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风波初期，万润南专门在元器件大厅开会，告诫四通干部保持清醒头脑，不要介入，避免牵连公司。但后来的事态发展，竟然连他自己都赤膊上阵了。上述情况对于四通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知道的。
工作组来了。人们以经历过“文革”的常识判断：四通凶多吉少。
胡昭广与四通主要干部的见面会，头一句话就是：“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还要办下去。”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了下来。工作组没有因为万润南等个别领导人的卷入“六四”而牵连企业，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工作组于一年后撤离，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四通新党委，派来的党委书记是马明柱，在新一届党委中，我被定为五名党委成员之一。
受命于危难之际
面临生死难定的关键时刻，我受沈国钧（当时的董事长兼总裁）、段永基的指派，到深圳组建打字机生产基地，重启四通的生命线。
1989年初，段永基在田志强副总裁的推荐下，认识了一个叫王兴俊的人，此人与田志强一样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在深圳办过公司。段永基还让我见过此人。不久段永基让他回到深圳办一个公司，名字叫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同样生产四通打字机。为何要这样做，日本三井知道了怎么办？当时似乎并没有说清楚。
我到深圳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注册完成了，除了卖一些北京发来的打字机，并没有做其他什么事。这次就要利用这个公司，将四通的打字机转移到这里生产，以防四通在北京出事，打字机事业被连根掘了。
第一次到深圳，两眼摸黑，原以为原来公司的几个干部可以依靠，但在我到达之后发现，总经理王兴俊在忙着用公司的钱为自己买了两套房子，一周之后他又和行政部长因走私打字机零部件，一个逃走，一个被抓。公司也差点被牵连进去。后来段永基专门派人来处理此事，而没有让我介入，似乎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至此我才隐约觉出，这件事情段永基恐怕不仅仅是知情的。
在那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北京先期派来的丛敏、于心平等几名干部和自己对四通事业的坚定信念。记得第一批从天津港转到深圳公司的8个40英尺的集装箱货物，我们完全是靠人背肩扛，走楼梯搬到公司的五楼和六楼。深圳索泰克经过大约半个月的装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工了。
那时候深圳用电紧张，最严重时一周停电三天。但是为了保证四通打字机对全国各地的供货，我们曾在有电的时候连续加班。记得我们做饭吃饭都在车间里，用煤油炉做的饭菜充满了煤油味儿，十分难吃。但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有牢骚。我们在公司危难时，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接管深圳四通
1989年6月之后，有两个与四通有关的企业宣布脱离四通，一个是由四通承包、后来改名为南天公司的云南电子设备厂；一个是殷克分管的、总部设在珠海的南方四通。前一个毕竟是“干儿子”，为求自保，离开了虽然不仗义，但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南方四通则不然，殷克是四通任命的副总裁，是拿四通的钱办的公司，一向打着四通的旗号，此时脱离四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但此时四通自身难保，且南方四通成立时别人都不了解情况。此时殷克也因“六四”
出走国外，与南方四通打官司不大现实。
但1988年南方四通与四通集团签了一份承包深圳四通的协议书，并安排干部进行实际管理。深圳四通是1985年前后完全由四通投资的分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南方四通的产权说不清楚，深圳四通的产权却清清楚楚。
7月中旬，正当我在深圳索泰克为打字机从北京转产到深圳忙得不可开交，以及处理前任负责人走私案件而焦头烂额之时，董事长兼总裁沈国钧的一纸任命到了，任命我为深圳四通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解决深圳四通的财产安全问题。
此时，我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但当此公司危难之时，只有舍命而为之。
