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费——拉尼斯二元经济论的中心思想：第一，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的转移构成经济发展的主线。二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结构转换。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根源是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因而其转化的关键动力在于不断促进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二元经济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为基础，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隐蔽性失业，而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别，于是经济的自动机制把劳动力从低工资的农业部门推向高工资的现代部门，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增加了现代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最终消除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差别并达到充分就业。
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转移又暗含着一定的条件，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或现代部门）的转移不能有人为的障碍（尤其是体制上的障碍），以使这种转移顺畅自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素质应不断提高以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以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体相当等。第二，二元经济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经济部门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以城市产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的过程，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转变为广义工业、城市和工人的过程，就是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变为工厂企业组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终结就是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这已被发达国家成功地完成了从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过渡的实践所证明。
三、乔根森的二元经济理论
乔根森（D..Jorgenson）模型通常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乔根森的整个分析从刘易斯的剩余劳动下的经济发展，转变为农业剩余的独特视角，通过建立“人口增长与农业剩余”、“农业剩余与工业扩张”等数学模型，来分析和论证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条件和过程，建立自己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乔根森模型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比，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乔根森模型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创立的，乔根森也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部分：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同时，乔根森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即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假设，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的假设。乔根森认为，两个部门的工资都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所以工资水平一直是上升的。农业生产使用土地和劳动两种要素，农业被假定为没有资本积累，在土地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唯一地取决于劳动投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不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生产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土地不作为一个要素，工业产出只是资本与劳动的函数。此外，两个部门生产假定随时间而自动增加，这种不增加要素而增加产出的现象源于技术进步。
乔根森模型的基本结构是：
（一）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若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农业剩余就产生了。当农业剩余出现时，农业部门就有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就越大。没有农业剩余，所有劳动力都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状况，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其储蓄率就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经济增长也就越快，按照这样的路径，最终将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二）农业剩余是指农产品供农业人口消费后还剩余的那部分产品，农业剩余是农业部门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即农业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人口增长率的结果。乔根森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有一个生理最大量界限，当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最大极限，粮食产出的增长率出现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才产生农业剩余。他还认为，人口增长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而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所推动，因而出现经济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是必然的，农业剩余出现也是必然的。
（三）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乔根森认为，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不是因为工业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及其变化，而是因为人们的消费结构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必然发生的变化。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需求相对减少，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无论是品种、质量还是数量，均在不断增长，消费结构的这一变化，一方面使工业扩张，不仅催生了新的工业部门，而且产生了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剩余的出现，具备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的充要条件，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致使农业劳动力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四）在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工资水平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提高的，不仅工业部门为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而且随着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上升的。
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比，它更强调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看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乔根森认为，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会导致农业剩余的下降或消失，工业部门的发展也将趋于停滞，资本不断折旧而没有新的资本更新，经济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不论最初的工农业产出水平有多高，原始资本积累有多大，都将无济于事。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农业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研究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分水岭”，就是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由此可见，乔根森模型比刘-费-拉模型更贴近现实。
乔根森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森认为农业劳动力中不存在“隐蔽失业”，即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这与事实不符；第二，该模型的农业生产函数不考虑资本因素，然而在经济发展中农业不使用资本是难以想象的，纳卡穆拉对日本的研究、舒克拉对印度的研究以及森对埃及的实证性研究，都表明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显着；第三，该模型“没有涉及一个部门和另一部门在需求增长方面的的互补性，没有认识到农业部门的增长本身会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第四，乔根森同样忽视了城市的失业现象，这是与刘——费——拉模型的共同缺陷；第五，乔根森的理论无法解释农业剩余不足情况下发生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现象。
