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大轰炸后，王云阶带着妹妹王秀岚离开上海，到达汉口。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汉口热火朝天，人民爱国热情高涨。王云阶参加了冼星海主办的《星海歌咏团》，在冼星海、林路等人的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到救亡音乐运动的洪流中。这时，他结识了作曲家聂耳、吕骥、贺绿汀、孙慎、孟波、麦新、张曙等作曲家，并成为他们的战友。王云阶发现这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这正是自己在音乐创作中所缺少的，他决心向这些人学习，为救国救民创作更多鼓舞士气的战斗歌曲从此以后，在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队伍里、在街头巷尾的群众宣传演出队伍中、在青年学生的抗日歌咏舞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王云阶的身影。
火热的战斗生活，使王云阶深深感受到了音乐艺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他不仅自己高唱起抗日歌曲，还教民众和青年学生唱抗日歌曲。为了动员各界人士向前线将士捐献棉衣，他和二妹秀岚还在救亡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了冼星海写的《做棉衣》。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创作抗日歌曲和诗歌。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有《我们在炮火中长大》（安娥词）、《我们不流眼泪》（王云阶词，贺绿汀曲）、《大家站在一条线》（王云阶词曲，孙慎主编的抗战歌曲集出版）、《抗战到底》（钱亦石词）。在武汉大公报上，他发表了为纪念全国歌咏成立而写的长诗《向阿波罗宣誓》桂林时代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个以歌曲为主的综合性的单行本《国防音乐》，意在号召全国人民筑起抗日国防线。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王云阶在周恩来任职的政治部一所、一处、一科任绘画科员。当时，该处刚成立了两个月。
冼星海除了搞创作、组织音乐运动外，还兼“汉口市妇女战时服务团”的音乐老师。这个服务团，据说是一个上海女工王涤之创办的，还有一个西康人冯云仙参与领导。团里约有团员二、三十人左右，大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年龄上差异比较大，文化也参差不齐，学生的比例比较小。
李青蕙就是这个服务团的成员。当时，她是一个初中生。父亲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去世了。学校里年龄较大的同学，纷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到伤兵医院去工作、上前线去参加救护工作。在他们的感召下，李青蕙从湖南桃源来到这里，参加了“汉口市妇女战时服务团”成了团里最小的团员，在团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在这里没有多久，她认识了王云阶。两人相爱结婚，并且生了中国一个伟大的童星王龙基。他就是著名影片《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汉口市妇女战时服务团”里除了聘请冼星海任音乐老师外，还聘请肖英老师教政治和文化课。他们是现学现用，学会了就立即到江边码头、大街小巷、电影院、伤兵医院等地方去宣传。那时，他们的宣传口号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次，他们到重伤医院去慰问，唱了好多首抗战歌曲，非常受欢迎。最后一首是，《慰劳伤兵歌》当她们唱到“你们正在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重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人们听了，开始是几个人哭，后来，哭的人越来越多，哭声也大了。看到这个情景，她们担心歌声吵了伤员，加重了他们的伤痛，就停下不唱了。伤兵们看见她们停下了，就一边哭，一边说：“唱吧，唱吧，我们哭，是希望伤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好了还要上战场，打走日本鬼子，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这几句最朴素的话，却是肺腑之言，把演员们感动得哭了。她们边唱边哭。这次演出，给她们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她们是在实践中又受了一次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家深深感到，歌声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相结合后，才会产生无比的威力。于是，她们都下决心好好学习，用歌声作为锐利的武器，以唤起民众、打击敌人。
有一次，她们参加一个大型音乐会。她们高举“汉口市妇女战时服务团”的旗帜，排着整齐的队伍，边走边唱着抗战歌曲。可是，刚走到法租界，就遭到了“红头阿三”的阻拦。“红头阿三”是法国人雇佣的印度籍的警察，他们的头上的裹头布都用红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红头阿三”。“红头阿三”坚决不让队伍进入法租界，要她们收起大旗、打散队伍，单个行走，并且不允许唱抗战歌曲。
