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下个周三下午，我们就要前往英灵山烈士陵园举行第一批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为同学们佩戴上鲜红的红领巾。那可是用我们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来自于我们祖国五星红旗的一角……”曹花宣布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时候，韵文中学一年级三班的四十多个小学生的眼睛里露出了渴望与憧憬的神色，一缕耀眼的阳光恰好射入了教室里面，打在靠窗的几个学生的脸上，散发出神圣的光晕。虽然后来，我们知道了曹花的话大部分是扯淡，中国到底私藏了多少烈士的鲜血才染出那么多条红领巾？难不成是动用了血库里的血？估计要真是像曹花所说的，烈士还没上战场呢就得被政委抓住，“小刘啊，小李啊，小王啊，为了给我们的后辈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你们一人先嘬出来二斤血再去打鬼子，我好通知被服厂先染出两千条红领巾来备着。”那才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我们和“90后”之间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他们接受着潮流文化最强烈的冲击，爱国教育在他们脑海里所能留下的印记越来越淡。尽管今天学校还是像个年老色衰的青楼女子拼命挽留着没看上她的客人一样，抱着大腿，拽着胳膊想要“90后”们能回心转意地留下来，好好接受一下爱国教育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洗礼与冲击，但仍旧改变不了他们正义凛然地拂袖而去。在这方面，我们就不一样了，虽然比不上60、70一代那样虔诚地每天都穿着绿军装，背着绿布包高喊着“伟大领袖教育我们……”，但最起码对老师说的那些“红色记忆”从没有怀疑过。
三年级前，我们对红领巾真是“奉为珍宝”，捧在手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攥成麻花，戴在脖子上怕那层皴玷污了它，一旦丢了还得怀着极大的负罪感和愧疚心找到老师，一脸自己就该就地正法的表情恳请老师再让烈士受累给去染一条好让自己戴上。后来知道了，红领巾丢了也没事儿，烈士的血永远都用不完，光学校里就有好几千条的存货，交上三块钱就能买一条新的。不仅如此，甚至学校门口摆小摊的阿姨那里也能买到“烈士的遗物”，比学校里的还鲜亮，红艳。看来，俩红领巾售卖点的“血源”不一样，学校里卖的是烈士的动脉血染的，暗红，阿姨那儿是烈士的静脉血和毛细血管里的血染成的，鲜红。虽然现在想起来听信老师的鬼话连篇多少有些可笑，但当时就像中了邪一样的深信不疑。谁要是能够成为第一批戴上烈士的鲜血的学生，那简直就可以称之为睡着了的螃蟹——做梦都得横着走了。
不出意外，我没成为其中的一员，其实和我相熟的人只有冯静得到了这份殊荣，成为了我们二十个第一批入选少先队员的学生之一。我身边的人，王俊、宋明都与之失之交臂。曹花一再强调，这次被选为第一批入队的同学都是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出类拔萃的，所以我没入选并不奇怪，光在“智”这方面，我就达不了标，因为她说过，我是个弱智嘛。开学以来，大小的拼音测试，我最好的一次成绩是49分，面对鬼画符一样歪七扭八的声母韵母，我就像一个迷失在赌场的赌徒，把声调“押”在哪儿都押不对。
“我、王俊、陈永盛……”曹花念出了一连串的名字，都是学习不怎么样的，“今天下午的入队仪式，你们不用参加了，留在家里自己补习知识吧。”我没用耳朵听，直愣愣地看着窗户外面发呆。校园的花坛旁边有座假山，上面落了两只麻雀正在为抢夺那点儿碎面包屑打的不亦乐乎。
中午放学时，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要排好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安全穿过学校门口的马路后才能解散。冯静走在我身边，脸上挂着笑，她的话也格外多，看得出就是那条红领巾闹的。而我则垂头丧气地低着头不说话，和冯静的距离又被拉远了一些，原来是学习成绩，现在又加进了一条红领巾。
