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考证，在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约从250万年前延至15000年前），由于冰川；的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因此，在日本发现的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与陆生脊椎（zhui）动物化石，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及动物化石，有许多共同之处。直到一万多年前的全新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才使得日本列岛与大陆完全分离。后来，中国大陆的上古居民，仍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跨过朝鲜海峡，东渡日本。
中日两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也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公元前周秦时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记事以山海地理为纲，涉及上古迄周之历史、民族、宗教、神话、物产、医药、巫术等各个方面）中，已经有“倭属燕”的记载；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因等撰）中，更明确记录了东海“倭人”向中国朝廷进贡之事；公元三世纪的《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则开始为日本立传（《魏志·倭人传》），详细记述日本国情和中日交流史实。从《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南朝宋范晔撰）。《三国志》，一直到《明史》（二十四史之一，清张廷玉等撰）、《清史稿》（近代赵尔巽主编），中国历代16种官修史书中都有对日本情况和中日交流的专门记载，如《倭人传》、《日本传》（从唐代开始中国称倭为日本）等，从未间断。
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初的渠道主要是中国移民迁居日本，这些“渡来民”有的经过朝鲜半岛，有的直接漂流到日本，他们所传播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以后有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使节往来，如邪马台国的遣魏使，倭五王的遣宋使，奈良、平安时代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中国的聘日使等；此外还有各种留学人员，如人唐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彼此间交流的内容也扩大到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层面。宋、元、明、清时代，中日两国间的交流方式则以商人贸易和僧侣往来为主，经济、文化交流并举。到了近代，两国间的交流途径就更加多样化。
中日文化交流，对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甚至对于国际关系、民族情感、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都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国文化输入日本
一般来说，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有不同的主要“流向”。比如在古代，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趋向便是中国文化向日本的输入。
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在中国正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则是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统一了中国。在此前后，曾有一些中国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移居日本，他们带去了中国大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当时日本列岛的生产力发展，逐渐由以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方式为主的绳纹（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称绳纹文化，因陶器上普遍饰有绳纹而得名）时代进化到以种植水稻等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弥生时代（即日本的早期铁器时代，因首先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而得名）。
司马迁<史记》中有徐福出海的记载，而广泛流传于中日两国民间的徐福东渡的传说.已把徐福当做了上古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徐福，亦名徐市（fu），本名议，字君房，战国时代齐国人。据考证，徐福生于公元前255年，其先祖徐堰王曾是西周时代东方一侯国的君主，徐福为其29世孙。齐国为战国时期位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强国，疆域北达渤海（今河北、天津一带），东至黄河。其农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均十分发达。徐福长大后，成为齐国方士（古代称从事求仙，炼丹等活动的人为方士。方士崇奉道家哲学，掌握天文、地理、医学养生、炼丹、植物等知识）。传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生活日渐奢侈，筑宫殿、造坟墓，更想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他东巡泰山启至芝罘（zhifu，在今山东烟台北）、琅琊（Iiangya，今山东胶南市南境），并在山上筑琅琊台。每到一处，都要立石刻字，颂扬自己统一天下的功绩。燕、齐地区早有仙人和不老药的传说，秦始皇巡游其间，屡有所闻。及至琅琊台刻石毕，果然有一名叫徐福的齐人上书，说大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面有仙人居住，请准命其前去求仙人赐以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欣然允准，但徐福之船至海上遇风浪未能成功。第二年，秦始皇再次东游，东至芝罘。始皇此行，显然与徐福人海求仙药有关。可是，徐福人海求仙药未成，怕秦始皇怒，便在进见始皇时，编了一套谎话，说他曾进人海中神山，见到了大神，大神要求贡献“年轻男女及百工”，然后才可赐予延年益寿之药。秦始皇听了，不但不怒，反而十分高兴，便命徐福带领三千男女、百工及五谷渡海求取仙药。不久，徐福越海，到了一平原广泽之地，再也没有回来。
有关徐福的传说，除载于《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外，亦见于其他书籍。据南朝梁天监（梁武帝萧行年号，公无502~公元520年）年间成书的《百家谱》（王增孺著）载：“议（即徐福），秦始皇使往蓬莱，居东海，今日本国。”又据《鉴汀谱》载：“秦始皇时，议领童男童女三千，往蓬莱山采药，因阻风不还，居东海，号徐福国，今日本是也。”至今，人们仍然在研究徐福。1982年5月，徐州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罗其湘等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进行地名普查时，依据地理沿革、《宗谱》、地理环境和考古发掘等资料，发现了徐福故里。此后，以徐州师范大学为中心开展了徐福学研究，并于1986年5月在赣榆县召开了“江苏省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1990年10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龙口市政府等在山东省黄县召开了“徐福籍贯学术讨论会”。同年12月，江苏赣榆县举行了徐福节，期间也召开了学术讨论会。1993年，中国徐福节正式成立。
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六世纪初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并有官方使节往来。中国史籍中对中日文化交流已有许多具体记载，比如《后汉书》中有关于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贡使印绥（旧时称印信和系印的丝带）的描述，《三国志》中有关于日本邪马台国与魏朝贡贸易的记载，《宋书》（二十四史之一，元代脱脱、阿鲁图先后领衔，欧阳玄、张起岩等总裁编撰）中记有南朝刘宋（刘裕于公元420年6月灭晋建宋.定都建康，从此开始了南朝。史称刘宋）与日本大和国倭五王之间的使节往来等等。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了一颗金印，经考证鉴定，正是公元57年汉光武帝所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另外，日本考古还发现了大批汉魏南北朝时代的铜镜，这些，都证实了中国史书的记载。
在此期间，对中国大陆生产技术传往日本起了更大作用的则是民间的友好往来，比如稻作文化及金属器文化的传人就属于这一类。
