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攻灭西夏、金国、南宋，统一全国，打破了长期以来，西夏、金国、南宋诸政权在甘肃境内各据一地、称雄割据的局面。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晤，首次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行省制的实行，使今之甘肃地区分属甘肃、陕西两行省和宣政院所属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辖；河西诸王分封，汪氏家族据巩昌；各辖区经济缓慢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特征。元朝对甘肃的统一以及所实施的各种措施，为甘肃多民族的融合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一、蒙古汗国的建立
（一）蒙古族的起源与发展
公元四五世纪时，居住在今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沿岸的“室韦”人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室韦”的名称最早见于《魏书》，作“失韦”，唐朝时，他们被称为“室韦”、“达怛”、“鞑靼”，其中的一支称“蒙兀室韦”。“蒙兀室韦”当是“蒙古”一称的直接来源。明修《元史》采用“蒙古”二字，始成定名。蒙古高原各部落在《辽史》、《金史》中被称为“阻卜”。
唐开成五年（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原居于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蒙兀室韦开始西迁，陆续进入阴山南北与外蒙古高原。西迁的蒙兀室韦后来就成为蒙古民族的核心部分。蒙兀室韦只是室韦联盟众多部落之一，另外属于室韦联盟的还有居住在呼伦湖西南的鞑靼部。鞑靼人进入蒙古草原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因此，9世纪末10世纪初，鞑靼就成为散居于蒙古草原各部的统称。
辽金时期，蒙古世代隶属于辽、金。原蒙古人的原始氏族制度已经瓦解，原来的社会最基层组织是家长式的氏族即斡勃黑及其支族“牙孙”。12世纪中期，蒙古草原上散布着由少数家庭结成的游牧单位即“阿寅勒”。蒙古社会存在不同的等级。贵族拥有“把阿秃儿”（勇士）的称号，称为“那颜”（复数为“那雅特”）即贵人，或称“薛禅”（贤者），自由人称“那可儿”（复数为“诺古特”）。以那可儿为基础，成吉思汗时代，他们构成战士与亲信人这个阶级。平民即普通人民称“哈剌出”和“阿拉持”，奴隶称“勃斡勒”。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以及与周边相邻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往来，草原各部落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不断发生变革。在这一时期，整个漠北各部一直处于激烈的斗争中。不仅部落之间，就是同一部落内部各贵族之间也展开争夺财富、牧地、人民的激烈斗争。
（二）蒙古汗国的建立
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统一草原各部、结束长期纷争混乱局面，成为广大牧民的迫切要求。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完成历史发展赋予的使命，蒙古部杰出首领铁木真担负起这一重任。
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因其父也速该在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获胜，并杀了两个塔塔儿人铁木真兀格和豁里不花，所以给他起名为“铁木真”。铁木真九岁时，其父被塔塔儿人毒死，所领部众也相继离散。后铁木真得到克烈部与扎答阑部的援助，重新聚集原来的氏族成员与部属，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斡儿朵”。铁木真在部落战争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扩大自己的实力。他首先联合王罕和扎木合打败蔑儿乞部，又率部与王罕部一起，配合金朝的军队，打败了塔塔儿部。不久铁木真与扎木合部之间出现矛盾，并进而发展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南宋嘉泰元年至二年（1201-1202），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王罕联兵，击败了扎木合联盟，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铁木真实力的不断增强，铁木真与王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秋，克烈部王罕向铁木真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被迫退到哈勒河以北。不久，铁木真经过认真准备，乘王罕不备之际，突袭王罕，直捣其牙帐，最终解决了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时，蒙古草原上惟一能够与铁木真抗衡的力量，就是地处草原西部的乃蛮部。嘉泰四年（1204年），铁木真与乃蛮部决战，在汪古部的帮助下，一举击败了乃蛮部，成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统治者。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在草原各部的共同拥戴下，宣布即蒙古大汗位，号称“成吉思汗”，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在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高原上的全体牧民用千户编制起来，这样使原有的部落组织界限逐渐泯灭、消亡，从而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蒙古的统一战争
