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学习渠道。仅有32.26％的人每年订报刊，67.74％的人没有订报刊。订报刊的人中，66.20％的人订1份，订4份以上报刊的只占7.04％。157人中，123人（占78.34％）所在的村镇没有图书馆或图书室。即使有图书室，只有很少的人选择经常去，不愿意去的主要原因是书太少，并且不经常开放，书籍内容陈旧、单一也是原因之一。158人中，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1～2小时的占55.06％；1小时以下的占29.11％；2～5小时的占14.56％；5小时以上的只有1.27％。93.67％的人不具备上网的硬件条件，如果能上网，50％的人选择获取信息。
（3）闲暇生活。超过一半的被访者闲暇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其次是抚养、教育子女，干家务也是主要内容之一，这与2006年调查的情况基本一致，农民的闲暇时间活动单一，内容单调，且年度间变化微弱。
在体育活动和设施方面，160个被访者中，其生活或工作的附近有文化体育场所或设施的只占30.63％，没有的占69.37％。这和2006年的调研情况非常相似。154个有效问卷中，64.94％的人平均每天基本没有参加体育活动；25.32％的人有1小时以下的活动时间，进行1～2小时体育活动的人占9.74％。51.30％的农民反映所在的村镇每年组织文娱活动，48.70％的人反映村镇没有组织这类活动。127个被访者中，有66.14％的人每年至少参与一次文娱活动，31.50％的人参与2至3次。155人中，有40％的人所在的村社有业余文艺队，60％的人所在的村社没有业余文艺活动队。这些文艺活动队的主要作用首先是参与者自娱自乐，其次是为群众演出，有4.39％的人反映文艺活动队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立的。
（4）对政府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条件的满意度。只有14.38％的人对政府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感到满意，35.62％的人对此感到不满意。在多项选择中，农民最希望政府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条件是：40.38％的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有26.92％的人希望政府多建设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同样有26.92％的人望政府多开展文化和体育活动；22.44％的人希望政府能美化人们的工作环境。
（二）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分析
我们从三个层面考察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感受和需要，第一个层面是农民的心理生活，这是研究精神文化生活的心理基础；第二个层面是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涉及的领域；第三个层面是农民拥有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条件。从这三个层面对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分析，可以对当前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1.归属感和被尊重感已成为农民心理需要的主要方面。家庭关系融洽是农民对生活感到满意的重要方面，同时农民的自豪感也主要来源于此。在家庭中享受到的心理需要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这是由于只有家庭可以首先对每个家庭成员提供无可比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爱护和了解不仅给予人们归属感，也可以满足个人被尊重的需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村庄也不再是一片净土，农民对集体和邻里的心理依赖已不像过去，农民越来越重视被尊重的需要，开始寻找满足自我实现需要的方法。应当说农民的这一心理进程是农民追求更高精神生活的必然结果。
2.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反映了农民自我意识的苏醒。与过去不同的是，很多农民认为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不光是政府的事，也是农民自己的事，而且主要是自己的事。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由过去单纯的组织文娱活动改变为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更多地是为了满足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心理和精神体验。
3.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范围不广，精神信仰需要加强。树立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是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感受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人的精神生活建设问题早已作了全面的论述，把“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目的。十七大报告又强调：“坚持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农民接受党的教育的渠道单一。电视几乎是绝大多数农民接受思想教育的唯一渠道，这显然与树立良好精神信仰的要求不太适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很多农民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但从对宗教作用的理解可以看到，宗教在农民心中有广泛的心理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宗教本身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因素，加以正确引导，可以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助力；但也有其消极的方面，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成为某些人的精神枷锁，而如果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会对社会稳定起到消极作用。尤其是一些邪教打着“宗教”的幌子，鱼目混珠，诱使个别农民精神上误入歧途。因此必须加强精神信仰的引导，加强反邪教的警示教育。
4.精神文化生活条件亟待改善。当前精神文化建设进程和文化体育设施与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无法实现进一步学习培训的愿望，所在的村镇也无法完成更多的学习和娱乐的条件，文体活动非常少。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村民每年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春节期间自己组织的小戏台和闹社火，持续时间要根据村民的经济承受力而定，经济条件好的村子，规模会大一些，时间长一些。有一些村子，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等原因，一年也无法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村民自己组织的业余文艺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从2006年和2007年的调查可以看到，农村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变化不大，文化体育设施一直非常匮乏。娱乐方式亦很单调。
（三）几点建议
与资金短缺造成的贫困相比，思想贫困更容易扭曲人的心灵，削弱人们适应社会的主动性。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崇高精神和先进文化的滋养，越需要通过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充实人们的精神内涵。
1.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首先要实现文化公平。我国现阶段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存在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文化权利的缺失。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与各方面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维护全体人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全社会成员对文化的需求。因此要通过制度安排，保护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实现文化公平。
2.加强建设和引导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要利用现有的条件，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农民精神信仰的建设和引导。一是继承和发扬农村的优良传统，同时充分重视家庭对个体的重要影响，大力宣传体现优秀传统道德和社会新风尚的和谐家庭；宣传先进人物，用榜样影响人、通过榜样引导广大农民树立高尚的精神信仰。二是加强政府指导、基层干部倡导和舆论引导，结合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建立新农村的道德伦理体系。三是充分认识媒体尤其是电视在农民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对精神文化生活的促进作用，净化各类媒体，发挥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宣传和指导作用，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崇尚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充分发挥电视、报纸等媒体传播知识、开阔眼界的作用，通过这些平台为农民提供更多、更需要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学习愿望。