“我？”她突然叫了我一声。
“嗯？”
“你下午准备去干什么？”
下午还不是得去学校上课？还能去干什么？我以为她故意拿我解闷，没回答。中午在家那顿饭吃的也别扭，我咬着筷子头儿盯着电视里播放的《忍者神龟》动画片，看那只叫“斯普林特”的变异日本大老鼠又一次不争气地被斯雷德和犀牛怪他们给绑走了，然后四只能站着走路的乌龟把他又救了出来。我握着汤勺一下下敲打着乘着米饭的碗沿儿，心里有气又没处撒。最终在我妈的厉声批评下，我不再敲打。她说以后别用筷子、勺子的敲碗，叫花子才那么干呢！曹花，我伟大的班主任真是神了，她果然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今天早上，我又一次没回答出她的提问后，她放下了手里的书本，唉声叹气地说：“唉，别人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刚开始还不信，但是通过和你们相处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算信了。咱们班这些同学，今后有能进大公司上班，开上小车的，有能去政府部门工作，为国家做贡献的，也有的可能小学毕业后就要饭或者去收破烂儿了。”说道最后那种可能性时，她的目光准确地定格在了我的身上，我无处遁藏，尴尬地在她充满讽刺的话语中“暴晒”，其他同学痴痴地笑着，一起看向了我。我今后，真的就得当个要饭的了？当时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从没听说哪个要饭的上学时功课门门优秀，还能第一批被选进少先队，鲜艳的红领巾还飘扬在他的前胸。升入初中的孩子还无忧无虑地享受校园时光的时候，一年级的我已经开始在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不行，我要改变命运！从今天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学习，就为了今后能找到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只要不是去要饭或者收破烂儿。其实我对这两种“职业”并非不敬，人家随随便便干一天比咱累死累活地忙活24个小时挣得只多不少。就是因为曹花觉得那是上不了台面的工作，她用了那样戏谑的语气，我才不得不跟着她一块儿嫌弃。
下午一点，距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我就来到了教室，想要去找冯静去问明白那些拼音的含义。奇怪的是，我没听到任何同学的嬉戏打闹声，教室的们虚掩着，只留了一道缝，我伸手推开，低着头往里进，正和曹花撞个满怀。她气急败坏地喊了一声：“哎呦，撞死我了，我，你没长眼呐？”随后，她一把把我拽到了墙边，一脸疑惑地问：“你来干什么？”
“下，下午不是要上课吗？”当时我真以为学校对上课时间做出了重大调整，只在上午上课了呢。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对老师的话有自动屏蔽功能啊？怎么我说什么，你往外出什么呢？早上不说了吗，没选上去带红领巾的，下午留在家里自己学习？！”
我傻了，我第一次渴望表现一下的冲动像一株忽闪不定的小火苗，迎头就被这一盆凉水给浇灭了，火星子都没留，连个死灰复燃的机会都没留给我。她把我往旁边一推，给她空出了道儿，嘟囔着：“你下午留在教室里吧，等别人都回来跟着一块儿放学，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我百无聊赖地围着班里的桌椅走了几圈，闻着满屋子的书香气，我的心跳也开始逐渐加速，像是有人给我打了兴奋剂，让我一阵阵头晕目眩，现在想想是不是那个时候，文字这种东西就开始无形中和我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了。刚想坐下歇一会儿，门又开了，我还没完全向后倒去的身子一下就绷直了，我害怕曹花忘了带什么东西去而复返，要是看见我这样一副跟吸了大麻似的陶醉样儿，还指不定她能想象出我在干什么呢。
