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杰英年早逝之后，王敬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未完成的校舍建筑工程之中。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中国公学初现规模，于1910年秋开始接纳学生。之前在新靶子路租屋读书的学生也全部迁往新址。这里遂成为中国公学的“大本营”之所在，后来虽几经劫难，几经炮火，但只要有机会重新开学，中国公学同人们就会努力完善校舍建设，为师生提供一个诗情画意、乐在其中的“象牙之塔”。
中国公学早期校舍，边建边用，边用边建，逐步形成一些规模。据一些早期学生的回忆文章，我们今天可以大略“复原”一下当年中国公学内外的场景。
中国公学地处吴淞炮台湾，距离宝山县吴淞镇尚有一站路，约三华里。校址占地一百余亩，四面环河，树木扶疏，半村半郭，闹中取静，宁静而优美。公学东南边，正是黄浦江、长江与东海交汇处，碧黄两色，界限分明，煞是壮观。陆路则有中国最早建成的铁路——淞沪铁路，从吴淞口到上海通天庵，共八个站台，约半小时即可到达。
通过一座小桥进入学校，最先看到的是传达室，共分两间。一间是传达人员的办公接待之所，一间是校工值夜宿舍。千万别小看这两间传达室，那可是中国公学内通外达的“枢纽地带”。在很多公学学生的笔下，传达员老蔡和蔼可亲，仗义厚道，经常为学生打抱不平或出面处理各种纠纷，“排难解纷，就凭老蔡一句话，就迎刃而解了”。传达室遂成为学生们心灵深处的温暖港湾。
校园的西边除篮球场外，是一排排红色的洋房，前面的一排，中间是学校正门，上有一座英式红墙钟楼，正中墙上横嵌郑孝胥手书“中国公学”四个大字。楼下左右延伸分隔八个房间，为办公之用，如校长室、教务室、会客室等。楼上则有图书馆和六间教室，教室每间除讲台外，一般放置六十张课桌椅，大的教室则可放置百张以上，光线充足，空气畅通。
由钟楼接连向后北行，右侧是两幢楼房，左侧是八间平房。再向北走，则是一间大礼堂，可容纳一千余人，后来成为很多名家演讲、上课的最佳处所。
大礼堂后有两层楼的男生宿舍，按天、地、玄、黄等作为每排的编号，每排有数个房间，每个房间可住两到三人。学生宿舍，十分宽敞洁净。一些学生还找来美术图片贴在墙上，颇有情趣。
一些年轻教师就住在男生宿舍的两端，空闲的时候，经常会溜达到学生宿舍聊天。有时候，聊到晚上10点钟熄灯，还不过瘾，就借着月色或点起蜡烛，继续“天方夜谭”，一边剥着花生米，一边纵论天下。
校园的东边，有一大片草地，是为足球场。尽头则是女生宿舍，人称“东宫”。当时的校规规定，男女虽可同教室上课，但男生不得到女生宿舍，女生亦不准到男生宿舍，互为“禁区”，不可逾越。
美丽的青春，总能逆风飞扬。尽管条件有限，但学生们的生活照样丰富多彩。每天晚饭之后，学生们经常到校外散步。“或者走到车站，而后穿过车站到海滨，来回约六华里。或者先走到吴淞镇，再走到炮台湾而后回校，那是一条三角形的路线，来回约十华里。少时脚力健捷，最多一小时，已足够了。如在星期假日，则到宝山县城去，来回不到二十华里。这是沿海的小县，也是海口的前卫。宝山县城较海塘为低，城中没有市面，只有零星的几家小店和一些住户。站在城墙上，站在海塘上，可以看到汹涌的波涛，与无穷的远景。也可以看海上来往的船，以及船上的人。其实都并不相识，却又好似极为熟悉的亲友。”8
偶尔来了兴致，年轻的学生们还会突发奇想，摸黑溜出学校，去海边看日出。在早期学生阮毅成的记忆里，就发生过一件极惊险又有趣的探险往事：炮台湾是军事地区，戒备森严，但学生们并不知道，一心只想着去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奇景。终于有一天，阮毅成约了七八位好友，说通了门房老蔡，在午夜溜出了校门，直趋炮台湾车站。仲春之夜，月色清莹，学生们正陶醉在月光下的大海边，突然听到一声喝问：“口令！”原来是守卫的军队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深夜密谋不轨的坏人。等问明来意后，对方放下已经举起的枪，哈哈大笑说：“日出有什么好看的！我在这里一年看到头，都看腻了！”学生们未看成日出，只得打道回府，没想到怎么也叫不醒睡熟的老蔡，又无法翻越入校，只能哆哆嗦嗦地靠在校门前木桥的栏杆上，一直熬到天亮。
这样的所在，无疑是年轻人心中的读书天堂。在后来很多公学毕业生的文章里，中国公学优美的周边环境、气派的正面大楼、高矗的红墙钟楼、丰富的课余生活等，屡屡被提及，饱含深情、历历在目，成为不可磨灭的人生记忆。
这或许正是王敬芳们当年矢志不渝誓要建成吴淞校舍的初衷吧！
孙中山开了张空头支票
吴淞校舍落成之后，王敬芳率领中国公学同人继续四方筹款，到1910年末常款已达两万余元。
