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族诛之法，本起于秦，汉高祖入关，所谓父老苦秦苛法，诽谤者族是也。《后汉书》杨终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张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是族诛本秦酷政，汉高约法三章则已除之。然韩、彭之诛皆夷三族，购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贯高等敢有随者罪三族，是仍未尝除也。故崔《政论》谓高祖使萧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杨终疏所谓文帝至仁，除去牧孥是也。然文帝虽除，而其后如李陵、王温舒等，仍坐罪族诛，则此刑故在。至魏晋之际，益惨酷无人理。司马懿诛曹爽，支党皆夷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爽传》）王凌之妹为郭淮妻，凌被诛，淮五子向淮叩头流血，淮不能忍，乃致书懿，免之。（《淮传》）毋邱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兄ダ乞其命，乃诏离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刘子元，亦当坐死，以怀妊在狱，荀氏乞为婢，以赎女命。（按荀氏之女则俭孙女也，而亦不免，是诛及四族矣，司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议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须追刑，夫党见诛，又须从戮，是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独婴祸于二门，事属不均。请在室者从父母之诛，出嫁者从夫家之罚。”乃改此制。（《晋书 刑法志》）其后解结被戮，其女适裴氏者，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夫以将嫁而夫家来认之既可不死，则已稍轻于毋邱俭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耶。（《尔雅》）内宗曰族，母妻则曰党。是古所谓族者，专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国称，尚书九族谓自高祖至玄孙，即《丧服小记》所云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也。后世乃误以父、母、妻为三族，以致滥杀益多。顾宁人谓始于杜预，以外祖父母、从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当之。然《汉书》张晏三族注谓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注则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则此误不自杜预始矣。今按司马氏之诛曹爽、王凌、毋邱俭，虽极惨毒，然尚止及于姑姊妹及女子之适人者，至魏太武之诛崔浩，并及于卢氏、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则于本族之外，延及于母党、妻党、出嫁之女党，安知非如、杜预之注之遗害耶？故落笔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为外吏
后魏多以奄人为外吏。《杨范传》，谓炅太后临朝，中官贵者，皆许以方岳，故宦寺多为外吏。今考《魏书》，不自炅太后始也。盖魏时籍没之制甚严，凡官吏有罪者，一经籍没，则妇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孙，知义理有才具者。如仇洛齐，其父本殿中侍御史，洛齐在太武时为奄人，因绫罗户不属守宰，多隐漏，乃奏请悉归郡县。后出为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琚先世晋豫州刺史，琚被刑入宫，历事数朝，志在公正。出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时随迁洛，以家贫特蒙赐帛。赵黑先世本晋平远将军，黑没为奄人，官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能得人。献文欲传位京兆王子推，黑愿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后出为定州刺史，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有欲行赂者，黑曰：“高官厚禄，足以自给，敢卖公营私耶！”孝文闻之，特赐绢谷。孙小父本姚秦护军，守城殉节，小没入宫刑。后出为并州刺史，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清约自守，当时牧伯无能及。他如抱嶷以忠谨被擢，后因老疾乞外禄，乃出为泾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法。王质解书学，出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此皆在炅太后之前，而阉寺为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自炅太后后，杨范为白水太守，王温为钜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无可称。盖亦视朝政之盛衰为贤否，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况此辈乎。（俱见《魏书 奄官传》。）
魏孝文迁洛
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恐大臣不欲，乃发京师步骑百余万南伐，至洛阳，帝戎服执鞭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曰：“今者之举，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伐，便当都洛。”乃议迁移之计。次年，至平城官，部分迁留。又临太极殿，喻在代诸迁，秽之略。（《本纪》）时旧臣多不欲行，帝先与任城王澄议之，谓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兴文，须光宅中原。澄力赞之，乃决。（《澄传》）帝又谓元赞等曰：“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见多智耳。若永居恒北，卿等子弟不免面墙也。”（《广陵王羽传》）又尝问于烈迁留孰便，烈对曰：“圣略深远，非愚管所及。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鸣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烈传》）时穆泰、陆以畏迁谋反，泰欲推阳平王颐为主，事败赐死。（《泰传》）迁洛后，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热，召牧马，欲轻骑奔代，元徽勒门阻之乃止。帝遂废恂为庶人，寻亦赐死。（《恂传》）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见在朝之人，语音不许仍旧，违者免所居官。又诏革衣服之制。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禧传》）又诏迁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皆为洛阳人。又诏改国姓为元氏。（《本纪》）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而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惭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贺狄干至秦，为姚兴所留，因在长安读书，通《尚书》、《论语》，举止似儒者。后归，道武见其类中国人，遂杀之。（《贺狄干传》）明元帝时，或言国家当迁都邺，崔浩曰：“非计也。今居北方，若山东有事，则轻骑南出，谁知多少，百姓望而远服，此国家威制四夷之长策。若南徙，则种人不满诸州之地，参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则声实俱损矣。”（《崔浩传》）此又开国君之深识远虑也。
顾宁人言，中国风俗多有不如外蕃者。《辽史》言，契丹生计，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狃习劳事，不见纷华，故家给人足，戎备完整。《金史》，世宗曰：“女真旧俗，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皆出自然。”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乃长久之计也。”《金史．食货志》亦谓，金中叶以后，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又惩宋宽柔，用辽操切之政，是弃二国之所长而专用其所短。迄金之末，国用易竭，民心易离，实由于此。作法不慎，变法以救其弊，只益甚焉，此又操化权者所当加意也。
魏孝文帝文学
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贮董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文也，余文章尚百余篇。史论亦谓帝钦明稽古，焕乎其有文章，谥之以经天纬地，信不虚也。今就各列传所散见者摄叙之。帝宴宗室于皇信堂，命任城王澄为七言连韵诗，帝往复极欢，乃罢。（《澄传》）帝征悬瓠，赐宴，与从臣联句。帝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郑道昭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帝乃命邢峦总集叙记。（《郑道昭传》）冯熙造寺于北邙山，贾元寿作碑文，帝游寺见之，称为佳作。熙卒，帝亲为作志铭。（《冯熙传》）帝以冯诞为司徒，亲为制三让表并启，将拜，又代为谢章。诞卒，又亲为碑文及挽歌，皆穷美尽哀。（《冯诞传》）又常游幸，憩大松下，谓彭城王勰曰：“汝可作诗，比至吾间令就也。”勰去帝十步，且行且作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未至帝所已成。帝又尝御清徽堂，与群臣讲丧服。李彪曰：“古未有人君亲讲丧礼，臣得亲承音问，千载一时。”（《勰传》）刘昶出镇彭城，帝赐以御集，曰：“虽则不文，然欲罢不能，故以相示，聊为一笑。”（《勰》、《昶》二传）崔挺至行在，帝谓曰：“别卿以来，倏焉二载，吾所缀文，已成一集，今当给卿副本。”（《挺传》）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炅而不自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