蒙古建国后，在西征的同时，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首先攻灭西夏，然后又灭亡了金国。
（一）蒙古灭西夏
1.西夏的衰落
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嵬名乾顺和第五代皇帝仁宗嵬名仁孝统治时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西夏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矛盾，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西夏社会呈现出一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在乾顺、仁孝二帝长达一百余年的统治后，西夏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九月二十日，仁宗仁孝卒，其长子纯祐嗣立，时年17岁，是为桓宗，罗氏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翌年改元天庆。桓宗纯祐是西夏历史上“能循旧章”的“善守”之君，在他统治时期，竭力奉行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之策，致使西夏“四郊鲜兵革之患，国无水旱之虞”，但此时的西夏已由盛转衰，“夏业中衰，于是乎始”。而漠北蒙古的兴起，正在打破西夏、金、宋的割据均势，蒙古的强大已严重威胁到西夏的安全。
此时，西夏国内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西夏天庆三年（1196年）十二月，仁孝弟越王仁友卒，仁友在挫败任得敬分国斗争中功绩卓著，因此，其子安全上表请表彰其父之功，并让他承袭王爵，遭纯祐拒绝，并将他降为镇夷郡王。安全因此怀恨在心，伺机篡位。天庆十三年（1206年）一月，镇夷郡王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其主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三月，纯祐死于废所。西夏皇位更替的频繁，以及统治者外交政策的改变，由附金和宋转为附蒙侵金，削弱了夏国的力量，因此，在纯祐、安全执政期间，西夏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已初见端倪，且每况愈下，终因国力衰弱被蒙古灭亡。
2.西夏的灭亡
12世纪中期以后，西夏由于政治腐败，国势日渐衰落。西夏北与克烈、乃蛮接界，早有往来，又先后接纳王罕之叔古儿罕、王罕和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等人，这些均成为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的借口。成吉思汗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金朝，但尚有顾虑，一是对金朝力量尚未摸底，不敢贸然行动；二是有西顾之忧，怕一旦进攻金朝，从而促使金朝与西夏联手，形成掎角夹攻之势，对蒙古不利。所以力量较为薄弱的西夏成为铁木真首要攻击的目标。
早在嘉泰五年（1205年），铁木真灭乃蛮与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途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掠夺驼、羊、马及其他战利品。蒙古首次侵夏，通过探其虚实，为以后经略谋划南霸天下，拉开持续征战的序幕。
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夏应天二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与“安全废主自立”为借口，率领蒙古骑兵第二次进攻西夏，进攻目标直指西夏北方要塞兀剌海城（即斡罗孩城）。攻破该城后，大肆侵掠。西夏集右厢诸路兵抵抗，蒙古见西夏力量尚盛，加之蒙古军兵疲粮匮，便于应天三年春班师回国。
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夏应天四年）秋，成吉思汗发兵第三次进攻西夏。蒙古大军先举兵出黑水城北，由兀剌海西关口进入河西。夏军五万在兀剌海城外围抵抗，最终城破。蒙古军击败西夏军后，长驱直入西夏都城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献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称臣。西夏臣服蒙古后，蒙古则利用西夏夹攻金朝。西夏役属蒙古后，“征发日多，不堪奔命，礼意渐疏”，与蒙古关系疏远。嘉定十年（1217年、夏光定七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开始第一次西征，要求西夏出兵随征，遭拒绝后，蒙古再次发兵攻西夏，直抵中兴府（即兴庆府）城下，太子嵬名德任留在都城率兵防守，夏神宗李遵顼“出走西凉”避战。