这时，王敬芳有了更大的梦想。中国公学刚设立的时候，就希望能与美国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并驾齐驱，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从中学办起，后又陆续开设师范、理化、英文、算学等专修科。
等到校舍初定，常款稳定，在郑孝胥、张謇等人的倡议下，王敬芳决定添设工科大学预科，并积极谋划筹办大学。为此，1911年夏，王敬芳专程赴南洋群岛募捐，受到当地侨商欢迎，“诸侨胞认捐银一百七十余万圆，将汇上海”。
万事俱备之际，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革命风暴四起，一呼百应。受到这一风潮的鼓动，正在海外募捐的王敬芳决定以天下大局为重，专程拜访正在南洋筹款的孙中山先生，商议将自己募得的侨商捐款移作革命军费。此举令孙中山万分高兴，当即慷慨承诺，“俟成功后，本党照偿原款，且更加补助”9。
如胡适所说，中国公学本来就是个革命大机关，师生中不少人都与革命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成为领导长江流域一带革命力量的核心组织。
在此境况下，中国公学学生纷纷放弃学业，投身革命阵营。比如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的会议名册上，共有29人，其中涂潜、邓道藩、陶泳南、张仁鉴、梁鍪五人就来自中国公学。早期学生张承槱还成为了上海光复会的重要领导力量。
武昌首义成功之后，各地革命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时，上海革命党人的核心力量分为两支，一支是以陈其美为庶务部长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一支是以李燮和为总干事的光复会上海支部。两支力量原本各有所图，同盟会中部总会打算等南京先发难后再在上海行动，而光复会上海支部则打算与浙江革命党人共同袭击杭州。1911年11月2日，陈其美得到情报称，清军派出五艘军舰运送枪炮弹药到江南制造局，已停泊在吴淞口。
两支革命力量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携手并肩，光复上海。这一行动得到了包括张承槱在内的中国公学学生的积极响应。此前，张承槱曾联合各种革命力量组织了一支3000多人的敢死队，打算赴武汉声援革命，但后来接受于右任的意见，决定与陈其美联合，于11月4日共同攻打江南制造局。由于起事匆促，贸然进攻的结果是不敌清军，陈其美被俘，幸得李燮和组织敢死队前往救援，反败为胜，一举功成，上海宣告光复。
此次光复，“树勋立业之人多有出自中国公学者”，但中国公学并未因此得到有效保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举为沪军都督，张承槱被举为沪军北伐军总司令。而李燮和因与陈其美不和，另率敢死队赴吴淞，被公推为吴淞军政分府水陆总司令。不久后，李燮和借用吴淞中国公学校舍，设立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光复军总司令，黄汉湘任副总司令，招兵买马，求贤纳士，意欲北伐。
王敬芳踌躇满志的办学梦想，终于被国内硝烟四起的现实击得粉碎。各省资助中断，学生往投革命，校舍亦被借用，中国公学只得暂行停办，直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民国肇建，百废待兴。因感念王敬芳以及中国公学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加盟中国公学董事会，亲自董理复校事宜，并推举一向关心公学事务的熊希龄担任校长，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两千金，作为开办经费。
中国公学自立校以来，一直依靠各省协助常款维持，但在革命风起后，这些协助常款纷纷停止。公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寻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这时，公学董事会想到了王敬芳与孙中山之前的约定，到了“还债”的时候了。
1912年初，中国公学前监督夏敬观、总务干事梁维岳等打听到前清上海道台蔡乃煌有一笔款子放在“源丰润”银号，但因“源丰润”倒闭而只剩抵押的房产股票字据，后被接任上海道台的刘燕翼存贮在上海比利时领事署。“董事等以此项财产堪充全国公益之用，上海中国公学系全国所公立，办理以来成效昭著，此项财产拨充中国公学经费甚为合宜，特呈请前孙大总统。”10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感念中国公学“教育宗旨迥非他校可比”，且在革命时节“死义之士前后接踵”，遂于1912年3月21日令财政部批准在案，将这300万抵押款全数拨给中国公学，作为办学经费。
