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巴克利成为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但只是以38：37票险胜。而且罗斯福对哈里森的职位安排，也引发了一些怨恨。然而，巴克利并没有忘记，至少没有很快地忘记罗斯福对他的关照。司法委员会最后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案，即1937年7月29日的司法程序改革法案。
这一法案规定，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时，要提前告知联邦政府，而且联邦政府有权旁听这些案件的审理。
斗争暂时结束了，但一切并没有风平浪静。
罗斯福真诚地希望能够改善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是不喜欢工会领袖或是其他任何人在幕后操纵。他认为占据工厂然后激化到使用暴力的行为是反动的，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尽管他认为一些工人的过激行为是因为管理层的长期剥削。
由于在芝加哥南部发生了国殇日大屠杀事件（媒体使用了“大屠杀”这一措辞），罗斯福于6月29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表示罢工中的双方都是违法的：“对双方而言，这都是场灾难。”。所以当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议案告一段落后，他就和这些工会的领导人保持了距离。
虽然法院改革事件让罗斯福在政界的声誉受损，然而他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罗斯福也从未怀疑过公众对他的一贯支持（事实也是如此）。他得以任命一位新法官，而且使法院在对他的改革方案做出判决时态度不再那么咄咄逼人，这使得他的很多方案都能得以通过。他在这次风波中所做的公开演讲也打动了很多人，他也高姿态地接受了最后的裁定。有些人原本认为他是个狂热的独裁者，现在他们的这种疑虑尽管没有完全消除，但也开始减退。他仍然很受欢迎，而且1937年的失业率仍在持续下降，他的政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有才能的领导人，在处理如此重要的事件时，手法会不够高明。
尽管法院之战闹得不可开交，政府的一些法案还是在第二年春夏之交时获得了通过。
罗斯福还通过立法达到了防止逃税的目标。他断言：“逃税问题涉及所有美国人的道德与良知。少数富裕阶层如果成功地逃税，那么将会产生连锁反应，会带动其他人像逃税那样逃避法律。”
罗斯福把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公以及与大萧条做斗争作为首要大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公民宪法权利（其中又以财产权最为重要）的捍卫者，对公民的财产权并没有太多考虑。
罗斯福认为从富人手中拿钱不应该有什么道德约束，他把拿的钱分配给日益膨胀的政府机构，同时把剩下的钱分给需要的人，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也比较武断而且不科学。罗斯福的这种以纳税人利益为代价、广泛给予公共机关补贴的做法，激起了他的政敌心中的怒火。
罗斯福似乎从未考虑过他的一些政治姿态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在他对经济问题所发表的评论中，也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漫不经心的姿态。
1937年春天，在举国关注的小罗斯福和艾斯特·杜邦的婚礼上，罗斯福总统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行也让人不敢恭维。尽管艾斯特的父亲亿万富豪杜邦是罗斯福总统的死敌，但是罗斯福表现得还是像个绅士（当然他本身就是个绅士）。然而，总统和很多到场祝贺的朋友过分亲昵，这与婚宴的气氛很不协调。罗斯福还很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也喜欢铺张豪华的场面。用他儿子詹姆斯的话说：“父亲亲吻了所有的伴娘。”
罗斯福最终决定让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雨果·布菜克来替代范·德万特，担任最高法院中的法官职位。
罗斯福因公前往芝加哥，给一些新政的大型公共工程助威呐喊。约有七八十万狂热的群众夹道欢迎他。他在途中多次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这表明尽管他与最高法院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但是他在美国民众心中受欢迎的程度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
总统此时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整。1937年，西班牙内战升级了。1936年底叛乱的民族主义分子对马德里发起攻击，但被100多辆苏联坦克和军队打败了，紧接着是双方的长期对峙。在整个西班牙，战争双方都犯下了残酷的暴行。民族主义分子也许罪行更加突出，但是共和派也开始对罗马天主教牧师进行了有计划的大屠杀。这当然点燃了美国3000万罗马天主教徒心中的怒火。这些天主教徒几乎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而且占到了罗斯福稳定票源的1／3～2／5。
