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魏西南与蜀汉邻近的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也出了问题。新城太守是蜀汉降将孟达。孟达初降，魏文帝曹丕听臣下说他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对他非常赏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当时众臣中有人认为文帝待孟达太厚，不应该将西南之任交给他。曹丕说：“吾保他无二心，就像把蒿箭射入蒿中一样。”当时，孟达既深受曹丕信任，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交好，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桓阶、夏侯尚先后死去，魏兴太守申仪也与他矛盾很深，这使孟达不禁生出羁旅他乡、寄人篱下的伤感来。正在这时，一个叫王冲的人来见孟达。这个王冲，原是蜀汉中都护李严手下的一个牙门将，为李严所嫉恨，惧罪降魏。他见到孟达，说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亮如何咬牙切齿地要杀孟达的家属，多亏了刘备不接受诸葛亮的意见，孟达对王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言谈中还表示了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这些话恰好又被一个叫李鸿的人听见了。李鸿正欲投降蜀汉，他知道孟达也有此意，便急忙入蜀南下见诸葛亮。这件事是诸葛亮南征这年发生的。李鸿南下见诸葛亮，正值诸葛亮平定南中，撤军走到汉阳的时候。
上述曹魏政权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蜀汉政权来说，正是出兵攻伐的好时机。诸葛亮迅速解决了南中问题，因而没有错过这个时机。
第二，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南中之乱，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一是南中有些大姓借当时天下尚未统一的机会，企图使南中脱离蜀汉政权的控制。益州郡大姓雍闿给李严的回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企图分裂的大姓利用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和影响，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对历代封建政府压榨他们造成的反感，企图实现自己的阴谋。外部因素是当时孙吴政权利用夷陵之战胜利之机，对南中一些大姓进行拉拢，煽动他们脱离蜀汉政权。
诸葛亮解决南中问题，根据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症下药。他用军事力量镇压了一些南中大姓所煽动的叛乱，又对南中大姓、少数民族渠帅进行了心理攻势，对他们进行心理征服。除此以外，他还在南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安抚政策，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对待外部因素，诸葛亮积极与孙吴改善关系，恢复联盟，使其不对南中施加压力和影响。
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南中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定，一些忠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得到了重用，心怀异志的首领也表示“南人不复反矣”。诱使南中动乱的外部因素也起了很大变化。孙权黄武五年（226），也就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的第二年，曾经煽动雍闿叛乱的孙吴交址太守士燮死去，孙权乘机对交耻进行调整。交陆远离孙吴政治中心，孙吴对其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士氏在交陆形成了很大的地方势力。士燮死后，孙权乘机加强了对交耻的控制。他把交址分为几部分，合浦以北为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址以南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又派陈时代替士燮为交陆太守。孙权的这些措施引起士燮的儿子士徽的强烈不满，他自任交址太守，并派兵拒绝戴良入境，戴良被迫留在合浦。孙权命吕岱兴兵讨伐士徽，吕岱率军自广州出发，过合浦与戴良会合后一起进军。士徽的从兄士匡与吕岱关系很好，又任吕岱的师友从事。吕岱便派士匡前去劝士徽投降，并保证其无性命之忧。不料，当士徽领兄弟士祗、士干、士颂等前来投降时，却被吕岱一一诛杀。士氏与孙吴政权的矛盾一直到数年之后才解决。交址的这种形势，使孙吴无力顾及南中，这无疑有利于南中地区的进一步稳定。
“定南中然后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清人顾祖禹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说明了南中的稳定对蜀汉政权及其北伐的重要意义。
第三，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支援北伐战争。
南中古称“不毛之地”。其实，不毛之地，只是未经开发的原始荒蛮，南中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据史书记载，牂柯郡平夷县出产茶、蜜。晋宁郡土地平敞，有原田，产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晋宁郡的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建宁郡牧麻县，山中所产的升麻，是解毒的好药材。据说当百花盛开的时节，飞鸟误食乌喙口中毒者，“必急飞往牧靡山，啄物靡（即升麻）以解毒”。朱提郡的堂螂县有堂螂山，山中出银、铅、白铜等，还出产一种名为堂螂付子的药材，有温肾回阳、行水止痛之良效。滇西的永昌郡，土地沃腴，出产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彩帛、文绣等物品。据《蛮书》卷七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蒙异弁寻进献一块琥珀重二十六斤。永昌郡所产濮竹，高可达十丈，径可长一尺，其纤维柔软细微，剖之缕缕如麻，可用其纤维织鞋，故又有麻竹之称。还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永昌郡还产一种名为兰干的纻麻，用它织成的兰干细布，“文如绫锦”。此外，永昌郡还“宜五谷，出铜锡”，“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永昌郡的博南县，“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梁水县“有振山，出铜”。“律高县西有石空山，出锡；东南有监町山，出银”。
诸葛亮征服南中，对南中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之为北伐服务。史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正说明征服南中对北伐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诸葛亮南征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北伐，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中对支持北伐的意义能直接迅速地显现出来。
然而，这只是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一得。
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另一得，是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南中地区自西汉武帝时开始立郡，直至东汉明帝时，才在南中地区设置四个郡。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便在南中建立朱提郡，并设立庲降都督统管南中事务。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又从南中五郡中分出两个郡，使南中一下变成七个郡。这种政治措施对于加强南中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具有深远意义。