稻米同小麦、豆、黍一样，是人类的主要食用作物之一。在中国，栽培水稻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自从传人日本后，两千多年来，稻米便成了日本人的主要食粮，同时，它也是日本社会历史得以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铁器在日本列岛出现并投人使用，大致是在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交替时期。例如北九州市长行遗址出土的铁斧，便与中国和朝鲜某些地方出土的铁斧形制近似。其渊源，可能来自战国时代的燕国，先流传到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东北部，再流人日本列岛。青铜器在日本出现的时间，也和铁器差不多，约在绳纹时代的后、晚期和弥生时代初期。到弥生时代中期，日本国内开始仿制铁器和青铜器。铁材主要用作生产工具和武器，同时也用以加工木器；青铜主要用于制作利器，如剑、戈、矛、镞等，同时也用于铜锋（duo，大铃）、铜镜等祭器的制作。
铁制农具的应用，大大加强了开垦荒地、修建沟渠、构筑水田及修建各种工事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列岛生产力的发展；而青铜及铁制武器的应用，又加快了统一国家的形成。从公元四世纪起，以大和为中心庞大古坟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古代国家走向形成的阶段。因此可以说，从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是日本列岛在接受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外来文化情况下所产生的、向文明社会迈进的第一次大转折。
（第二节）公元6世纪至9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正是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时期出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不是偶然的。
公元589年（日本崇峻天皇二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朝灭陈，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隋朝统治者改革官制并修订了其他一系列制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隋唐300年的统一繁荣奠定了基础。与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相比，隋代文化虽处在“序幕”阶段，但却显示出新的生命力。由于国家统一，国力增强，中国帝王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国家与之建立朝贡关系。
在日本，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兼任摄政。圣德太子在政治上比较活跃，建树颇多。对外，积极吸取异国文化，努力加强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联系；对内，则为提高王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斗争。在推古天皇十一年（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制度，将朝中官吏的冠位按德、仁、礼、信、义、智各分大小，组成十二个位阶，又以紫、青、赤、黄、白、黑各色按浓淡分别为冠，以表示其位阶的尊卑和在朝中的席次。冠位只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功绩授予，而不能世袭。推古天皇十二年（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又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包括的主要观点是：尊君思想、“背私向公”、“以礼为本”、“笃敬三宝”（三宝即佛、法、僧）、强调仁政等。这些思想的理论渊源，分明是中国的儒家、法家和佛教思想。“十七条宪法”的遣词造句甚至都与中国的典籍相似。历史上，人们称圣德太子任摄政的时代为飞鸟时代，称这一时期（六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前半叶）的文化为“飞鸟文化”。与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日本古代文化，晚于弥生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是日本原始国家的形成时期，以当时贵族所建筑的古坟为其特征，故名）相比，飞鸟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内容也更丰富。飞鸟文化中，特别引入注目的，首先是佛教的兴盛，因此有人认为飞鸟文化就是佛教文化。
佛教自公元538年正式传人日本，50年后发生了崇佛与排佛的论争。在崇佛派取胜之后，推古二年（公元594年），天皇下大兴佛教之诏，推动并加速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其时，苏我氏率先营建了飞鸟寺（即法兴寺，完成于公元596年），接着，圣德太子在斑鸠营建法隆寺（公元605年基本完成）。两寺的建筑，均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式样，后者且混有中国汉代及北魏、北齐时代风格。飞鸟寺和法隆寺内的佛教艺术造像也深受中国、朝鲜的影响。当时最著名的佛像雕塑大师是鞍作止利，他的祖父司马达止据传原为梁朝人，也就是说，他是由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到日本的移民后裔。飞鸟寺金堂内的铜造释迦如来坐像（俗称飞鸟大佛），便是鞍作止利的作品。佛为长脸，宽衣博带，可以看出是受了中国云冈石窟后期和龙门石窟前期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四大大王像、百济观音像等，为七世纪中期的作品，身躯细长而滚圆，增加了丰满及重量感。这些佛像与北齐、北周的佛像很相似。
飞鸟时代的佛教僧侣及造寺工匠多来自朝鲜半岛，而日本的佛教艺术却显然是受了中国北朝的影响，这自然与北朝时代中国化的佛教艺术高度发展有关，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巨大影响，说明朝鲜半岛曾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中间站。
这一时期，除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中国文化之外，圣德太子还曾四次派出遣隋使，直接与中国往来。名义止是听说隋朝“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实际上是为了全面学习大陆文化。遣隋使有时偕留学生、学问僧一同赴隋，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渡来人”的子孙，说明“渡来人”有较高的中国语文和学术上的修养。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多在二三十年以上，因而他们大都在隋灭唐兴之后的七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归国，并在后来著名的大化革新及其后的改革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吸收中国大陆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日本推古朝是一个此时播种留待后世收获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是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作准备的过渡期。
隋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很快便使隋政权土崩瓦解。公元618年，李渊（公元566~635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王朝继承了隋的统一事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前期，唐王朝在政治、法律、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承用隋制并加以改进，使之更加完整、周密。至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13~741年）、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公元742~755年）年间，中国已成为一个法制完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国家，成了亚洲文明的中心。
由于日本与中国大陆只有一水之隔，过去又有与中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传统，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便尤其令人瞩目。确切地说，这一时期是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高潮期。遣唐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的不断派遣，是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和突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