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感是人的独特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
（一）
在研究癔症问题的同时，弗洛伊德同时还研究人脑解剖方面的课题。在这方面，他已经算是一个公认的专家了。
在19世纪80年代，医生们都认为“失语症”（包括身不由己的口齿不清和不能了解他人语言的复杂精神失常）是某些脑叶受到损害造成的。但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明疾病的各种不同症状。
为了比较科学地解释这一病症，1891年，弗洛伊德的《论失语症》出版了。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探索，对许多不同的病症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释。
《论失语症》出版后，大约有10年都没有医学杂志理会它，但能出版就代表着有所进步。
然而，弗洛伊德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虽然不再像诊所刚刚开办时那么贫穷，但为了摆出成功医生的排场，他还是经常到处筹钱。
还有一个让弗洛伊德为钱烦恼的原因，就是家中人口不断增加。到1889年，他的长女玛西黛和长子马丁都出生了；1891年，次子奥利弗出生，次年三子恩斯特也加入了这个家庭当中。接下去，玛莎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分别是1893年出生的苏菲和1895年出生的小女儿安娜。
孩子的陆续出生，让弗洛伊德的家庭开销日益增多，家里也变得拥挤不堪。1891年，在奥利弗出生后，弗洛伊德大胆地搬了家，这个改变一半出于计划，另一半也是冒险。他和玛莎列出了必备的条件：他们所需房间的数目、接待病人的理想环境以及还要接近学校，方便孩子们上学，等等。
接着，弗洛伊德就开始找房子，起初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天，弗洛伊德雇了一辆马车去给一位患者看病。在下午诊疗完毕后，他开始在市中心漫无目的地散步，无意间发现自己站在一栋建筑物的外面，那里恰好有一幢公寓要出租。弗洛伊德随即进去查看，发现它很适合他们一家的需要，因此立即签下了租约。
回到家后，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已经找到了他们理想的新居，位于柏林街19号，当晚还带着玛莎去看了房子。
玛莎看到这所房子后，简直非常震惊，因为房子的附近住的都是贫民，楼梯也是石砌的，又暗又陡，房间也不够多。
但玛莎没有抗议，她知道，丈夫不仅已经签了约，而且整个心思都放在这个房子上了。其实弗洛伊德会选择这里的理由很有趣：这里是弗洛伊德的同学维克多·阿德勒以前的住所，他们曾经彼此争吵，后来阿德勒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阿德勒的姐夫布朗又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大学时期也曾经一起住过这里。
很快，弗洛伊德一家就搬到了新居。开始时他们只住一幢公寓，一年多后，这里又空出来3间房子，弗洛伊德就租下它们，作为他的心理诊室。
在小女儿安娜出生后不久，玛莎的妹妹米娜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本来米娜是打算只住几个月的，但结果一住就是40年。弗洛伊德的侄女朱迪斯后来写道：
“虽然她从来没有负担起指挥6个小孩子的大家庭的责任，但她与玛莎伯母一直维持着家庭的和谐气氛，一起发号施令吗，使家里显得井井有条。家里的采购也都由她们两姐妹合办，她们总会先仔细地磋商，尽量节省家庭的开支。”
在这幢大楼中，弗洛伊德的妹妹罗莎也住过一段时间。1908年她搬走后，弗洛伊德又把她租住的公寓租了下来。
这里距离大学和总医院很近，弗洛伊德从1891年到1938年一直都住在这里。从开始开始，他提倡了一个运动，并且领导着它，从而让他成为20世纪初最为引人争论的人物。
（二）
到1893年时，弗洛伊德手头的病例已经积攒到15个了。经过反复检验，他发现这些病例都确凿无误。于是，他根据几年前达成的共识，商请布洛伊尔与他一起完成他们共同的研究着作。
此时，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在有关癔病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分歧，但由于合作是两个人早就确定的，所以布洛伊尔仍然忠实地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向弗洛伊德提供了有关病例，撰写了自己承担的理论部分内容。
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的这部着作名叫《癔病的研究》，于当年完成。这部着作共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撰写的、带有序言性质的简短论文--《癔病症状的心理机制》。
（第二部分）是5个病例，这5个病例按照癔病疗法的发展阶段由低而高依次排列，其中包括布洛伊尔的着名病例安娜·奥。
（第三部分）是理论部分，由布洛伊尔撰写。
（第四部分）是介绍心理治疗的部分，由弗洛伊德完成。
其中，《癔病的研究》第一部分中的《疫病症状的心理机制》于1893年发表在当时的《精神病理学》杂志上，全书则在1895年出版，从而奠定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可称得上是精神分析学的开山之作。
弗洛伊德曾说，《癔病的研究》并不是确定这种病的性质和对象，而是探索和揭示这种病状的最深源头。所以，它特别强调了情感生活的意义，以及分辨下意识、意识等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产生于情感的压抑，由此提出了一个动力因素的概念；还将症状视为大量能量转化的产物，这一能量若不产生这样的症状，也必然会用到其他方面去，从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这就是它所谓的转换机制。
这部着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涉及到性与癔病的关系。弗洛伊德在整理积累的病例以完成此书期间惊奇地发现：每个病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患病因素--性欲，即癔病的发生通常与性欲遭到压抑有关。
此刻，弗洛伊德真正理解了布洛伊尔、布吕克以及维也纳当时着名的妇产科医生克罗巴克当初对他说过，但并未引起他足够注意的话：癔病都与性有关。这几位名医都已经看到了这一联系，但却不约而同地不敢正视这一事实，都在这一发现面前悄然退却。