四、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二元结构理论是现代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机制的研究基石。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二元结构理论，后来经过刘易斯本人的一再诠释，以及费景汉、拉尼斯、哈里斯、托达罗、乔根森、拉克西特等众多学者的相继发展，现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分割现象：产业上主要体现为工业和农业的分割，地域上主要体现为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劳动力会从低边际用途向高边际用途——或者说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在此基础上，托达罗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内部结构也有二元结构，即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分割。城市正规部门是指那些正规的、现代化的工商企业。这些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通常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国际化的程度较高，受到政府的保护，工资相对较高，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从业者一般受过正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城市非正规部门是指正规部门之外的城市落后部门：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十分落后，从业者很少受过专门训练，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非正规部门的经营者常常不遵守最低工资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那些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的劳动者，不愿意回到农村，只好涌入非正规部门，从事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成为个体商贩、搬运工、保姆、勤杂工等。托达罗认为，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机是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迁移与否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状况。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含义是：首先，促使农民做出流动决策的，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第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的失业率是负相关的。第三，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就会如此。托达罗非常强调城乡平衡发展的观点。他指出，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仅需要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也需要发展农村。政府应把更多的资金。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以后的预期收入u与留在农村的收入R之间的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定因素。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的预期收入可以表示为：
其中，F和I分别代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工资，u代表失业率。相应地，代表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
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即农村劳动者可以对各种情况下的收入和获得各种收入的概率做出准确的估计。在这个前提下，如果UR，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迁移。当UR时，对农村劳动者来说，到城市去和留在农村预期收入没有差别。这就意味着城乡劳动力达到了均衡状态，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将停止。不过这只是对尚未迁移的劳动者而言的事前均衡。对于已经迁移到城市的劳动者而言，在正规部门就业与在非正规部门谋生，处境截然不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有可能抱着将来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希望继续留在城市，也有可能失望地回到农村。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城市失业率将降低，上面的均衡将被打破，从而引起新的劳动力迁移，直至达到新的均衡。
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F远远高于农村收入水平R，所以，即使失业率u很高，即使在正规部门找不到工作，城市的预期收入U仍有可能高于R，吸引着农村劳动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把劳动力流动仅仅归因于城乡预期收益的简单比较，而没有考虑迁移成本，因而缺乏从微观层次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源，给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依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原理，本文认为，要解决好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可以将U、R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数，通过一定的措施调整与U与R之间的关系，来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地流动，做好流动过程中的保障工作和流动节奏的控制工作。否则农村与城市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过快，这将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影响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五、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理论（NELM）是在1980年之后由Oded Stark等构建发展而成的。该理论引入了风险与不确定性、信息、博弈论等理论，研究的领域涉及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个人及家庭的属性、家庭在共同体内的相对地位等）和流动的结果（汇款、收入分配、消费、农业生产等）两个方面，其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在之后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中被广泛引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在于地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性（存在工资差距）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资本的低流动性），而假设其他要素市场（比如信用市场、保险市场等）的运行是完全基于完全市场竞争的机理。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多数并未形成或是不完全形成，即使存在，农村也有相当多的贫困阶层无法利用。
此外，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个人决策的结果，流动者既是决策者，同时也是行为者。但这种流动者个人基于成本——收益的比较而决定是否流动的假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农村城市间的流动决策实态并不完全相符，或者仅仅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城市期望平均收入一般来说要远高于农村的收入，但实际上以家庭为单位的举家离村现象为何极少？在城市居住的民工为何不断把钱寄给留在农村的家人或亲戚？虽然民工的汇款金额与打工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但与留在农村的家人的收入水平并无负的相关关系。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地理上的居住地点为何比较分散？打工寄回家的钱对农户的生活和生产、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理论在众多观点上与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相异。首先该理论引入联合住户模型，流动分析的基础单位从个人扩大到家庭或整个家族。其次，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基本理论假说是基于家庭角度的期望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同时实现。再次，农村劳动力市场、信用市场、保险市场等尚未确立或机能不全，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风险较大，因此经济活动或日常生活都存在极大的资金约束。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课题或理论命题可以整理归纳如下（Stark，1991 b）。
（1）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现代信用市场及保险市场等几乎不存在或极不完善，农户在农业生产及生活等方面经常性地面临风险，受到资金不足的约束。为克服这种资金约束及收入不稳定性的问题，农户会决定让家庭的一部分成员（通常是青年子女）到城市打工，希望通过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来增加、稳定总收入，减少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