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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中之后，莫名其妙地对数理化失去了兴趣。
之前似乎已有预感，整个大脑对阿拉伯数字、方程式、化学分子式之类的东西显露出莫名其妙的疲态，甚至开始讨厌这些课程。
由于在这些课程上不良的表现和考试分数的日渐低靡，数理化老师的脸在我的眼里总是拉得老长。班上数理化老师惯用的伎俩是在赞美高分同学的时候总忘不了挖苦和嘲讽一下我们这些分数偏低的学生，这逼得我不但讨厌数理化课程，也讨厌数这些数理化老师，甚至讨厌那些所谓的数理化尖子生。
好像是初三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数学老师，城里人，戴一副好看的金丝框眼镜，说话憋的是京腔。她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她毕业于河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她喜欢边讲边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做出一种娴熟轻松的样子。我坐在第二排过道的边上，女老师从我身边走过，我喜欢偷偷地瞅她的背影，斜着眼瞅她扭动的腰身和包得很紧很圆的屁股，而且还喜欢嗅她身上一股乡下人身上从没有过的味道。一开始她给我的好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她经常表扬坐在我右边那个连鼻涕都擦不干净的男同学赵二虎，这个男生其它学科统统不行，唯独数学一枝独秀，再难的题老师一点就通。因此后来我也就不喜欢这个漂亮的女老师了。
升入高中后，我被选进了高中篮球队，打左前锋。因为我校篮球队在全县十五所高中拿过联赛第一名，所以不少学校经常发出邀请，要与我们切磋球技，球队隔三差五就应邀出去打比赛了，多少就耽误了一些课程。高中阶段，我曾努力过一阵子，试图扭转数理化课程下滑的颓势，但事与愿违，厌恶数理化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愈演愈烈。
我就很郁闷，怕上数理化课，上这类课甚至会心烦和头疼。
我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
我想我从一下来就饿肚子，是营养不良影响了大脑发育吗？我又想我五岁的时候为了一颗酸枣，从两丈高的枣树上掉下来摔得七窍出血，用母亲的话说是“死了三天又捡回一条命”，难道把脑子摔坏了？
种种猜测又都被推翻，因为我对文史类的课程却兴趣盎然，我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我的背诵能力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的毛笔字吃双圈最多，我在美术课上，有时候画画比老师画的还好看。这样想来，我的智力并没有遇到障碍呀。
很久以后，有人告诉我，人的大脑里有两台机器，一台管形象思维，一台管逻辑思维。还说，形象思维机器重感情，逻辑思维机器偏理性。两台机器工作起来是不完全均衡的。于是，我想，难道我的逻辑思维机器会不会转动的慢一些？
第一次萌动写小说并且尝试着写小说好像是在十三岁的时候，比我第一次接触画师为邻家三奶奶画像而动了画画之念似乎还要略早一些。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居然把一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十多岁少年的心给搅动了呢？
多数作家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中外的文学名著而迷上文学的，中国的，诸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外国的，诸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而且此类报道常见于各种报刊的。我不是，是的，我不是的。我受文学的影响实在是一种偶然。在那个年代那样的穷乡僻壤，这些文学名著似乎只有书香之家才有的，我的祖父辈、父辈都不识字，哪来的这些文学奢侈品？因而国内国外的名著我统统见不着。