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次向蒙古请降。蒙古因要专事西征，暂时放下西夏。此后，西夏附蒙，连年攻掠金国城寨，屡为金败。嘉定十六年（1223年、夏光定十三年），夏遣十万军助木华黎攻金凤翔府，不能取胜，于是率军退回，蒙古遣使问罪，夏神宗惧，让位于次子德旺，是为夏献宗。献宗改变策略，与金和好，结盟抗蒙。嘉定十七年（1224年、夏乾定元年）夏，夏金和议成，双方称“兄弟之国”，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孛鲁攻破银州后，杀夏军数万，掠羊驼数十万。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夏乾定二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后，第二年亲征西夏，蒙古军一路攻城掠地，屠杀军民无数，围困中兴府。宝庆三年（1227年、夏宝义元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故于六盘山南的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临死前遗言秘不发丧，待西夏国主献城投降后，尽杀西夏国主臣民。蒙古围中兴府半年，城中粮尽。一个月后，西夏国主南平王投降，旋被杀。西夏立国196年，传十帝，至此灭亡。（见《蒙古进攻西夏线路图》）
（二）蒙古灭金朝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金泰和六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始议伐金，但金毕竟曾是蒙古的宗主国，所以未敢轻动。宋宝庆三年（1227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灭西夏后，解除了其灭亡金朝的西顾之忧。
经过1205-1209年三次征西夏的胜利，成吉思汗有了经验与信心，于是就在1210年遣大将遮别袭杀构筑乌沙堡（今河北张北县西北）的金军。这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伐金，也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嘉定四年（1211年、金大安三年），成吉思汗在客鲁连河畔举行伐金誓师大会，公开宣布要讨伐金国，而金派西北路招讨使粘合打前来乞和的软弱行为更助长了成吉思汗伐金的气势。1211-1214年，蒙古讨伐金国的战争主要以消耗金军有生力量、掠取财富、招降纳叛为主，到嘉定七年（1214年、金贞祐二年），金河北郡县大部丧失，金宣宗逃往汴京，史称“贞祐南渡”。蒙古以金宣宗南迁为借口，又派军围金中都（今北京），并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贞祐三年）五月，攻占中都。嘉定九年（1216年），蒙古军一度攻抵汴京西郊。次年八月，成吉思汗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专事经略中原。嘉定十六年（1223年）木华黎死后，至成吉思汗去世，金蒙战事一直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绍定二年（1229年、金正大六年），窝阔台继汗位后，又开始伐金。绍定三年（1230年、金正大七年），窝阔台率军亲征，两年后，从白坡（今河南孟州市西南）渡河，接连获胜，很快包围汴京，金坚持不降。蒙古遣使与宋议定，夹攻金国，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
金天兴元年（1232年），金哀宗由汴京逃往归德（治今河南商丘市），金将崔立以汴京降，蒙古军掳金太后、皇后及大臣等五百余人北返。金哀宗又奔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宋遣荆襄都督孟珙等会师蒙古。金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九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完颜承麟，初十日，宋军先破蔡州南门，蒙古军继入，金哀宗自缢，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
三、蒙古占领河陇地区
河西陇右地区是西夏、金、南宋诸政权的割据称雄之地，诸政权各有所属地域及辖区。元朝建立后，将占领河陇与统一全国结合起来，因此，蒙古在河陇地区的征战是全国统一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蒙古进攻河西走廊
在蒙古攻灭西夏的战争中，甘肃河西走廊是蒙古军事进攻的重点地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河西走廊兵力部署薄弱。河西走廊是西夏的右厢之地，也是西夏监军司的重要设置地区。元昊立国后，在全国置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这十二个监军司大部分设置在贺兰山以东，贺兰山以西的河西地区只有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四个监军司，其兵力部署则是“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显然，西夏兵力部署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
二是河西走廊是攻伐的军事通道。甘肃河西走廊是传统丝绸之路的重要咽喉地段，其北部居延地区的黑水城，一作黑城，或称哈喇浩特（蒙古语意即黑城），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张掖以北约300公里处，是历史上重要的军事重镇。五代宋初，由于河西道路受阻，河西走廊以北的沙漠路以及南青海路，重新恢复兴盛，黑水城又凸现其重要地位。