是王俊！
“嘿，你怎么来了？”我心里一阵兴奋，终于来了个能陪着我的人，还是个不讨厌我的人。
“下午不上课？”
我想起了曹花的话，真是人以类聚，两个都可以自动屏蔽老师的话的脑子碰到了一起。但很显然，王俊比我要幸运的多，他只是学习差点，但做事从不招老师烦，让人挑不出毛病，最起码人家不会和我一样缺心眼儿地当着那么多评委的面喊出自己班级朗诵的诗歌中有错字，而导致整个班成了倒数第一，拖班级的后腿。我是做什么，都入不了老师的眼，学习不光不好，不会说话，也不受人待见。
“别人都去戴红领巾啦！”估计我说这话的语气要是让我妈或者曹花听见，非得当场就胖揍我一顿，那话听着特别没皮没脸外加没心没肺，就跟因为没能去戴上红领巾感到多么庆幸一样！
王俊的眼睛眨了几下，恍然大悟地一拍脑门儿，“对啊！好像上午曹老师还说，不能去的人自己在家复习。”看来，曹花真的这样说过。
我们看了一眼教室后墙上挂着的时钟，才一点半，就算他们在放学的时候回来，也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平时感觉曹花在讲台上废话了半天，其实才过了40钟，如果不找点事儿干，这180分钟大眼瞪小眼的非闷死不可。
我说过，我们那个年龄的，老师说什么我们都信。曹花已经把红领巾渲染的那么神圣，我和王俊在内心中肯定也对它“垂涎三尺”。既然老师不给我们戴，我们就自己弄一条，正好我们瞄见教室里靠在墙根的拖把上的布条是粉红色的，反正都是红色，鲜红，粉红还不都一样？我们又翻找出一盒还没开封的彩色粉笔，把所有和红色沾边儿的都拿了出来，找了个脸盆接了水，粉笔放在水里泡着，慢慢地水也成了粉红色。我们使劲拽下几缕布条，泡进盆里，然后像巫婆祭天一样虔诚地等待着。十分钟后，我们捞了出来，除了本来干巴巴的布条被浸湿了变得软绵绵之外，颜色并没有变得深红，看着它不断往下滴着水，我们最终放弃了为自己带上红领巾的仪式。颓丧地坐在了教室前面凸起的石台上，冰凉冰凉的，一股股寒气像妖风一样钻进了我们的体内。
哆嗦了半天，门外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他们回来了。死寂的走廊又传来了嘈杂声，我和王俊赶紧站了起来，慌忙之间把水盆里的水从教室里望窗外泼，那些泡的都有些糟了的碎布条在空中也没能借着风来一次华丽的天女散花，依旧湿哒哒的坠落了下去，落在地上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啪”。
同学们鱼贯而入，他们大呼小叫着，兴奋地拉扯着彼此胸前的红领巾，秋季的阳光下他们的脸上绽放出了暖意的笑容，可以融化一切。我和王俊惨淡地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番热闹的场景，硬给对方挤出来一个苦笑。
放学后，我们抓起书包往楼下跑，一个叫张苗的女生冲着我们炫耀着她的红领巾，“怎么样，你们没有吧？”
“你好好表现吧，老师说了，烈士要是看到你以后学习不好了，还会给你收回去的。”王俊冲她大喊，曹花确实这样说过。
“哼，才不会，老师给我的就是我的了，谁也拿不走！”她警惕地看了一样我们俩，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红领巾摘了下来，放进了书包里。
“走，不搭理她，咱去吃麻辣串儿！我这儿正好有一块钱。”我拉着因为词穷而憋得面色通红的王俊走了。
校门口从来不缺精明的小商小贩儿，他们眼睛放光，嬉皮笑脸地哄骗着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购买他们出售的劣质产品。“小姑娘，买两只小鸡回去养吧，可好养活了，等过几个月，都能给你下鸡子儿了，到时候你想炒着吃，煎着吃都没问题。才五毛一只，来两只？”本来充满爱心的一件事儿愣是被买小鸡的贩子说着多了几分血腥与残忍。那些小鸡通体黄毛儿，挤在竹笼里叽叽喳喳地叫着，笼口上就盖着一块棉垫子，一掫起来，小鸡们先是浑身一颤，接着又扯着嗓子叫了起来。其实，根本不好养活，买回家顶多活不过两天。小孩子不知道轻重，什么都喂，小鸡也是饭来张口，从不拒绝，最后活活撑死了。再不就是把小鸡捧在手里，听我奶奶说，人的掌上有“火”，小鸡的身体那么弱，就会被活活烧死。小鸡死了，小孩子还哭，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和所有的爱都给了小鸡，但它还是死了，这是不是挺打击人的？