可是有一年有一个夏天的中午，那天我在我家自留地里看西瓜。当时正在睡午觉，睡得迷迷糊糊，一个城里人摸样的青年向我讨水喝。我见来人皮肤白净，斯斯文文的，挺有好感，就不忍心给他喝生井水，而是给了他半个没吃完的西瓜。
那青年挺有礼貌，道声谢谢兄弟，就大口大口吃西瓜。吃完西瓜，说了声谢谢，记得还用井水洗了个手，走了。
我接着睡，睡醒后才发现井台上有个褪了色的军用挎包。我想可能是城里青年遗落下的。四处望望，失主已不见踪影，便大着胆子打开挎包，发现里面空空的，只有一本书。这本书相当破旧了，书皮也没有了，但是扉页上还有书名，字我认得，叫《艳阳天》。
我躺在闷热的瓜庵里，手里捧着这本《艳阳天》翻看。这是我生下地接触过的最厚重的一本书。起初，我并没认真去看，心想，那城里大哥可能随时会回来取，但是，他去了却一直未回，在徘徊纠结的敷衍中，在不知不觉中，在太阳快要落土的时候，竟然将它读完了。
尽管有些字我不认得，但通篇大意我还是看懂了。掩卷正坐，心有些沸腾，文字中有动人的故事，文字写成文章竟是这般美妙，它扰乱了我平静的心，在兴奋的极点，我想，我为什么不能写书呢？当时只是这么想了，之后，兴奋随着夏日的困乏退却了。
可是，之后，凡读到大部头的小说，这种兴奋和冲动都会不期而遇。多少年之后，我在心里想，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难能可贵的原始冲动吧？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原始冲动积淀下来，就可能演变成了成人后对文学的痴迷。
于是，那年的秋天，我居然开始写小说了。这里我要说的是，无论我写的是不是小说，或者无论我写的东西是多么的丑陋不堪，它甚至不需别人证明有任何价值，反正我写了，而且觉得内心充实，挺舒坦，而且这种写下去的欲望还与日俱增。当然，结果不用说也是可想而知的，断断续续的几年间，写出了一堆如痴人说梦般的纸团而已。
到部队之后，绘画由个人爱好一下子被领导提到了革命工作需要的高度，相当长一个阶段，美术爱好压制了写作的冲动。然而，当我砸掉砚盘，焚烧掉画笔画纸之后，被压抑多年的写作激情又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
爬格子肯定比画画更加简便易行，当时我这样想。
画画，你得有画架、画纸、画笔和各种颜料，不奢望有个画室，起码得有一个相对的空间，哪怕只是狭小的一隅。但是，当一名士兵，若想拥有这么一个狭小空间绝对也是一种天大的奢望。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画架、画纸、颜料成了排长眼中钉、肉中刺，他直言不讳：“我不是反对你画画，但我不能容忍你霸占班里的学习室，而且把内务卫生弄得一团糟”。
因为我画具的存在，我所在的班很少有机会悬挂“卫生优胜流动红旗”。
“自从你赵红继来到我们这个排，我这个排就与‘内务卫生优胜排’无缘了，班里也跟着你倒霉。”排长如是说。
后来我把画具往炉子里一扔。三角形的流动红旗果真就来到了我们班，也挂到了我们排，班长排长的脸阴转晴，在内务卫生评比会上，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了，我那种做小媳妇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写文章多方便啊，一支钢笔和一叠稿纸足够了，人物、故事、情节、语言都装在脑子里，不需要摊在大家的眼皮下，不扎眼，也不妨碍观瞻，更不影响别人的生活。学习室、储藏室、营房后面树荫下、冬天的日光里，甚至厕所的蹲坑上，都是我思考和写作的地方。写得出就写，写不下去就把稿纸一卷塞裤袋里拉倒。