演员们非常气愤。她们就和“红头阿三”讲理，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中国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不可以举旗帜？为什么不可以排队？为什么不可以唱歌？“红头阿三”却说：“这里不是中国的土地，是法国的！法国人不让你们在他们的土地上干任何事，你们就不能干！如果干了，就是触犯了法国的法律，是不行的她们听了，就和”红头阿三“争了起来。这个”红头阿三一看形势不妙，就吹起了警哨，叫来了一批“红头阿三”他们看到是一群妇女，而自己个个都是身高马大的，看起来很有威力，就想用武力吓唬演员们，妄图把她们吓退。于是就挥起了警棍打她们。演员们虽然是一群青年女子，但她们决不示弱。“红头阿三们把大家冲散了，她们又聚在一起。一个和一个对打不行，她们就几个人对付一个。有的人个子太小，就抱住”红头阿三的大腿狠狠地一口。
最后，“红头阿三”没有办法阻拦她们，只好作罢。她们胜利了！又整理好了队伍，高举起大旗，高唱起抗战歌曲，歌声比原来更响亮。她们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那些警察听见呼声又赶过来，企图打散她们，她们就又与警察打起来，边打边重新整队。警察住了手，她们就整理好队伍，又高举起旗帜，高唱歌曲，高呼口号，奋勇向前。她们就这样走走、打打、唱唱，呼着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了法租界，而那些“红头阿三”只能站在后面，呆呆地看着她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前进。
动作这样快，歌声和口号这样嘹亮。不需要谁来指挥，整个的行动像部队一样整齐划一。当时，她们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如此神奇。反正她们胜利了，帝国主义输了，害怕了。通过这次的斗争，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列强，就能胜利，绝不能示弱，一定要以牙还牙，做面对面的斗争。他们是纸老虎，如果你怕他们，他们一定会把你吃掉。
这场斗争，对她们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激励。她们认识到，中国必须站起来，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她们信心百倍，士气大振，团结得更紧了。
这时，团长王涤之因病不幸逝世了。她们都非常难过，为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老师、朋友、战友而哀痛不已。在追悼会上，大家沉痛地追忆王涤之的音容笑貌，回忆她带领大家所走过的路。最后，她们流着泪，唱起了一首歌，在歌声中寄托了她们的哀思。这时，李青蕙听说这首歌是一位王云阶先生为追悼王团长而写的。她们唱着歌送别了王团长，并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将王涤之先生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一定要努力工作，来慰藉她的在天之灵。
有一天，星海老师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星海向她们介绍说：“这位是王老师。你们已经唱过他写的歌，今天见到他了。今后，你们的音乐课由他来教。他的名字王云阶。”
王云阶先生像个学生。他穿着一件棉布大衣，是中学生穿的那一种，看样子他顶多高她们几个班。“这不是中学生教中学生吗？”大家心里这样嘀咕。但是，演员们低估了他。王云阶先生的课讲得很好，不但思路清晰，而且很有感染力。
比较而言，星海更像一个大哥哥。下课后，他会和她们无拘无束，勾肩搭背，十分亲热。王云阶先生则不同。他上课时可以是滔滔不绝，将学生带入了音乐的神圣殿堂。在他的课上，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但在下课后，他的话就很少，对她们很客气，也很注意影响。她们有问题向他提问，他都会认真地回答。遇到有人问一些与课程无关的事，他就笑笑走开。他很忙，可上课却非常认真、准时。
不久以后，王云阶先生创办了一个“云阶歌咏团”。她们就是这个团的成员。遇到“星海歌咏团”缺人时，她们就两面唱。当时，她们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汉口市难民收容所，是她们重点帮助和宣传的点。她们将收容所的孩子们集中起来，教他们读书、认字、算算术、唱抗日歌曲。孩子们叫她们老师。她们也真的成了小老师。她们还为难民收容所的大人们读报纸、讲时事、教抗日歌曲。总之，她们把从大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飞快地传授给难民们。难民有问题，她们就尽量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回团里问了大老师后，再去解决。他们的关系亲如一家人，工作得很顺利。李青蕙感到越忙越开心。
就在这时，传来河南许昌危急，她们必须立即到那里去抢救孩子。一共去了五个小老师。领队的是冯云仙。因为，她有一个干弟弟在许昌部队工作。他在当地有熟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可以帮助她们开展工作。到了许昌后，住在一所小学校里。开始，她们一边了解情况，一边介绍来许昌的目的，向民众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有钱的人早就离开了许昌，没钱的人想走也无法走，经过宣传之后，终于有人愿意让她们先把孩子带到汉口，看情况的发展再转到后方。