再有就是卖蚕的，一条条不断蠕动在桑叶的海洋中，贪婪地发出“咔吃咔吃”的声音，一毛钱一条，选好了给你拿张四分之一的报纸卷个圆锥形的筒子，底部塞一把桑叶，再把蚕扔进去，捧着就回家了。小贩很聪明，他们主要赚的不是卖蚕的钱，一毛钱一条能赚多少？他们主要靠卖桑叶，比起小黄鸡，蚕要好养的多，你只要不主动把它身子掐成两半儿，只要给它们桑叶，有多少给你吃多少，食量大得惊人，长得也快。看着自己养的东西一天天成长，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总会让你返回小贩那里再买几斤桑叶预备着，心里惴惴不安地幻想着有一天早上醒来就看见自己养的蚕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正绕着自己家的桌子翩翩起舞呢。能不能把蚕养到吐丝是判断一个小学生是不是废柴的标准之一，还没吐丝就把蚕养死的，自己也就感觉生无可恋了。养到吐丝的，更累，蚕可不会和人一样懂得规律作息，它们不断地啃食着桑叶，经常得半夜起来给它们“加餐”。连着几个夜晚，折腾不说，第二天上课也没精神，多半就此被家里人拼命阻止，那些蚕不是被送出去“祸害”其他邻居就是扔掉了。
非流动性的小卖部只有一家，出了校门往左拐，不到五米。里面的小玩意儿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爬墙人”，有粘性，一个十厘米来高的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小人，往墙上或者玻璃上一扔，自己就能黏在上面。大小各异的水枪，买一把灌上水就能在巷子里来场水枪大战。根据不同动画片制成的“洋画儿”，有变形金刚的，七龙珠的。一到放学时间，里面就被韵文中学的学生“占领”的水泄不通，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开店的是几个南方人，又黑又瘦，比起那些摊贩，他们似乎更能掌握学生的喜好和流行趋势，学生喜欢什么他们就进什么货，种类齐全。孩子们玩什么都是一阵风，一种玩具流行个几天就换成另一种了，但这家小卖部的东西每次都能引领“潮流”。
在所有卖的东西中，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干这一行的小贩人数是最多的，韵文中学门口就有三家卖麻辣串的。生意都奇好，也不存在呛行或者竞争一说，他们都有固定的拥趸。愿吃菜的就去正对校门口那家，那家老板煮卷心菜煮的火候最好，软糯中还带着点儿脆劲儿。喜欢油皮儿的去南边那家，她家的油皮儿劲道。嗜辣的就找北头儿的，那辣椒油辣而不呛，香！仔细品还有种沁人心脾的甜味儿。那时候，J市里还没有出现现在这样架一口油锅，把串儿扔进去噼噼啪啪地炸的麻辣串，大多数都是一口小锅，把串在竹签子上的油皮儿、菜什么的一股脑儿扔进锅里煮，老板把锅盖盖上，不时又掀起来，用筷子搅和搅和，一会儿装个铁盘儿端着，一根根往前面的两个盛着酱料的铁盆里蘸，就得了，吃完数签子，一毛一串。卫生条件肯定是没法保证了，但想想现在一些黑作坊里制作出外表光鲜亮丽的食物，实则肮脏不堪的现实，那时候的老板简直是“业界良心”，把所有制作程序都摆上台面儿，脏也脏的光明磊落。
现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贬的快和废纸似的了。一块钱放到现在能买什么？顶多一个油酥烧饼，还不大，老板揉面的时候盘算着一个烧饼只能卖一块钱，都得心疼地把还没放进炉子里考的烧饼上再揪下二钱面。但在20年前，一块钱对于小学生来讲也不算寒碜了，不光不寒碜，还倍儿有面儿。那时候成分的钱随处可见，流通的挺好，小商店里卖长得和牙签儿似的“粘牙糖”也才一分钱一根儿。“无花果”、“咪咪”“唐僧肉”“咖啡糖”……用一块钱是绝对可以消费的起的，还能顺便请好朋友一起吃。
我和王俊站在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买麻辣串的推车旁边，给老板递过去那一块钱，“十个皮儿。”这是行话，常来吃的学生都把“油皮儿”简称为“皮儿”。我们俩吃的满嘴油脂麻花，最后用校服的袖口往嘴上一抹，“走，去我家玩儿会。”王俊说。