西夏广运二年（1035年），元昊在居延置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在黑水城，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其地为西夏防卫吐蕃、回鹘的北方军事重镇，又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元朝沿袭其名，又设亦集乃路。从1205-1227年的22年中，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六次征西夏，而且大都是从西夏北部边境地区，即沙州、黑水城和兀剌海进攻。显然，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成为蒙古攻伐西夏的一条军事通道。
（二）河西走廊诸州的陷落
成吉思汗在欲征中亚花剌子模国时，曾遣使至西夏，要求夏国主遵顼出兵助征，但遭到夏国大将阿沙敢卜对蒙古来使的嘲讽，后西夏国主德旺又拒绝向蒙古派遣人质。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准备伐金、夏，灭南宋，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攻克黑水城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西夏乾定二年）秋，蒙古以西夏不出兵助战、不遣质子与收纳其仇人为由，对西夏进行第六次征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从秃剌河黑林行宫出发，经过约半年的行军，直到宝庆二年（1226年、夏乾定三年）正月，才到达西夏黑水城附近。成吉思汗为牵制西夏主力，防止其机动增援各地，亲自率领蒙古军主力出东路。二月，蒙古首先对黑水城发动猛烈攻击，但由于受到西夏人拼死抵抗，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将西夏重镇黑城攻克。然后，成吉思汗率军长驱直入，直趋贺兰山，与阿沙敢卜交战，将他围困于贺兰山上的寨子里，擒获了阿沙敢卜，然后率军转西，四月，避暑于垂浑山。垂浑山即察速秃山，位于今甘肃酒泉北。此时，河西诸州草木旱黄，民无所食，蒙古纵兵士四出抄掠。攻取肃州的是大将阿答赤率领的蒙古西路军，而成吉思汗率领的东路军主力在离肃州不远的垂浑山避暑，一旦西路受阻，立即增援。
2.屠肃州城
宝庆二年（1226年、西夏乾定三年）五月，蒙古军围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肃州守将昔里都水（一名举立沙）是蒙古千户昔里钤部之兄。昔里钤部，河西人，其先以沙陀部长归唐。唐末，子孙散落陇坻。自其父答儿沙以上，七世仕西夏为大官。本从唐赐姓李氏，为了与西夏国姓区别，为小李，语讹为昔里。答儿沙为肃州钤部（钤部本吐蕃君号赞普之音转，西夏用以名官），生子，以官配氏，故名昔里钤部，又名益立山。兄弟四人，钤部自己涉猎儒释，兼晓音律，后因积劳，出任西夏沙州钤部。其兄肃州钤部昔里都水有辩才，嘉定三年（1210年、西夏皇建元年），西夏献女求和时，昔里都水奉命北使蒙古讲和，在蒙古期间，与察罕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通过察罕对蒙古情况有所了解，见成吉思汗有兴王之度，欲秘密归附蒙古。因昔里都水早有归附蒙古之意，当蒙古军围攻肃州时，便射书城外约降，欲以城内附。事发后，为同城其他将领所杀，全家遇害。蒙古攻破肃州城后，成吉思汗怒城久攻不下，因而下旨屠城。只因听从了昔里钤部为其亲族家人免死的请求，于是都水亲戚奴婢等“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载：“太祖皇帝矜其响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
3.攻克甘州
宝庆二年（1226年、西夏乾定三年）六月，蒙古乘胜进攻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甘州守将曲也怯律是成吉思汗的养子察罕之父。
察罕（？—1255），原名益德，西夏乌密氏人。蒙古入侵时，其父曲也怯律为西夏甘州城守将。察罕为其妾所生。其母怀察罕时，因不为曲也怯律嫡母所容，迫使她改嫁给牧羊人及里木。等察罕长大成人后，母亲告诉了事情的真相，且说他还有一个弟弟。察罕武勇过人，幼时在野外放羊时，正逢成吉思汗军队至河西，成吉思汗见他聪慧通达，带回蒙古抚养。长大后，更名察罕，妻以宫人弘吉剌氏。察罕事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官至都元帅兼领尚书省，卒于乙卯年，即公元1255年，死后追封“河南王”。
察罕随成吉思汗攻西夏，破肃州后，又进攻甘州，时军队驻甘州城外，其父曲也怯律守甘州城，察罕射书招之，而且要求见其弟。时其弟13岁，命登城于高处相见，并且遣使臣规劝早降。其副使阿绰等36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害使臣，合力抵御坚守。蒙古军攻破甘州城后，成吉思汗欲尽坑杀甘州城民。察罕言百姓无辜，主张只治罪36人。于是成吉思汗尽斩36人，免于屠杀城内百姓，保护了甘州百姓生命。
4.攻克凉州
宝庆二年（1226年、西夏乾定三年）七月，蒙古军进攻西夏重镇西凉府。西凉府是西夏河西走廊重镇，此时河西走廊大部地区已被蒙古奄有，仅剩下西凉府一座孤城。西夏守臣斡札篑是西夏仁宗时期国相斡道冲之后，虽奋勇抵抗，但终因力弱不敌，眼看城守不住，为避免城破后蒙古屠城，他只好率领父老部下投降。于是搠罗、河罗等县亦皆弃城归附。凉州一失，除沙州尚在恃远拒守外，整个河西走廊大部陷于蒙古。
5.攻克沙州