在《癔病的研究》的最后一章弗洛伊德所写的部分，他提出了性欲是癔病起因之一的看法。对这一观点，布洛伊尔当时是基本持赞同态度的，他在前面自己所写的部分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
不过，书中的性因素基本上是作为多种致病因素之一来加以论述的，并没有给它额外的关注；相反，为了避嫌，行文中还刻意冲淡了性的色彩。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一阵轩然大波，令着作者颇有惶惶之感了。
多年以后，精神分析说蔚然大观，人们都承认《癔病的研究》这部着作中对这一观点具有开其先河之中，但在出版之时，它的销售情况却实在令着作者感到惨不忍睹。
该着作初印800册，历时13年都尚未售完，仅卖出了600多册。如果只是因为销路不畅，无人问津，读者对它漠不关心也就罢了，但令人惊奇的是：买者不多，批评者却不少。从出版时起，它在维也纳和德国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抵制。
弗洛伊德早就尝过了被学界拒之门外的滋味，也早就领略到被“密集大多数”所排斥的感觉，所以此刻对这些批评都是抱定了笑骂由之的态度。他的合作者布洛伊尔却远不似弗洛伊德这样洒脱，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最终导致两位合作者分道扬镳。
（三）
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分手的理由很简单，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各自在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不同：布洛伊尔当时已经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执业医生了，他相信，如果他继续追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会令他的病人不再相信他。而集中于癔病的弗洛伊德却深信，他终于走上了即将使他成名的道路，因此对各种指责根本不在乎。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大自然的一个最大奥秘”了。
在当时，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对于他们要宣布的新方法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们一直主张而且要清晰地说明的是：一些患者身上的症状、所回忆的事情以及他们对事情的反应等，都被意识中一种不知道的动机所支配。
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长久以来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虽然“性”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出，但在《癔病的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所叙述的病人的典型性质的普遍化却经常遭到攻击。但不管怎么说，许多改变世界的理论起初都是不受人重视，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支持的。
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决裂后，弗洛伊德以前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也因怕受牵连和玷污声誉而不再与他来往了，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听到弗洛伊德的病例学说和治疗方法后，也都不再到他的诊所来了。
顿时，弗洛伊德的诊所再次冷清下来，一家老小的日常生计日绌。但是，弗洛伊德依然保持着镇定、从容的态度，丝毫没有放松他的研究。他说：
“事实上，我整天都在想神经病原，但由于我和布洛伊尔在科学上的联系已经结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支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进展一直那么缓慢的原因。”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之间出现了更深的隔阂，那就是两人在探究神经病原的成因上出现了分歧。
在神经病原的成因上，两人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心智演进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病态的现象？对此，布洛伊尔的解释是生理学上的；而弗洛伊德则是从心理学上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不是分子和运动造成的，而是意向和目的所导致。尽管布洛伊尔在安娜的病例之后又接手了许多别的病例，但他仍然不愿意完全放弃从一开始就坚持的生理学因果律的看法。
也就是说，年龄较大的布洛伊尔不愿意马上抛弃自己所接受了的观念，而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急于宣扬自己的这种新观念。这种原本很平常的情况，却导致二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布洛伊尔曾经帮了弗洛伊德很多的忙，甚至常常借钱给他，弗洛伊德虽然很想快点把钱都还给布洛伊尔，却因为经济情况不佳而做不到，这让弗洛伊德感到很难受。
与布洛伊尔关系决裂后，弗洛伊德进入到了另一个时期，他后来称之为“精彩的孤绝期”。他在1896年时叙述道：
“我达到了寂寞的巅峰，我失去了所有的老朋友，却没有交上任何的新朋友；没有人注意我，而唯一促使我继续前进的，是一点儿向传统挑战的决心，以及写《梦的解析》的心愿。”
总之，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神经病症的成果，尽管在当时的医学界中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但它却开创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纪元。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出来的第一道曙光。弗洛伊德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克服了社会上种族歧视的压力和生活上经济困难的打击，终于在他近40岁时初步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雏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