为接管深圳四通之事我专程到珠海见沈国钧，对如何从南方四通手上夺回进行了一番商量。这是我进入四通之后，第一次接受老沈的直接领导。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经验用上了。“夺权”的前一天晚上，我找来深圳索泰克的生产部长丛敏、财务部长张昌计等北京派遣的干部，认真制订了第二天的行动方案：我与南方四通派遣的总经理楼叙波谈话，宣布四通集团接管深圳四通的决定；然后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要求大家配合集团的工作；由丛敏负责库房的盘点、登账并换锁、封库；由张昌计负责与财务交接，接管财务账本、印鉴、支票、银行账户等；我本人接管公司文件、资料、公章、房产证明等。
沈国钧也专程赶过来助阵，还带着一个打扮时尚的秘书，抱着一条宠物狗，在那样的场合很不合时宜。
当时代表南方四通管理深圳四通的楼叙波原本也是四通的老员工，但她拿的是南方四通的工资，自然替南方四通做事。不过面对四通名正言顺的接管，势单力薄，她未做过多的争辩，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四通物归原主。
不料第二天风云突变，南方四通派来五员大将，气势汹汹闯进深圳四通总经理办公室，一屁股坐下不走了。声称承包协议未到期，四通随意中断协议违约，深圳四通库房里的货物属于他们南方四通的财产（当时库房里最值钱的是53台四通打字机），要拉走，并拒绝与我谈判。
看到来者不善，我也安排了一些干部在另外的房间待命，以防不测。僵持到下午，我主动找他们一个姓王的领头者对话：我们毕竟在一个旗帜下工作过，大家谈拢谈不拢，总要谈一谈，除非你们无道理。他们五个人七嘴八舌，轮番与我争辩，大有舌战群雄的架势。我心里有底，据理力争。毕竟他们理亏，最后姓王的领头者说：我们也是受命而来，这次来得匆忙，钱没带够，可否到财务处领5000块钱一用？我一听这话知道事情有了转机，便大方地说：不劳大驾，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5000块钱是小意思。我立即派人取来钱交与他们。姓王的说第二天单独与我一谈。第二天上午姓王的如约而来，他说：李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你的爽快让我们佩服。我们来了，也算尽到责任了。今天我们就回去交差了，特来告辞。说完，豪爽地与我握手作别，五个人走了。一场惊险竟这样轻松度过了。
偷回丰田面包车
两天后，深圳四通丰田面包车的司机跟我说：“李总，我们的面包车被人抢走了。”“谁抢的？怎么抢的？”“楼总（南方四通派的总经理楼叙波）说要去广州，我刚送到，她就把我的车钥匙拿走了。”我听后真是后悔不迭，想不到他们竟钻了这个空子。真丢面子！7月底，段永基、北京索泰克总经理助理江北光同我到珠海办事。我事先打探清楚丰田面包在珠海停车场存放的位置，带好备用钥匙和有关证件，约好珠海新新公司陈严两口子，决定把车抢回来。晚上在宾馆里，我对段、江二人讲了要把车抢回的想法，没想到二人皆不支持，说让人抓住怎么办？我说，车的证件都在手里，凭什么抓我？晚上我跟陈严及他的爱人摸到停车场，半天打不开车门，原来车锁被换过了。用铁丝钩车窗玻璃也打不开。第一次抢车失败。
回深圳后，我对司机说车是你丢的，你要想办法。他说他表哥在南方四通开车，可以帮忙。我说好，把车弄回来奖励5000元钱。两天后他告诉我，表哥不敢偷车，但他把车的后门弄开了，顶灯摘了，要弄车赶快去人。当晚我带着谭玉林（深圳四通副总经理）、胡景昌（北京派到深圳的司机）等人赶到珠海，单等半夜人们睡了之后行动。
不想夜间12点大雨倾盆，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看过电影吗？大雨正好掩护我们行动，此乃天赐良机。于是我们几个冒着大雨潜到水湾头南方四通的宿舍楼下，由司机胡景昌过去把车开出来。不想车到珠海边防检查站被武警拦住了，要驾驶证，小胡说没带，要行驶证，急切之间也找不到。我们被赶下车，检查站带班的军人听出我们是北京人，便好奇地打听起北京“六四”的情况，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通之后，那军官挥挥手，竟然放行了。我们一阵高兴，一路经广州（那时没有直通深圳的高速公路），穿东莞，回到深圳公司楼下正好上午7点整。我让大家休息，自己坚持上班。8点多，南方四通代理总裁宋卫平从珠海打来电话：“李总吗？你的司机昨晚来珠海把车开走了。”我说：“宋总开玩笑吧？我的司机绝没那个胆子。肯定是你们把车弄丢了，向我这里找辙。”
我放下电话急忙通知司机将车开到停车场，一个月不许用。一会儿司机告诉我，楼下的车一点儿油都没有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深圳四通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回到四通集团手里，在我和谭玉林、刘亚平等干部的努力下，深圳四通很快恢复正常业务，重新发挥了分公司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