中国公学董事会喜出望外，当即做出办学规划，开办政、法、商各科，并续办工科，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准备特派董事钟文恢赴京领取拨款，重振雄风。
计划赶不上变化。孙中山早在返国途中，就审时度势，决定将总统之位让给早已在北京形成政治气候的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将掌国大权交给袁世凯，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到全国筹建铁路去了。
孙中山让位，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政治上的考量就不待说了，即便是从经济上考虑，孙中山也无法像袁世凯那样八面玲珑、呼风唤雨，因而开出的往往都是“空头支票”。
据唐德刚《袁氏当国》记载，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支援。孙大总统大笔一挥，拨20万元救急。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谕，前往财政部领款，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口袋里没钱，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发言权了。1912年4月，当中国公学董事会派人兴致勃勃抵京，准备领取孙中山之前承诺的“源丰润”抵押款时，却发现情况不容乐观：财政部虽然高调回复，“事关振兴教育，既奉前大总统批准拨归公学经费，自应准如所请”，但总以“先救急要，徐图教育”为借口，一直未能办理支付。
万般周折之下，1912年11月4日，孙中山以中国公学董事之名，亲自致电袁世凯，希望政府早日兑现承诺：
北京袁大总统、周财政总长鉴：前清沪道存款日内由比领交出，所有源丰润等户各押产，文在宁时已批准拨充中国公学经费，财政部亦续行批准在案。兹闻此款忽提作别用，果尔，则前案已虚。伏望公等电饬交涉使陈贻范仍依前案办理，俾公学得以维持，不胜感盼。文雅不愿越俎，惟该校近以董事推许，用敢一言，并希亮察。孙文。支。11
两天后，财政部复电称：
孙中山先生、中国公学诸董事均鉴：支电悉。沪关存件其源丰润户下押产既经中山先生暨本部先后批准在案，此时自应照办。惟前南京政府曾欠捷成五百万马克，现已到期，本部无款可还，只能展期，而该行坚执不允。经本部与熊前总长磋商至再，始定先还百万马克，余则以沪关存件恳押该行，始能首肯。此乃不得已暂作抵押，并非移作别用，一俟捷成款六个月限满清偿后，即将存件取出，查照前案办理。事出无奈，请希鉴原为荷。财政部。鱼。12
这下，又将皮球踢回来了。据现存的中国公学档案显示，1912年4月到1913年5月之间，为了这笔经费，中国公学曾多次致电国务院、财政部、教育部，但均告失败。1913年4月1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的中国公学董事熊希龄呈文袁世凯建议：既然源丰润抵押款一时无法拨付，政府又不应失信于民，不如另请财政部拨发8厘公债票150万元，作为公学常年经费，按年领息，以期永久。这一建议后得到国务会议通过，但被缩减为6厘公债100万元。
遗憾的是，此案未及执行，国内风云又变。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党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而袁世凯被认为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事发后，孙中山从日本返国，主张武力讨袁，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是为“二次革命”。
1913年7月28日，上海讨袁军司令部迁往吴淞中国公学校舍。中国公学再度停办。
不忍见亡友遗泽湮没
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下，尽管“源丰润”的300万元基金最终泡了汤，但中国公学董事会仍满怀期冀，重修校舍，广聘教员，并准备扩大办学规模，一鸣惊人。
1912年2月，中国公学董事会公推熊希龄担任校长，主持大局，但由于熊希龄在南京临时国民政府任职，一时不能回沪，遂推选公学早期职员谭心休暂代。是年秋，董事会又公推黄兴担任公学总理，负责全盘处理校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