1937年4月26日，纳粹空袭了西班牙的一座小城格尔尼卡，而该城镇里没有任何军事目标。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遭到了公众的谴责，也被毕加索永远地保存在了他的名画中。对罗斯福而言，他有意淡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幸运的是2／3的美国人对西班牙交战的双方都没什么偏向。在那些有偏向的人中，支持共和派的人和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比率大约是5：3，这个比重悬殊并不大，较之美国国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率要小得多，所以不会引发直接的宗派主义分歧。西班牙的共和派日益倚重于苏联，而民族主义分子则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纳粹的支持，这加深了大部分美国人对双方的嫌恶。
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于1937年3月致信亨利·摩根索，希望美国能够修改《中立法》，从而能够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威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张伯伦深信任何的联合行动（美国和英国）都将让世界各国人民重振信心，还可以消除目前世界面临的危机。
不久，张伯伦当上了英国首相。罗斯福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张伯伦较之鲍德温目标会更加明确。但是罗斯福也担心“他（张伯伦）根本就不喜欢美国人”。罗斯福的朋友托马斯·拉蒙特曾在欧洲待过，对张伯伦很了解，他说：“如果英国有一个人会反对美国，那个人肯定就是张伯伦。”
张伯伦升职后，罗斯福马上就邀请他来美国协商国际事务，但是张伯伦却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关系自此逐渐恶化。
1937年春，当《中立法》需要延期时，罗斯福成功地表明了他那准确的判断力。他得到授权可以要求交战一方用自己的船只从美国运输需要购买的商品，这就是所谓的“现购自运”。同时，如果罗斯福认为禁运有利于美国的和平安全以及美国公民的生命时，他有权对战略物资实行禁运。这一变化使他可以阻止美国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向意大利直接出售石油。
1937年夏天，随着日本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国际形势更加恶化。8月17日，美国公民被迫离开中国。罗斯福拒绝执行禁运，因为那样做只能是对中国有害。但是9月14日，罗斯福禁止挂有美国旗帜的船只运输战略物资给中日交战的任何一方。国务卿赫尔像以往一样号召和平地解决争端，当然他的这番呼吁也像以往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通过广播向全美听众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对灾难挥之不去的恐惧代替了对和平的渴望……没有宣战，没有事先给予警告，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是大量无辜的平民，包括很多妇女儿童，被空投的炸弹残忍地杀害了。在这所谓的和平时期，船只被潜艇毫无理由地击沉。
“不要让任何人以为美国会逃避，也不要让任何人以为美国在祈求怜悯。不要以为西半球就不会受到袭击，这里的人民可以继续享受宁静，可以让艺术和文化继续繁衍……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和平……
“世界上9／10民众的和平、自由和安全，正因为剩下1／10的人企图破坏国际秩序和法律而陷于危险的深渊……我们必须唤醒世界的道德和良知……为的是尊重条约的神圣性，为的是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的是早日结束这种侵略行径。
“不管战争爆发之前是否有宣战，战火都会不断蔓延，战火甚至会吞没遥远的国家。我们决心置身战争之外，然而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够避免卷入战争。我们要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信念和安全感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战火也有可能烧到我们的国土之上。”
总统的这番演讲是巨大的进步。它再次重申了美国人民不愿直接卷入战争的心愿，但是总统演说的核心精神却是呼吁放弃中立，维护集体安全。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采取两种对策，如果可能的话，就与他们和平相处；如果必要时，就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罗斯福在国内和国外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这次演说意义重大。
罗斯福开始在外交事务上走在舆论前面，然后在迈出一大步以后又会后退一小步，这样舆论就能紧跟上他。同时，他还试图激发参战国人民的斗志，而同时他又要确保这些参战国不会误以为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参战了。
各项民意调查一致显示：在美国，关于和国际联盟合作对日本或者西班牙内战各方实行禁运这一问题，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人数是2：1。有后人曾经指责罗斯福没有更早明确地提出干涉主义政策，并号召公众舆论支持它。其实，罗斯福本人对于能否打败共和党的和平主义候选人，从而获得第二次连任并没有信心。罗斯福也不想重蹈威尔逊的覆辙，即把国家带到新政策的边缘，然后被他的继任者抛弃。罗斯福更喜欢吹响模棱两可的国际主义号角，让人捉摸不透，然后指责反对派喧嚣的反对声正是造成战争恐慌的祸因，然后他会静观时变，并再使用一次这个技巧。这样一来，美国的舆论就会慢慢地向着国际主义发展。