早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夏乾定元年）五月，当成吉思汗率军从西域返回时，得知夏国有异图，于是决定灭夏，遣西路军由大将阿赤塔赤率领攻围沙州。由于沙州军民的拼死抵抗，蒙古逾月不下，于是遣部下穴城以入。守将籍辣思义将火放置穴中，蒙兵多死，思义坚守城池，蒙古未能攻克。蒙古久攻沙州，恐银、夏州出兵增援，遣大将孛鲁、黑以等分兵攻银州（治今宁夏银川市）。夏国主德旺闻银州不守，漠北诸部溃散，于是遣使臣至蒙古军前请降，许以质子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围。此时沙州城军民已坚守半年，军民困乏，食牛羊马驼殆尽。宝庆三年（1227年、夏乾定四年）三月，蒙古再次遣兵攻打沙州。成吉思汗命钤部与忽都铁穆儿招谕沙州，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兵以待”。攻破后，成吉思汗怒沙州没有及时攻下，欲屠城，钤部泣请说：“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与焉！若悉坑之，恐坚未降者心；且臣贱属咸在，愿赐全宥。”由于钤部为沙州百姓求情，沙州获免屠城。至此，河西走廊全部地区皆被蒙古占领。
（三）河西走廊以东地区的陷落
攻占河西走廊后，蒙古又进一步向东进攻。
宝庆二年（1226年、夏乾定三年）七月，蒙古占领凉州后，成吉思汗又以速不台为先锋，攻下撒里畏吾、特勒（勤）、赤闵等部，并且攻陷德顺军（治今甘肃静宁县）、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市），兰（治今甘肃兰州市）、会（治今甘肃靖远县东北）、洮（治今甘肃临潭县）、河（治今甘肃临夏西北）诸州，得牝马五千匹。宝庆三年（1227年、夏乾定四年）二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军队继续攻打西夏都城中兴府（即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市），为进一步断绝西夏退路，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南下，乘“夏国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之时，渡过黄河，进入金国境内，径攻积石州（治今青海贵德县西十里黄河南岸），破城后，驻军城中。二月，攻占临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宁等州。四月，成吉思汗攻破德顺等州。
绍定二年（1229年、金正大六年），窝阔台遵成吉思汗遗命继为可汗后，亲自率领大军继续南下攻金。绍定四年（1231年、金正大八年）九月，蒙古兵分三路进发，拖雷军攻破宝鸡、大散关，进入南宋境内，屠洋州（治今陕西洋县），攻兴元（治今陕西汉中市）。蒙古军攻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西北饶风岭上）后，由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东南下，进占房州（治今湖北房县），再由房州向东，直指汴京。
金朝灭亡后，在秦、巩一带金朝势力仍然存在，蒙古继续攻伐金国西北地区。端平二年（1235年）春，窝阔台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当阔端率兵进抵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城下时，金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众降附，于是秦、巩二十余州先后皆归附蒙古，至此，金朝在西北的残余势力，几乎全部被蒙古所灭，甘肃地区被蒙古占领。
在蒙古军的强劲攻势下，各郡县“望风款附”，先后归属蒙古。独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守将郭斌力守孤城，拒战近三年。
郭斌（1192-1236），金会州人，又名郭虾蟆。世代为保甲射生手，金宣宗时，与兄禄大都应募从军。金兴定初，在与西夏作战中被俘，誓死不屈，乘机逃回，受命为巩州钤辖。后屡败西夏兵，官至通远军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剌谋克。金元光二年（1223年）冬，与巩州元帅田瑞收复会州。哀宗即位，田瑞据巩州叛金，郭斌领兵攻田瑞，瑞开门突出，被其弟田济所杀。郭斌因功升为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
绍定六年（1233年、金天兴二年），金哀宗迁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蔡州地处淮河支流汝水上，南与宋接壤，无险可守。金哀宗恐蔡州孤城难保，策划迁往巩昌，以粘葛完展为巩昌行省。蔡州城陷后，粘葛完展率众守巩昌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治今陕西绥德县）帅汪世显约郭斌联合破巩昌，被郭斌严词拒绝。汪世显率兵破巩昌，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又派使者二十余人劝降郭斌，均被拒绝。宋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大军对会州城发动猛烈进攻。当时会州处境十分危急，郭斌率领会州军民拼死抵抗。为了抗击蒙古军的进攻，郭斌收集城中仅有的金、银、铜、铁杂铸为炮，袭击来攻的蒙古军，杀牛马供战士食用，又自焚庐舍积聚，日夜与蒙古军血战，奋力抵抗，士兵死伤众多。当会州城被攻破后，郭斌仍率领部众与蒙古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直至弓尽矢绝，即挺身入火自焚而死，城中军民无一人投降。郭斌领导会州军民的抗蒙斗争，为金朝灭亡后的抗蒙斗争独树一帜，表现了秦陇人民宁死不屈的精神。
