人才，已经远远突破了古人的思想范畴。我们不是暗示马要被人骑，要用来拉车，而是取其日行千里之意，主要是强调它们比一般的马突出。从历史上看，马才中有奴才，也有人才；猴才中有人才，也有奴才。如果说孙悟空大闹天宫、．踢翻八卦炉时是人才，那么他被戴上紧箍咒，忠心耿耿地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时岂不又成了奴才！实际上，任何人才都要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时代服务，为一定的政治集团所用。所谓独往独来、天马行空式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一个人不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所用，就是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所用，超阶级、超时代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强调要为振兴中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我们主张对人才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扬拼搏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诚实守信精神，也恰恰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希望创造一种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希望有更多的伯乐发现更多的千里马，目的不是让大家去培养奴才，发现奴才，或者让青年人去做奴才，而是希望人们像千里马那样日行千里，促使我们的祖国早日腾飞。我们承认人才的社会性、阶级性与时代性，主张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超阶级、超时代、自来自往的人才。
人才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可以研究人才的自由发展问题，无论是对庄子的《逍遥游》，还是西方的自由思潮，以及马克思早年提出的人的异化思想等都可以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提到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但这种自由发展在阶级社会中，在国家没有消灭之前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即使是共产主义时代的人才，也要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服务，尤其要具备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要有为社会、为人民献身的精神，而不能成为独往独来、天马行空式的“自由战士”。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社会情况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提倡人们可以无拘无束、自往自来，只能是要求党和政府放弃对人才的培养教育与选拔使用，要求青年人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这种思想不仅对国家民族不利，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利于我国人才的正常成长，尤其不利于广大青年顺利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