他家距离学校也很近，几间平房，有个院子。我家在学校北面，他家在学校南边，这一来一往，我们俩的家就隔了一千来米。我进了他的屋，他把小霸王红白机插到电视上，俩人玩起了超级玛丽，一人一条命。随着超级玛丽顶金币时发出的搞笑声音，我们也笑的前仰后合。我在他跳跃陷阱的时候故意撞他的手臂，让他不小心被乌龟咬，他就在我玩的时候在旁边施咒，“过不去，过不去，死了，死了……”一遍遍念叨着。
我见到了他的爸妈，看起来都很和气，他的爷爷奶奶在另一个屋里，我没看见。“晚上留我家吃饭”，王俊刚跳过一个陷阱，对我说。
我看了一眼表，已经六点多了，赶紧起身，“不了，我得回家了，我妈肯定满世界找我呢。”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果然不负众望，把我数落了一顿，然后叫我洗手吃饭。我把红领巾的事儿告诉了她，我说老师说了，下次拼音考试如果能进步并且课堂表现好的话，就把我们分到第二批进入少先队。
我妈听了一扬眉毛，“红领巾那东西就这么让你稀罕？”
“嗯，冯静都戴上了，可好看了。”
“那行，明天开始你得好好完成作业，我要是有空就给你辅导辅导拼音。”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感到周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我那些个戴上了红领巾的同学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我身边走过。其次，就是学校门口安排了高年级的学生检查我们是否按要求佩戴了红领巾。
“你，好，过去。你，过来。”越到校门口，队伍前进的越慢，我们像古代排队等着进入城池的各类人群等待着守城士兵的盘查。
“你的红领巾呢？”轮到我时，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把我揪住了。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我说。
“进去吧。”
之后的每一天，校门口都有执勤的学生，人每天都换，但我却面临着同样的尴尬，每次都得给不同的人解释：“老师还没给我戴呢，还没给我戴呢。”
为了我的红领巾，我妈确实兑现了诺言，开始给我辅导，她也就小学毕业的水平，但是讲的比曹花清楚多了，我的拼音成绩进步的很快很快。但曹花食言了，她并没有给我戴上红领巾，相反的还变本加厉，第三批戴上红领巾的同学整齐地站在了讲台上，里面却还是没有我。曹花向我投来了不屑的目光，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那样针对我，只能默默忍受着。
二年级时，校门口执勤的都开始怀疑我的话了。“同学，你的红领巾是不是丢了？你可以去学校教务处再买一条的。”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
“不可能，你都二年级了。”
“老师还没给我戴呢。”
执勤的挺无奈，还是让我走了。
最后怎么戴上的红领巾，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二年级下学期，学校里在操场上安排了一场《小学生安全教育》的讲座，要求全体一年级以上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出席，否则扣分。曹花无奈地在下楼前把我叫到面前，从讲台的下面掏出一条脏兮兮的红领巾，说：“你先戴上吧，别拖班级后腿。你记住，这不是因为你配得上红领巾，活动结束后你要还给我。”
我没再还给她，她找我要，我撒了个谎说丢了，然后偷偷带回了家，让我妈洗干净，告诉她我终于戴上红领巾了。一开始，我不敢去学校招摇过市，只在家里戴上后照几下镜子。但渐渐地，曹花好像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就壮着胆子带着进了教室，没事儿。
门口执勤的都认识我了，“呦，戴上红领巾了？”他们问。
我咧着嘴冲他们笑，然后也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了校门。
字数：7141
时间：201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