3.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对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提高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接受主体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个人的成长不仅离不开社会环境，更取决于自我学习和努力的程度。在农民的自我实现意识不断复苏、自我学习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提供给农民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多种渠道和条件。例如要持续不断地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现场咨询、发放资料等多种形式，为农民送去科学技术和卫生知识，送去文化活动。
4.发挥社会各界力量，改善农村文化匮乏的现状。一是整合资源，让城市富余文化设施和人员有序流动，发挥其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已有文化设施的作用，让图书室有人进、土戏台有人唱。
课题组：王瑾陈瑾严彤
执笔人：王瑾（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全文统稿）
陈瑾（工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工人农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
张兴平
一、工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受
我们在兰州市、永昌县和静宁县等地，对工人和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此次调查发放问卷315份，收回有效问卷311份；对50多人进行了访谈，并召开了座谈会。我们对本次的调查数据进行了SPSS统计分析。
（一）工人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
工人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调查结果为：非常满意的占2.65％；比较满意的占21.85％；一般的占47.68％；不太满意的占10.60％；不满意的占12.58％；说不清楚的占4.64％。这说明，大多数工人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总体认同不高，因为有近一半（47.68％）的被调查者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选择了一般，而感受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仅占24.50％，相反，感受不太满意和不满意的也达到了23.18％，还有4.64％的人说不清楚。
（二）社会生活对工人有压力感
调查显示，工人感到压力大的问题（多项选择）首先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遇到这一问题的占56.00％；其次是“社会风气不好”，遇到这一问题的占40.00％；以下依据遇到相关问题的比例，顺次为住房条件差，买不起房的占36.00％；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占34.00％；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的占31.33％；认为政府官员腐败造成社会问题的占31.33％；家人下岗失业或无稳定收入的占27.33％；就业压力大的占26.67％；社会治安不好的占19.33％；认为司法腐败造成压力的占18.00％；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占15.33％；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的占14.67％；家庭成员有矛盾，心烦的占8.00％；家人与邻居有矛盾，担心发生纠纷的占2.67％。上述情况表明，在甘肃省，大部分工人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这不包括在垄断行业工作的工人。由此带来了住房难、就医难、就学难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在企业改制减员时，一些工人还担心就业问题。社会风气不好、治安状况不佳也是人们的忧虑所在。对于腐败问题，工人也有相当的担忧，分别有31.33％和18.00％的被调查者认为存在政府官员腐败和司法腐败。可见，工人遇到的社会生活压力主要是经济上的压力，其次是社会压力，人际压力较小。
（三）社会生活使不少工人对一些方面缺乏安全感
对社会生活的安全感是衡量一个社会稳定和谐、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了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交通安全、劳动安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调查结果显示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其中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和劳动安全最受关注。在这三项安全问题中，被调查者回答“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依次为57.72％、47.65％和43.92％。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感最高，但回答“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仍高达25.17％。其他安全感较高的有交通安全、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被调查者回答“很安全”和“比较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都为70％左右，回答“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都为30％左右。以下是各具体问题的详细调查结果。
工人对食品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5.37％，比较安全的占36.91％，不大安全的占51.01％，很不安全的占6.71％。
工人对医疗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4.70％，比较安全的占47.65％，不大安全的占44.97％，很不安全的占2.68％。
工人对交通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16.90％，比较安全的占54.05％，不大安全的占26.35％，很不安全的占2.70％。
工人对劳动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2.03％，比较安全的占54.05％，不大安全的占38.51％，很不安全的占5.41％。
工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8.16％，比较安全的占66.67％，不大安全的占20.41％，很不安全的占4.76％。
工人对人身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6.67％，比较安全的占61.33％，不大安全的占26.67％，很不安全的占5.33％。
工人对财产安全的感受：认为很安全的占8.78％；认为比较安全的占61.49％；认为不大安全的占27.70％；认为很不安全的占2.03％。
（四）工人对单位、组织的信任感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了工人对当地政府、法官和警察、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信访部门、新闻媒体的信任感。调查结果表明，工人对这些单位和组织的信任程度不太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工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最高，回答“很信任”和“比较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80.41％，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9.59％。工人对法官和警察的信任程度最低，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51.35％。工人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次低，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50.00％。列第三位的为信访部门，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46.98％。列第四位的为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44.67％。列第五位的为社区居委会，回答“不大信任”和“很不信任”两项合计的比例为43.15％。以下是各具体问题的详细调查结果。
工人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6.00％，比较信任的占44.00％，不大信任的占35.33％，很不信任的占14.67％。
工人对法官、警察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6.08％，比较信任的占42.57％，不大信任的占37.84％，很不信任的占13.51％。
工人对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5.33％，比较信任的占50.00％，不大信任的占41.33％，很不信任的占3.34％。
工人对社区居委会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4.11％，比较信任的占52.74％，不大信任的占36.30％，很不信任的占6.85％。
工人对信访部门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10.07％，比较信任的占42.94％，不大信任的占38.93％，很不信任的占8.05％。
工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很信任的占15.54％，比较信任的占64.87％，不大信任的占15.54％，很不信任的占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