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恰恰是催眠疗法为“潜意识”的发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本身并非主观杜撰出来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们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和发展出来的理论。
对“潜意识”的发现，让弗洛伊德想起了1882年时布洛伊尔教授给他讲过的治疗一位名叫安娜·奥的姑娘的病例。
约瑟夫·布洛伊尔是奥匈帝国最着名的医生之一，也是着名的科学家。他比弗洛伊德年长14岁，两人于19世纪70年代末在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所相识后，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从1880年12月到1882年6月，布洛伊尔教授都在给这位名叫安娜·奥的姑娘治疗她的癔病。
安娜是一位聪明伶俐、性格柔顺的姑娘，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受过很好的教育，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她的家人信奉清教，因此对她管束甚严，生怕她遭受外界的诱惑，失去童贞。
自从16岁中学毕业后，家里禁止安娜进一步求学深造，甚至限制她阅读书籍，更禁止她到剧院看戏。所以，大部分时间安娜都是在家中度过的。为了摆脱寂寞和无聊，她只能为自己编故事聊以解闷。
在21岁时，安娜得病了，发病时全身痉挛，意识错乱，精神抑郁。布洛伊尔在给她检查后发现，安娜还有种种更为严重的病症：严重厌食，半边脸麻木，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不能动，不时地出现幻觉，记忆缺失，失语，出现剧烈的头痛，等等。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生理上毫无问题，属于典型的癔病类型。
安娜的父亲当时已经患病长达一年之久，最终陷于不治。父亲去世后，安娜的病症更加严重了：她常常陷于深深的抑郁之中而无法自拔，常常无法认人，不时地出现痉挛性麻痹，精神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幻觉现象加深，语言出现障碍，发病时还常常失去德语能力而说不是母语的英语。
布洛伊尔对安娜实施了深度催眠，然后问她压在她心头的到底是哪些念头？
病因终于弄清了：原来，安娜长期侍奉父亲，暗中爱慕自己的父亲。在父亲去世后，她那被压抑的恋情失去对象而引发了妄想症。
就这样，安娜在被催眠后的虚妄状态下，道出并排弃了那些压抑在心头的忧患，病症也有所减轻以至消失。
经过布洛伊尔的努力，安娜终于康复并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了。在治愈安娜的过程中，布洛伊尔从理论上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精神神经症症状来源于无意识过程，一旦这种过程成为意识过程，则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就会随之消失。
对此，弗洛伊德认为，患者在失去自控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恢复曾受到多种压抑、难以在正常状态下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这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原始的意识层。
弗洛伊德对这一病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85年，他在巴黎留学时，曾满腔热情地将这一发现告诉给沙克教授。但遗憾的是，沙克教授对此并不感兴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现在，弗洛伊德又想起了安娜的病例和催眠法。他一直觉得这个病例好像蒙着一层晦涩暧昧的帷幕，而布洛伊尔在关键处却总是绝口不提。这让弗洛伊德感到不解，为什么布洛伊尔不继续对这一病例研究下去呢？
他忽然想起布洛伊尔在说到癔病时说过的一句话：
“这种病往往是床上的病。”
同时，他又想起沙克教授在与他私下谈话时也承认，癔病与“生殖的事情”有关，但在正式的场合问他，他又断然否认。
在奥地利，着名妇产科医生克罗巴克也明确地认为，癔病与“性的事情”有关，但到了公开场合他也闭口不谈了。
这让弗洛伊德陷入了沉思，布洛伊尔、沙克教授、克罗巴克在针对不同的患者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在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又没有一本医疗论着、一个临床范例揭示过人的性行为对人的意识、神经健全和身体健康有关。这一超乎寻常的、过激、新颖而又不太雅观、难以启齿的观点，莫非真的蕴含着一定的科学真理？
可是，同是这些权威尊贤们，又在这种病例中缩头缩尾，不愿公开言论，这又让弗洛伊德的心中更加迷惑了。
（四）