蜀汉在南中设庲降都督前，南中四郡虽归益州刺史督察，但实际上独立性很强。我们知道，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他没有治所，只是巡行诸郡，监察豪右，黜陟能否，审理冤狱。而南中三郡地处偏远，刺史的监察鞭长莫及。东汉前期，刺史在监察区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属官，具有行政机构的雏形和初级职能，但它真正成为一级国家行政机构还是在东汉末期。但是不久，东汉王朝便土崩瓦解，各路军阀互相混战，益州刺史刘焉父子据州自保，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东方，无暇顾及南中。所以，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以来，南中虽是中央政权管辖的行政区域，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不够密切。蜀汉政权的建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东汉末战乱纷争的局面结束，局部统一形成。局部统一的实现，使蜀汉政权有条件对南中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廉降都督就是介于郡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它虽未称刺史，但实际上具有对南中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的刺史职能。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原来的五个郡变成七个郡。郡多了，县也要跟着增加，随着大郡变成小郡，大县也生出了小县。束世潋先生曾专门对南中增郡后县的增加作了考察，指出在蜀汉时期，南中共增加了十二个县：
朱提郡增设南昌县；
越嶲郡增设安上、马湖两县；
建宁郡增设存、新定、修云、伶邱四县；
牂柯郡增设广谈县；
永昌郡增设永寿、雍乡、南涪三县；
兴古郡增设汉兴县。
南中郡级、县级机构的增多，意味着蜀汉在南中地区官吏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南中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增大，人口增多，意味着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统治的加强，意味着南中与蜀汉政治联系的加强。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270），“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为宁州”。这四个郡，是建宁郡、兴古郡、云南郡、永昌郡。西晋在南中设宁州，并派刺史管理宁州，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它表明南中与中央朝廷政治联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两汉。西晋在南中设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理由是因为“益州大”。这是经不住推敲的。西汉时期，益州刺史监察的范围包括南中，东汉时，益州刺史或益州牧监管统治的范围也包括南中地区。那个时候为什么未觉得益州大，而在益州单划出一州呢？
我们认为，西晋在南中设州，重要原因并不是益州大，而是蜀汉四十余年对南中的开发治理，南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央政权在南中行使行政权力，使朝廷在南中实行有效的统治。从晋武帝泰始六年以后，西晋在南中的行政机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其州一级的行政级别始终未变。泰始六年距西晋灭蜀仅仅八年时间，我们知道，设一个州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两汉几百年都未能在南中设州，西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在南中设州，显然与蜀汉对该地的开发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蜀汉在南中所设的庲降都督，是西晋宁州的前身。
诸葛亮南征的结果，不但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诸葛亮及蜀汉政权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至今在云贵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说。云南省德宏地区傣族就有诸葛亮给他们带来耕牛，教他们用牛力代替人耕的传说。云南保山县城南约十里的地方，有三个“诸葛堰”，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传说也是当年诸葛亮修筑的。佧瓦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给他们稻种。傣族说他们佛寺大殿的屋顶就是受诸葛亮帽子式样的启发建造的。直到解放前夕，云贵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还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者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所居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zhú）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然。”一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这段话中记载了“诸葛菜”的六大好处：果实可以生吃，叶子可以煮食，容易成活，弃去亦不可惜，容易摘采，冬季无菜时其根可食。这种“诸葛菜”本在巴蜀、荆楚地区生长，但也传人了南中。《云南记》载：
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卜。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疾，名之为“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种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枥林谓之“诸葛木”也。
上述传说，反映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对南中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传播。传说不是史实，但传说却源于历史，如果把南中经济文化开发同诸葛亮南征和蜀汉对南中治理所实行的政策加以联想，不能不承认传说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
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还可以以蜀汉为界，把其前后变化作一比较。
西晋时，“建宁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约懦纯无治，政以贿成。俊夺大姓铁官令毛诜、中郎李睿部曲”。从这个记载看，西晋时在南中设置铁官，有的并由南中大姓担任。我们知道，西汉时云南铁器主要来自蜀中，自己境内有铁矿尚不知开采，更无冶铸技术。直到东汉，才有冶铸的记载，但无铁官的记载。
蜀汉建立后，实行国家专营冶铁政策，设置专门机构及官员。西晋在南中建宁设铁官令，显然与蜀汉对南中地区冶铁业的开发有关。南中地区铁器普遍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应是从蜀汉统治时开始的，这对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广县》载：“南广县，郡治。汉武帝太初元年置。有盐官。”乍一看，好像南广县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就开始置盐官了。其实不然，我们遍翻《汉书》，并没有南广县置盐官的记载。仔细推敲，这个记载其实是讲，汉武帝太初元年置南广县。而在南广设郡治，是蜀汉延熙年间（238-257）的事，只有在南广设郡，南广县才有可能称郡治。所以，“有盐官”，是指蜀汉设南广郡时并设盐官，西晋可能沿袭下来。这正说明了蜀汉对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西晋政府在南中设宁州后，“每夷供贡南夷府，人牛、金、旃、马，动以万计”。这条记载一方面说明，朝廷对南中盘剥之狠；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蜀汉对南中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南中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稳定了后方，增强了国力，支援了北伐，此为一得。
进一步开发了南中，加强了南中与内地政治经济的联系，此为二得。
前一得是蜀汉统治者主观努力所奋力追求的目标，后一得是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客观后果。
前一得的意义只存在了几十年。后一得的意义却千年不灭，它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