四、凉州会晤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八月，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应蒙古皇子阔端之召，携其侄八思巴与恰那多吉来到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淳祐七年（1247年）一月，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会见，史称“凉州会晤”。阔端与吐蕃萨迦派首领通过凉州会谈，正式建立了蒙藏政治关系，议妥了西藏归附蒙古事宜，为西藏统一于元朝中央和以后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一）凉州成为会晤之地
阔端将凉州作为元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宗教首领的会晤之地，是因为凉州具有以下重要因素。
1.重要的战略地位
凉州地接四境，控扼三边冲要，为内地关中的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汉武帝用武力击败匈奴，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凉州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国时期，凉州升为十三州之一，统领河西五郡，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十六国时期，凉州又成为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唐代，凉州发展鼎盛，成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由于凉州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以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把凉州升为“西凉府”，其地位仅次于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镌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汉文碑铭称：“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其“百载”之言属虚，“辅郡”之称则实，这是西夏对凉州地区行政管辖的记载，说明凉州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凉州东接河套，北邻沙漠，南连祁连山，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号称“周回平川二千里”的河西军（即西凉府）地区，是沿白亭河南北狭长农牧地和天梯山下北流诸河川所灌溉的凉州复合扇状地带的农牧地区的总称。扇状地带汇集了发源于祁连山的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闸渠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这六条河流，构成了凉州地区的绿洲地带，是历代中原王朝屯田畜牧的重要地区。《汉书·地理志》称古凉州“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金史·西夏传》也谓凉州“南界横山，东距西河，土宜三种，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凉州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交通发达
凉州东近长安，西通西域，交通发达，是丝绸之路东端门户，地处咽喉地段。西夏占领灵州后，可以傍贺兰山，沿黄河南下，经鸣沙州（治今宁夏中卫县南）、应理（治今宁夏中卫县），过黄河，直抵凉州；也可以自灵州渡黄河，出贺兰山口，穿越腾格里沙漠，到今甘肃民勤县，沿白亭河（亦名石羊河）谷抵达凉州城下，再由凉州穿越河西走廊而行。由关中沿泾河河谷西北行，至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市崆峒区）北上入葫芦河谷，傍六盘山东麓，经今宁夏固原、三营、石门关、天都山入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县东北），至五佛寺渡河，至甘肃景泰县、裴家营、土门子等抵达凉州。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上，经今陕西凤翔、宝鸡，越大震关（即陇关，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小陇山），至甘肃秦安县西北行，经通渭寨（今甘肃通渭县西南什川乡古城）、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县）、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熙州（治今甘肃临洮县）、兰州（治今甘肃兰州市），越乌鞘岭到达凉州。这三条道路即灵州道、泾原道、熙兰道，都以凉州为总汇合地，然后途经河西走廊，形成了以凉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4.阔端的统治中心