二十三岁，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值得纪念的年龄，是的，二十三岁那年，我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目光是深情的》，写连队带兵人感情生活的，被文学圈称之为处女作。其实在这之前还有几篇小说、散文发表在地市级文化馆主办的文艺刊物上，因为这些刊物没有全国公开发行，按圈里的习惯，在不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羞于说出口的。而《目光是深情的》发表在武汉军区的《战斗文艺》杂志上，这个杂志是对全军公开发行的，多少有了点名份和档次，因此我把她称之为本人的处女作。
虽然《战斗文艺》已随武汉军区撤销而作古，但记忆并没有封存那段青春岁月。我喜欢那个有着强烈政治口号色彩的文艺双月刊，因为有了她，那篇被别人称为处女作的短篇才能在这个载体上变为美丽动人的铅字。
2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回故乡探亲。
一别四年多啊，不是当兵人难以体会到当兵人的思乡之苦，家乡啊，故土啊，难以割舍的情怀。家乡，家虽破旧，地虽贫瘠，人虽木讷，可那里有着我太多的记忆和酸甜苦辣的故事，家乡的一切，都可以唤起我实实在在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从探亲申请被批准的那刻起，我就一直处在回家的亢奋中，真的是亢奋，夜里做的梦，也全是老家的事情。
四年前离开中原时我是一个义务兵，四年多后当我重要踏上这片土地时，我成了一名军官。四年前我称我的出生地为家乡，四年后我就可以唤它为故乡了。身份变了，心中的感受也大不一样。能不亢奋吗？
故乡的深秋，庄稼收割完了，用农人的话说，叫场光地净。
一进村，就看见乡亲们排成一溜，蹲在背风朝阳的墙根处晒暖。见过面，敬过烟之后，我就被热情的目光送回家了。之后，朴实的乡亲们蜂拥而至，蹲着站着挤满了院内院外。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乡亲们好奇地问着外面的事情，我也就幸福的、不厌其烦的和他们聊着。
在外面工作的人，回家时免不了要带些香烟、糖果、瓜子之类的东西。乡亲们到家里来串门，手里嘴里不能闲着，要是无事可做，那肯定就是我的不是了。
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香烟二十条，糖果四十斤，瓜子四十斤。男人抽烟，小孩吃糖，女人嗑瓜子，大家说着笑着都很快活。亲切的乡音围着，浓浓的乡情泡着，看着乡亲们粗糙黝黑的脸庞，我也很快活。
而此时，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孩提时，村子里在外工作的人回来，闻声便往人家里跑，虽然穿着开裆裤流着鼻涕肮脏不堪，人家也不嫌弃，笑呵呵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呀？然后便往手里塞几颗糖果。拿到糖果就屁颠屁颠往家跑。糖果还舍不得吃，怕被大孩子诳去了，装在贴身兜里，碰上天热的时候，糖果就暖化了。心痛得不得了啊，慢慢从衣兜的布上撕下来，看着布上粘粘黏黏的都是糖汁，特可惜，把口袋翻过来，用舌头舔，一两次舔不干净，过一段嘴馋了，反过来再舔，虽是过干瘾，却也很幸福。
那时候就立过志，若有这么一天，我到外面闯荡了，回到家里，一定买很多香烟和糖果，分撒给大家，要让乡亲们高兴，他们一高兴，就会情不自禁的夸我：“这小子，一岁看大，三岁知老，打小就是个好苗子。”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能不快活吗？
从我申请探家的那天开始，我列了一份清单，照着清单一样一样的购买，买足了就一笔一笔的划掉，原则是宁可多不能少。
回家的前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不要笑我梦多，年轻人，多梦的季节嘛），梦见回到村子里了，乡亲们丢下手中活计，从田间向我围过来。我兴奋得不得了啊，喊着大爷大娘二叔二婶我回来了。
乡亲们把我簇拥着，摸我的军装，拉我的手，长辈们还用粗糙的手摸我的脸。这时候突然想到应该给他们散烟敬糖，赶紧拉开提包的拉链，发现提包却是空的。
惊醒了，汗都急出来了。我好难过噢。还好，庆幸是梦。