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旨在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国际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中日纠纷。但是会议破裂了，因为日本拒绝参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和德国让意大利加入了它们于1936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公约》
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上海，并开始围攻南京。南京城已经饱受沉重而无情的轰炸，日军的暴行就像不到两年前德国人在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的豺狼行径。11月11日，停泊在离南京30多公里外扬子江面上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被日本军队炸沉，造成2死30伤的惨剧，尽管帕奈号处在战区之外，而且清楚地标明了是美国船只。不仅如此，日本人还炸沉了美孚公司的两艘油轮。
虽然生病的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要求立刻对日宣战，罗斯福还是选择了要求日本首相立刻“真诚地道歉”。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他明确地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拍下了事件的全过程，所以日本方面宣称的所谓“误炸”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国给日本开出了一张补偿事故损失的账单，日本大约需要赔偿美国200多万美元，日本人二话没说，立刻就把这笔钱付清了。
当年整个秋季美国经济有疲软回落的迹象，这令罗斯福很恼火。
11月10日下午，罗斯福“看起来”打算加大政府支出。但是到了同一天晚上，财政部长告诉纽约的银行家们政府已经决定“坚决向平衡预算方向努力”，而且将减少支出，同时财政部长还声明他讲话时用的每一个词都是事先和罗斯福确认过了的。埃克尔斯写道：“11月10日下午和晚上，政府的立场完全相反，这让我怀疑新政是否只是个政治口号而已。”罗斯福会再次向埃克尔斯保证，这就像总统通常对埃克尔斯的同事所做的那样。罗斯福最后的确按照伊克斯的建议做了，这使得“节俭的”摩根索再次失望透顶。
经济衰退的迹象在这年秋天不断涌现。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各只股票出现了自193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经济形势的这一大逆转令政府非常被动。商务部长说经济结构“根本上是健康的”，但事态并未好转。罗斯福命令他不要像胡佛一样大放厥词。
霍普金斯劝说总统召见政府中的年轻官员，因为他们更了解百姓的命运。这些年轻官员们建议政府大幅度增加在救济、政府采购以及住房建设上的支出。他们还建议在1939年保留原来预定的平衡预算目标。
失业率在1937年春天快结束时下降到大约12％，几乎不到1933年3月的1／3。但是1937年底失业率又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了1938年3月，原本曾一度从1933年初的1300万降至600万的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到1000万。
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像美国那样，给民众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失业紧急救济。如果把这些获得救济的人也视为就业人数，那么失业人数相对就会有所降低，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像原来那样令人欢欣鼓舞。
罗斯福于1937年11月15日召开了一届国会特别会议，收拾当年春天被司法改革给打断的尚未完成的立法事件残局。这届会议于12月21日结束，收效甚微，罗斯福不得不把他的计划推迟到1938年。
随着1937年终于在担心中即将过去，一直对摩根索心怀不满的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和哈罗德·伊克斯在没有得到罗斯福认可的情况下，在经济衰退事件中跳到了前台。12月26日，杰克逊还发表了一个由科恩和科科伦起草的广播演讲。杰克逊在科科伦的鼓动下，准备竞选纽约州长。
1937年12月27日，特立独行的伊克斯表示，那些控制了经济命脉的"60个家族”已经导致了“金钱权力和民主本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警告这个国家正面临来自“工商业寡头法西斯”的威胁。这种煽风点火不太合适，但是这显示出政府最高层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变得不安，而且正在寻找替罪羊。总统好像允许他的下属攻击大工商业者。
罗斯福个性独特，总是对结果持乐观态度，而且除了个别对他死心塌地的人以外，他对所有人的动机都持怀疑态度。因为罗斯福向来刚愎自用，从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他产生了大资本家可能会对抗国家的忧虑。
事实上，甚至是那些极端讨厌罗斯福的工商业者也期待着国家的经济能够复兴。在这一时期，很多人认为罗斯福将会在两年之内离开人世，到1941年，届时将会出现改变政权的绝佳机会。
面对经济滑坡的局势，罗斯福在埃克尔斯的刺激政策和摩根索的紧缩政策之间很难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