阔端是蒙古太宗窝阔台次子，也是蒙古皇室中权高位重的显赫人物。《新元史》卷111载：阔端太子“分兵三道伐宋，阔端将大军由秦、巩入蜀”。《元史》也载：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窝阔台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显然，窝阔台率军西征后，阔端是留在国内率军征伐的皇子，其战功显赫。端平三年（1236年）七月，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十月，又入成都，下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1242年春，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其后“阔端开府西凉”，统治着原西夏故地。《秦边纪略》谓：“元封王子阔端为永昌王，筑宫于凉北，即今永昌堡。”显然凉州成为阔端的统治中心。
5.藏民族基础深厚
凉州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聚集之地。自汉唐以来，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氐、羌和汉人均在这里错居杂处。南北朝时，中亚的粟特商人东来贸易，即以凉州为基地，唐朝时，凉州大小七城，粟特商人即占据其中五城，他们北出长城，南下江淮，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唐朝初期，回鹘、契苾、思结、浑等铁勒部落迁居至此，使凉州地区民族成分更为复杂。唐代宗广德（763-764）以后，吐蕃攻占河西地区，于是凉州于广德二年（764年）失陷，这是吐蕃迁入凉州的开始，吐蕃统治凉州长达一百余年。在吐蕃攻占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大量吐蕃部族迁入河西，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吐蕃部族在河西的分布，“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唐末五代初，凉州地区渐被吐蕃所倚重，河西走廊西部的吐蕃部落开始大规模地向凉州集结，凉州城外便成为吐蕃人聚集的重要地区，“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人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五代宋初时，凉州是吐蕃六谷部族的居地，吐蕃部族众多。西夏占据河西后，凉州吐蕃成为西夏国民的组成部分之一，凉州具有深厚的藏民族基础。
6.佛教文化兴盛
河西地区历来是佛教的传播之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频，而河西地区由于僻远而相对安定，五凉立国的河西走廊便成为战乱中的一块“静土”。五凉统治者尊崇佛教，使佛教在这里久为兴盛。一些名僧也在河西地区传教讲经，翻译佛典。西夏奄有河西地区后，凉州地处要冲，佛教浸盛，党项、汉、吐蕃等族人民杂居一地，逐渐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凉州成为西夏的一个佛教中心，宗教文化氛围浓厚。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阔端将凉州作为邀请萨班前来会晤的地点，应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凉州从而成为西藏归属元朝管辖的历史见证地。
（二）“凉州会晤”与蒙藏关系的建立
阔端对解决西藏问题迫不及待，他一方面以授萨班“管领西方僧众”、赏赐物品相诱，另一方面以“派大军杀戮百姓”相威胁，并以“佛教及众生”动其情，目的是想利用萨班的声望和地位，去劝说和号召西藏各教派归顺蒙古。而萨班接受阔端的邀请前来凉州，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蒙古军势力强大，西夏、金、西域等已相继归附蒙古，西藏也势必最终归属蒙古的统治，大势所趋，无法抗拒，他只能尽量避免或减轻军事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同时，也试图通过谈判为萨迦派争得西藏佛教领袖地位。另一方面，身为萨迦教主的萨班出于职业的本能，意识到阔端邀请他去凉州会见，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在西夏故地发展佛教的良好时机。显然，“凉州会晤”是蒙古皇室与西藏萨迦派领袖出于各自的政治、宗教目的而接触的产物。
应阔端之邀前来凉州会晤的萨班（1182-1251），“未出家之前名叫上师贝丹顿珠”，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后藏贵族昆氏家族。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尊者“尽学萨迦先祖所传甚深显密要旨”，并受戒，取名贡噶坚赞。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族历史上著名学者、诗人。嘉泰四年（1204年），师从在藏的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师利跋陀罗及其弟子僧迦师利、苏克达师利（妙施样）、达那尸罗（施戒）等，学《声明》、《量论》等大五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他全学十明，得到精通，因而被尊称为“班智达”，即通达大、小五明者，“萨班”就是萨迦班智达的称号。开禧元年（1205年），他又师从释迦师利受比丘戒。依照藏传佛教徒的习惯，萨班取其师名的一部分，即以“师利跋陀罗”译为藏文“贝桑波”加在名字前面，称“贡噶坚赞贝桑波”。以后萨班又师从释迦师利广学显密教法，声誉渐隆，并与印度非佛教徒绰杰噶瓦等六人进行辩论，绰杰噶瓦等人承认失败，削发为僧，皈信佛法，做了萨班的弟子，从此萨班声名广为人知。