许昌已危在旦夕了，交通十分紧张。好不容易才联系到一个装货的铁棚车厢。虽然里面已装满了货，她们也愿意上车，只希望早一点将孩子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因为通知的时间太急，所以，她们没有办法去多买食物，只带上了一点现有食品和十几个孩子，迅速奔向火车站。本想到车站再买点食物，但到车站一看，已经是人山人海。她们根本挤不进去。车站的工作人员带着她们挤进人群，找到了那辆铁棚车厢，把大家一个个地推上车厢，然后马上把铁门关好，怕人群挤来又是麻烦。
这个车厢里面没有水喝，也没厕所。她们只能告诉孩子少喝水，外面的太阳直射在铁棚车上，里面好像蒸笼，货物又装得满满的，人们连脚都没地方下去，站也站不稳。孩子们十分可怜。但他们也懂得当时的处境。他们看着大人，满面的无奈。李青蕙只能安慰说：“宝贝们，忍一下，到了汉口会好的。”
一进车厢，热气蒸得他们满身是汗，铁车门一关上，蒸热的空气和货物的异味，叫人作呕，车厢里很黑暗，根本无法开门，更不用说下车。再说，就算能挤下车，也会被淹没在人海中找不到回来的方向。于是，大家决心一路上保护好孩子们，只要孩子能吃饱，大人饿点也无所谓。车内的热气蒸得人们都要昏倒了。李青蕙只得把铁门开一条小缝，外面的小风吹一点进来，让大家唤一口气。
外面的人声嘈杂，只听火车工作人员对群众劝说，你们不要挤了，今天不会开车，你们回去明天来，明天可能开车。人们也知道这是在骗他们，所以，不但不走，反而哄到车边。这时车上的窗和门都紧闭着。车厢内，也是黑压压的人，窗和门想开也开不了。下面的人看明白了无法上车，只能爬向火车顶棚上。车顶又高，妇女无法攀援，丈夫就在下面推，好不容易把妻子推上去，自己又被人海卷走了；有的丈夫爬上车顶后，伏身伸手来拉妻子，妻子却被人一挤得不知去向；有的父母把孩子推上车顶，自己却被人海淹没了。车上车下的哭叫声混成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最后，汽笛“呜！呜！呜！”地叫声，叫碎了每个人的心肺。火车只发出轰隆轰隆声，却一动也不动，不知是车载过重，人过多，还是有感于亲人们的依依痛别。车下的人更加疯狂了，挤向车边的越来越多。
车动了，由慢而快地开走了，人群从车旁落到车后，跟着火车一面跑一面哭叫着，跑到后来，追不上车就伏在铁轨上痛哭。看到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李青蕙伤心地哭起来。这一切使她更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火车行驶时，为了安全，铁棚车厢是不能开门的，人们实在热得呼吸不上来，好不容易打开铁门一线小缝，微风吹进来，顿时感到了清爽。但射进来一线强烈的阳光，她们没法张开双眼，只得仍旧关上。
这时，押运员悄声说，快到鸡公山了，可能会遇到日本鬼子，怎么办？看样子他很害怕，大家马上就宣讲，如果遇上日本鬼子，我们就和他们拼，不要怕他们。如果害怕了，屈服了，就会死得更惨，只有拼才有胜利和希望，顶多是个死，怕什么！押运员听了也笑了，说，真要遇见，我就和他们拼了，不再怕了。车驶过了鸡公山，虽然无事，可是车内的闷热，让她们昏昏沉沉像失去了知觉，火车左右摆动，人们站不住，不是东倒就是西倒，好难挨的时光。
总算到了汉口，铁门一开，外面强光射进来，刺痛人们的双眼，每个人都紧闭双眼，等适应了，才慢慢地张开。还有这一双脚，它们也不听指挥，麻得一动也不能动，好像在地下生了根似的，要伏下身去，用手一只一只慢慢移动后才能走。想想离开汉口到许昌，不过一个多月的时光，真像再世为人。
回到汉口后，大家把难民收容所的孩子集中起来了。为了时局需要，“汉口市妇女战时服务团”改为“难民儿童教养院”。当时房屋缺乏，不能正规分班上课，只能分大班、中班、小班和小小班。
王云阶老师关心这些孩子，见他们全身都是虱子，就发动了小老师和工作人员一齐动手，为孩子们消灭虱子。她们先给孩子们洗头，再用煤油加中药抹在头上，用毛巾捂半小时左右，然后，打开包头巾，再洗净头。这样，头上就没有了虱子。孩子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再用水煮开。这样，才能消灭身上的虱子。这一切做完，孩子们好像都感到全身轻松愉快，他们笑呀，跳呀。
团里地方小，吃饭时，大小老师还是照旧吃小灶。孩子们多了，要用大锅饭给他们吃，菜也是用大锅炒。可能是因为老师小锅炒菜放的油多些，大锅放的油少些。有天夜里，一个大点的孩子气不过，偷偷逃回难民收容所找父母去了。第二天她们就将他找回来了。
王云阶老师给大家开了个会。他说：“这件事，我们有责任。孩子逃回找父母，这说明我们这个团没有家庭的温暖。否则为什么要找父母呢？他们的父母逃难出来，伙食不会比团里伙食好。可是，在哪个家庭里会有父母和孩子分锅吃饭呢？好的吃在一处，坏的也吃在一处，这才是个家嘛。而我们和孩子不在一处吃，不在一处睡，像什么家呢？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把小灶停了，老师们、工作人员们都和孩子在大锅里吃，我也希望老师们能睡在每班上，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王云阶的话，大家都没有异议。李青蕙第一个把自己的铺移到小小班，和孩子住在一起。大家也纷纷行动起来。
这样一变化，孩子们真的和她们亲密多了，以前不和她们说的话，现在也讲了。这样，李青蕙才感到真像个大家庭了，王老师这样的决定是对的。
这时，她把热烈的目光投向这位大哥哥。王云阶却似乎只顾忙于工作。在少女李青蕙心里，对王云阶产生了一种敬重，还有朦胧的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