天亮之后把包里的东西又检查一遍。
在武昌火车站上车时，列车员让我补票，我问补什么票？列车员一脸的不高兴：“补货票。”我连声“噢噢，”心想，是呀，提包的重量一百五十斤，差不多超过我的体重了。还有不补票的道理？
“光宗耀祖”一词经常用，之前可没有亲身感受过，回到家里那一刻，突然发现驼背母亲那张饱经沧桑的脸，笑得一朵花儿似的，看着满屋子满院子喜滋滋的乡亲们，突然，我对“光宗耀祖”有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和体验了。
乡亲们太热情了，最初的两三天里，没有白天黑夜，堂屋里始终是满的。又逢农闲时节，地里没有活干，家里没有事做，那年月又没有电视看，乡亲们转着转着就转到我家来了。他们一茬一茬的，困倦了回去睡觉，饿了回去吃饭，睡足了吃饱了又来。可我不行，有客人在，饿了困了都得挺着撑着，心里不高兴不能搁在脸上，谁叫你在外工作呢？谁叫你几年不回乡呢？谁叫咱们是乡里乡亲老少爷们呢？你享受“光宗耀祖”的感觉不是乡亲们给你创造的吗？
可是，探亲的日程安排被打乱了，十五天假期，来去路途用了六天。相亲、走亲戚、拜访同学朋友，陪母亲到县医院看病，这一揽子事情，一件也没做呢。
母亲最关心一件事，就是我的婚事。一去几年，回来在家能住几天呀？她想做婆婆，她要抱孙子，这是她的头等大事。
两个舅舅，四个姨，两个姑姑，两个姐姐，这些亲戚都对我亲着呢。亲戚们听说我回来了，还没等我动身，就都来了。家里比过年还喜庆。
四五天白白过去了，母亲急了，对亲戚们说：“面也见了，话也说了，家里也忙，都回吧，孩子就这几天了，提亲的都等着呢。”
亲戚们也就说：“是呀，是呀，相亲可是头等的大事，千万别耽搁了，一定得找个齐整（方言：漂亮）的、能干的。”
客人们都走了，俩姐姐没走，姐姐虽然都出嫁了，在娘家，她们没把自己当亲戚。
媒婆带着花红柳绿的大闺女，一拨一拨领到家里来，走马灯似的。
母亲给我包了一个百元红包，交待我：“孩儿，这是见面礼，相中了，就把这个红包给她，她接了，这媒就成了。”
一天见了五个，像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似的。当第五个走出我家的院子了，可红包还在我的口袋里没动。母亲，姐姐，哥嫂都急了，责问：“你的眼光咋这么高啊？一个都看不上啊？”
我说：“不是不是，只是……我现在干嘛要慌着找对象啊？”
大姐待我最亲，似乎懂点我的心思，凑到我耳边对我说：“弟儿，大姐不是反对你在外面找，依我说，饭是家乡的可口，人是故土的亲。南方人说话蛮，你带回个南蛮子，说话咱听不懂，今后咋相处？”
这时候打街上进院子一大闺女，推着骑车，一见面就高声朗朗：“是俺哥回来了吧？”
走近了才看清楚，是二姑的闺女，叫多多。多多不是二姑的亲闺女，二姑早年病故了，二姑夫就续了弦，这个多多是二姑夫现在的妻子带来的女儿。
亲姑不在了，这门亲戚没有断，我家兄弟姐妹照样喊二姑、二姑夫，实际上，已经没有血缘之亲了。
多多是个机灵的闺女，才听了刚才说话的尾子，便咯咯笑起来，她说：“俺哥现在是军官了，他要娶的是城里吃商品粮的姑娘，怎么会看上农村的闺女呢？”
家里人恍然大悟似的：“噢，那咋不早说？”
我说：“其实也不完全是，说实话，找不找，在哪儿找，我现在还没想好哩。”
母亲唉叹了一声：“孩儿，你今年二十五了，你看咱村上和你一般大的伙伴都当爹了。”
多多接过母亲的话：“大姑，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明天，我带俺哥到县城相亲，我有两个漂亮的姐妹还单身呢，都是吃商品粮的。”
多多是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她执意要给我介绍县城里吃商品粮的姑娘，拗也拗不过她，家里人也都支持，我也想到外面散散心，第二天，我就随她进了城。
路上，多多告诉我：“今天先见一个叫郭兰英的，在县广播站当广播员，声音好听着呢，长的也齐整。”
“而且还是个名人。”我说。
“是呀，和歌唱家郭兰英一字不差，比歌唱家长得还好看哩。”
“那第二个呢？”我用略带调侃的口气问。
“第二个也不错呀，叫刘红旗，刚二十岁，在县机械厂当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