嘉定九年（1216年），萨班接管了萨迦寺的管理权，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成为西藏地区一支重要的力量，虽然在寺院数量上比不上噶当派，但萨迦派直接控制了当地政治、经济权力，其实力在卫藏藏传佛教地区首屈一指，是“政教合一”的一股重要割据势力。正是“政教合一”的这种一身兼二职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权力，使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成为萨迦派与蒙古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萨班接受阔端邀请，于当年（1246年）携两名侄子八思巴与恰那多吉，从后藏萨迦寺出发，途经拉萨前往凉州。他让侄子先去，自己则在拉萨与当地上层仔细磋商归顺蒙古的大事。萨班经过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后，赴凉州会晤。萨班代表的是西藏地方，也是西藏方面迫于形势，为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明智选择。淳祐七年（1247年），阔端从和林回到凉州后，与萨班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会晤，两人共同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阔端授权萨班代理西藏事务，萨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取得了对全藏的领导权，蒙古方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西藏各界的既有利益。萨迦班智达奉命撰写《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受到西藏各僧俗首领的积极响应。据《萨迦世系史》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从此，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政治关系，西藏在形式上归顺了蒙古。阔端对吐蕃的招抚与经略，为以后蒙古进一步统治西藏奠定了基础，是蒙藏关系的开端。
（三）“凉州会晤”的历史意义
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会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凉州会晤”促进了蒙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凉州会晤”是元朝统一前，蒙古皇室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第一次接触，是历史上蒙藏两族第一次建立政治关系，是西藏各派向外部寻求支持的结果。从此，以政治、宗教为纽带，以西藏向蒙古的宗教传播、渗透和蒙古对西藏的军事政治统治相结合，使蒙藏两族关系密切发展。
“凉州会晤”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全国的传播与发展。凉州之行，是萨班用佛教文化对蒙古贵族的征服，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教文化的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影响之大，渗透范围之广，远胜过武力征服。“凉州会晤”后，萨班留在凉州继续讲授佛经、弘扬佛教，使阔端及其蒙古统治者皈依佛教，虔诚崇佛。萨班凭借蒙古势力的支持，成功地在蒙古和中原地区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凉州会晤”促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凉州会晤”后，蒙古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派作为蒙古方面的“达鲁花赤”被授予全权管理卫藏、阿里，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开始统治西藏，从此，西藏由分裂开始走向统一。萨班并着力培养他的两个侄子恰那多吉与八思巴，长大成人后的萨班的两个侄子都为藏传佛教的发展，为元朝与西藏的关系作出重要贡献。八思巴成为元朝帝师，而恰那多吉作为忽必烈任命的“蕃地三区的总法官”，即西藏首席行政官员返回西藏，这标志着萨迦的世俗行政权力系统在西藏的正式确立。
“凉州会晤”首次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凉州会晤”的成功，结束了西藏社会持续四百年的政治分裂状态，也使西藏归属蒙古皇室的管辖，迈出了西藏统一于中国的第一步。“凉州会晤”的成功，决定了西藏的前途与命运，使西藏避免了战乱，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随着忽必烈接管阔端领地，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从此，西藏归属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凉州会晤”是甘肃乃至全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其深远意义早已超出了当时会晤所蕴含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