弗洛伊德一向具有这样一种作风：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永远将学习别人的长处当成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在经过治疗实践和研究后，弗洛伊德发现催眠术暗示作用的局限性。当时，最令他感到困惑的有两点：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催眠成功；第二，他不能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让催眠术更臻完善，1889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
南锡是法国东部的重工业区--洛林的首府。这里的医院和医学院都不在市中心，而是在城外。弗洛伊德再次来到法国，心情十分愉快。再到医院一看，楼里楼外干净明亮，院子里鲜花盛开，环境优雅，气氛温馨，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老朋友希波莱特·伯恩海姆的介绍下，弗洛伊德见到了一位名叫昂布鲁瓦兹·奥古斯特·利尔伯的乡下医生。
利尔伯毕业于斯特拉斯堡医学院，他从一位牧师那里看到催眠术后，就对催眠术产生了兴趣，从此立志学习催眠。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利尔伯的医术不断提高，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诱导睡眠”和“口头暗示”已经名扬欧洲的大部分地区。
然而，他却被排斥在医学院和大学讲台之外，一些名门尊贵也不去光顾他，生怕丢了体面。
在利尔伯那里，弗洛伊德亲眼看到了利尔伯为病人治病的情景。利尔伯的催眠方法很简单，但他的深情、声音、举止等，都显得深沉老练。
此后，弗洛伊德每天到利尔伯那里学习催眠术。在那里，他也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他总感觉：这些病情与人的第二意识有关，潜意识那些因素会引起这类病症。如果不能深刻地揭示其中的奥秘，又怎么能精确地去治疗这些疾病呢？作为一名科学家，应该冲破一切困难和阻力，去打开这扇神秘而禁锢的大门。可是，像沙克教授、利尔伯这些资艺高的人，为何不去探究这个未被发现的新大陆，而只是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徘徊不前呢？
从南锡回来后，弗洛伊德接收了一些病人，也遇到许多不同的病例。在治疗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让弗洛伊德再次认识到催眠术对治疗神经疾病不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要想彻底地治好这种病，就需要对催眠术进行改造和发展才行。
弗洛伊德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开始于放弃催眠术。放弃了催眠术后，弗洛伊德继续探索思考，逐步摸索，渐渐总结出了一些新的医疗方法。
弗洛伊德记得，布洛伊尔当初在给安娜治疗时，病人却将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布洛伊尔的身上。后来，布洛伊尔为了避免出现麻烦，就不让安娜再来找他看病了。
其实弗洛伊德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治疗过程中，病人醒来后一把就搂住他的脖子，累得他急忙呼喊女佣或妻子来解围。
由此，弗洛伊德发现，病人将强烈的内心骚动和长久压抑在心中的忧郁移授给医生，这就是“移情”；而医生接受这种“移情”就是治愈的条件。相反，如果医生拒绝、逃避，就是“反移情”；而反移情就会加重病情。由于布洛伊尔对安娜的“反移情”，结果使安娜的病情加重，乃至拖了许多年。
这也就是说，要治好病人，医生既要接受患者的移情，又要设法解脱移情。为此，弗洛伊德在“谈话疗法”中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听病人申诉病因时，坐在病人看不到自己表情的地方，或者背对着病人；二是要求病人必须交费，以促使病人明确他与医生的关系，从而解脱他的移情情绪。
在“谈话疗法”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还提出了“宣泄疗法”。他认为，只要病人受到医生真心的关怀和诚挚的鼓励，一旦对医生产生信任，再用恰当的方法，病人就可以完全倾吐出埋藏在心里的隐患，将受到压抑的情绪完全宣泄出来。
后来在诊疗时，弗洛伊德就让病人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身心放松，自由联想。而自己与病人相背而坐，静静地听着病人的诉说。不论病人怎样语无伦次、意向杂乱，敏感的医生随之漫游于意向，对其所倾诉的发病背景洞若观火，并顺其自然，寻机发问；然后，医生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分析，直到患者和医生都认为找到了病因为止。
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自由联想法。弗洛伊德采用了自由联想法治疗神经病证，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