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把资本构成分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和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指生产资料的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力之间的比率；资本的价值构成是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始终需要同量的劳动力，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即就业量则随着资本增长而同比例增长，资本增长越快，则就业量也就增长得越快。可见，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情况下，资本的积累是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的。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是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对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当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原有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这时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量减少，但绝对量会有所增加。但这是短暂的历史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竞争和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导致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一方面，由于新旧资本同时随着资本构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旧资本总是按照新的提高后的资本构成被再生产出来，因此，即便是在原有规模上的生产，也会有大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另一方面，追加资本吸收的工人数量会按照资本构成的不断提高而加速减少，一旦追加资本所能吸收的工人人数少于被游离出来的工人人数，则会引起就业量的绝对减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器的大量使用，资本家可以“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同时，由于就业的压力迫使现役工人的加班加点，导致过度就业，进一步挤压就业空间。以上三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资本的不断积累可能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
七、流动收益是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
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很多，我们可以分为经济动因和社会动因。但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动因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流动收益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非农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的内在动力。正如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利益分化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必须调整扩大了社会不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分离的局面将逐渐被打破，城市的资源将被更多的社会阶层分享，更多的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这意味着每一阶层都要寻找自己的生存利益与发展利益。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劳动力的流动是不可逆转的。1853年，马克思在《强迫移民》一文中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转移问题。他指出，不管劳动力的国际迁移还是城乡间流动都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古代劳动力的流动是由于生产力不足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正好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可见，不管生产力发达与否，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不管人们为追求自身的生存利益或发展利益而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阻挡的。只有城乡居民利益差距不断缩小，劳动力才能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这就必须要有开放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合理的社会流动法则来满足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首先，要有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充分利用、开发劳动力资源，让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实现、利益表达。马克思关注的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且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力，认为要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就要有足够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有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劳动者是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他有权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外生产的物质手段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劳动者同生产的物质手段相分离。劳动力是否能成为商品，体现自身价值，实现自身的利益，这主要取决于所有制形式以及采取的劳动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又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因此要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建立开放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让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利益得到实现。其次，劳动力流动具有必然性。劳动力流动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平等，劳动力流动就成为可能和必要。马克思对劳动力流动和流动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因此，社会制度应符合劳动力流动的规律，促进劳动力城乡间流动，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同时缩小城乡间劳动力的收益水平差距。可见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分化。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业土地的有限性以及农业人口的增加等原因，使农业收益较低，部分农民不得不走向非农产业以扩大其生存的机会空间。因此，以农业结构为主向以工业结构为主的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流动获得更大的收益仍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内在动力。
（第四节）发展经济学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理论
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勾勒了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他集中地研究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
（1）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它使用了大部分劳动，具有自我维持、劳动人口过剩及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特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化城市工业部门，其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来源于有着剩余劳动的农业部门。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
（2）劳动无限供给；
（3）工资水平固定不变，并具有完全弹性。具体来说，刘易斯的二元理论包括“最低生存费部门”和“先进部门”，即把现实中的农村部门列为最低生存费部门，他强调这个部门的经济特征是处在马尔萨斯的最低生存费均衡状态；把城市工业部门归为先进部门。为了追求理论的明确性，他关于两部门发展的理论采用的是农业和工业两个概念，因为农业和工业在经济理论上的特征比农村和城市更清楚。但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刘易斯本人明确地将其划分为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就是说，他已注意到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劳动力转移，不同于农业和工业间的劳动力转移。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内容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为零或近乎于零，构成这个部门的成员享受平均的收入分配，与边际生产力无关。劳动者在这种“传统的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无论多少劳动力，农业部门都能提供，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这是促使二元结构形成并能维系它长期存在的关键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传统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者。这种大量隐蔽失业人口的存在，既是传统部门生活水平低下和发展受阻的根源，又是现代部门扩张所需劳动力的源泉。同时，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力的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先进部门比农业部门的工资高。这种工资差异也导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先进部门转移，直到两者工资水平相近为止。
在图中，横轴OL代表劳动，纵轴OD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在这个稍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工业部门的劳动给是完全弹性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S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
刘易斯假定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用K表示）和劳动（用L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是稀缺的，而劳动（L）是丰富的。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的资本额，就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劳动需求曲线D（K）与之相对应］。在图中，假设现代工业部门最初资本量为K1，于是，与之对应的劳动生产率曲线为D1（K1）。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曲线将向右移动到，D3（K3）等等。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水平。所以现代工业部门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应一定资本投入，其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为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曲线的交点。为了分析简便，假设资本家把所有的利润都用于投资，从而吸收的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多，当劳动成产率曲线由D1（K1）移动到D2（K2），D3（K3），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由L1增加到L2，L3，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为止。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消失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此时，工业部门要想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开始上升。
关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部门的相互关系，刘易斯认为，一方面，农业部门是产生过剩劳动力的根源，即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农业部门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些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换言之，发展初期非熟练劳动力是充裕的，从而使现代工业部门能以不变的低工资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在这个意义上，农业部门劳动力无限地就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来自先进部门。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隐蔽失业和过剩劳动力的出现，使得工业部门可以形成剩余产出，而剩余产出又通过利润的再投资增加资本存量，不断扩大资本规模，从而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里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扩张速度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快，也就越可能将剩余的劳动力吸收到先进部门中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先进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城市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这时先进部门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都将随着投资的增加而获得提高，两部门的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由此消失。
刘易斯模型是第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它把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但是，刘易斯模型以市场不存在失业，工资水平不变，劳动与资本的比例不变等假定作为分析的基础，忽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刘易斯模型在提出之初只强调现代部门即工业的扩张，不重视传统部门农业的发展。在他看来，农业对经济发展是不能做出很大贡献的，只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无限丰富的劳动力，农民作为被动的要素，只能消极等待流出农业部门。在这一理论指导下，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强调工业化时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长期处于萎缩和停滞状态，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不过，他在60年代后期的文章中对农业的看法有所改观，认为50~60年代的强调工业化的措施只是曲解了他的意思。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其合作的论文《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了这一模型，并在他们1964年合着的《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对刘易斯理论的改良精确化。费景汉-拉尼斯提出的两部门概念是由最低生存费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构成（以下分别简称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他们指出，发展中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广大的农业部门与规模小的工业部门并存。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失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当这部分劳动力向现代工业转移时，农业总产量维持不变。第二阶段是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与刘易斯的模型相比，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农业自身发展与保持城乡两部门平衡发展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