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邓友梅论
——论邓友梅小说的市人相与民俗美
一
新时期文学以其气象万千的风貌和纷纭繁杂的艺术形态，正在冲击着传统的文学观念，或者确切点说，它正在丰富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观念。邓友梅近年来描写北京民俗生活的一组小说闪耀着奇异的色彩，向我们提出了不少值得探求的艺术课题。
作者从1951年问世的处女作《成长》，到七八十年代发表的《我们的军长》、《拂晓就要进攻》和《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中短篇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潇洒俊逸的陈毅军长形象和男女普通军人的英姿，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驾驭军事题材的艺术才能。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原本是新四军的红小鬼、活跃于连队的宣传员。邓友梅是以50年代中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而蜚声文坛的，在此前后他还写过《小英子》、《“抹灰大王”认师傅》和《邵氏兄弟》等作品。作者写建筑部门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业题材小说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北京建筑工地曾是他长期生活的基地。粉碎了“四人帮”，作者重返文坛以后，还写了《别了，濑户内海》、《喜多村秀美》、《他乡遇故知》、《万浪桥》等中日两国民族的历史悲剧和今天友好交往的小说。不言自明，这是作者早年在日本当华工和80年代重访日本的生活显影。令人惊奇的是，1979年春，《话说陶然亭》猝然出世，它以迥异于当时“伤痕”文学潮流的奇丽色彩，震惊了文坛。这是作者偶尔为之吧？当人们正在惊奇地打量邓友梅的时候，他竟然如数家珍似的又亮出了短篇小说《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铁龙山〉一曲谢知音》，中篇小说《那五》等。它们联袂而来，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这一组作品以独特的人物、浓淡相宜的民俗色彩和耐人咀嚼的北京风味，与作者的其它小说、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形成了邓友梅自己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你把它们归入文学的哪一类呢？工农兵学商，这些传统的文学题材的观念都无法容纳它们了。作者开拓了另一生活天地，描写了别样装束的人物。尽管他们的生活经历、职业、阶层、社会地位和个人禀赋各自有别，但他们生活在共同的区域，都是文明古都的市民，因此，我们只能把他们称作市人小说，或者列入新兴的城市文学了。
自然，市人小说并非始于邓友梅，也不能说它是文学的旁门侧道。它源远流长，从某种意义说它是小说的源头之一。早在13世纪的欧洲，卜伽尼的《十日谈》问世了，茅盾说它是“市民的文艺式样第一次果实”，它“把散文的文艺表现力提高了一阶段，并且开始了‘小说’的纪元。”我国的市民文学的“第一次果实”即宋话本，它比欧洲小说的“纪元”早了两个多世纪。鲁迅指出，突起于城市勾栏的“宋市人小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市人形象不仅在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中雄踞要位，甚至我国的古典长篇名著《水浒》和《红楼梦》也都给了他们可观的位置。以北京风味小说著称的老舍，应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市民文学的大师。邓友梅虽然没有正式宣称他写的是市人小说，但他说过“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出于宋人张择端手笔的《清明上河图》，乃是拥有五百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北宋京都汴梁的市人风俗画，它与宋代的市人小说交相辉映，对后来的市民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友梅追求《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实际上道出了他的美学理想，表明了他的创作师承了传统的市人小说和老舍的文学风骨。然而，师承并非照搬，法古不是仿旧，他有他的写法，他的路子。作者说他正在“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也就是说，他的小说是写市人相加民俗画。当然，真正的艺术画面不是几种色调的加减法，它是有机的融合。应当说，它是北京社会的经济、政治、人情、世态的风俗画上的市人相，或者说是市人相的民俗画，这就是邓友梅的近年小说的基本特征。
巴尔扎克自称是“风俗史家”、“社会学博士”。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他以明晰而坚定的口气说，他这个“书记”要写19世纪初到四五十年的法国历史的“风俗研究”，《人间喜剧》是“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巴尔扎克特别强调多卷本的文学作品描写历史、时代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尽管他十分推崇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才能，说他把“不朽的金刚石镶嵌在修文习艺之邦的诗的王冠上面”，但是他尖锐地批评司各特“没有想到把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巴尔扎克在他的卷轶浩繁的《人间喜剧》中，人物在各部作品中交叉出现，以其瑰丽的风俗史画，把众多的人物和多式多样的生活场景“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是巴尔扎克对文学史的独到的了不起的贡献。将今人与历史上的文学巨匠相比附是滑稽而幼稚的。何况，邓友梅的民俗小说还仅仅是开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点试验”。帷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但是，从描写北京市人风俗画这一总的结构图来说，它们交相网织，形成了独特而又相当完整的生活领域和艺术的天地，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为既各自独立成篇而又相互关联的组列小说。它们是小说，但也是珍贵的历史，几代帝都的北京的民俗历史画。不少论者对他的单篇作品、单个人物形象和他描绘的民俗画，已经作了相当精辟的评论，现在亟须的是把它们缀连起来，从其反映和概括新旧北京历史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加以综合性的考察。我们评价邓友梅的创作不能不把他放在新时期文学的总潮流里，从他的市人小说所结构的艺术全景，从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角度，看他为当代文学画廊究竟提供了哪些新鲜的社会画面，创造了哪些崭新的人物形象，看一看这一组人物形象和社会画面具有哪些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北京作为历史的名城它是古老的，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又是年轻的。因此它汇集了历史的与新型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市民文学的观念也不能作简单的狭隘的理解，它并非是单写小市民的卑微心理和生活琐事。市民即城市之人，他们是由多阶层、多行业、多色彩结构而成的。以北京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当代作家作品，真是色彩缤纷，如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长篇巨制《青春万岁》等，写的都是北京人，但他不是从市民而是从新中国的革命干部与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角度去写北京人，它洋溢着革命的青春的气息，而不在于透出“京味儿”。邓友梅则另辟蹊径，他的笔锋挑开了古老北京的历史幕布，拂去了各色人们蒙着的文明面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推上了他所绘制的历史舞台，从王亲贵族、富豪遗孀、纨袴子弟到市井细民，从行医郎中到小报记者，从“小说家”到说书唱戏的，从书画古董商到地痞流氓，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三教九流的众生相，以及由他们结构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社会风俗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里也难以看到的八旗子弟史、梨园史、文物书画史和艺人史，领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风光、繁杂的经济细节、纷纭的社会知识和老北京的民俗味儿。
在作者笔下的北京人物谱里，我以为塑造得饶有色彩而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是那五，他是作者长幅画卷的轴心，由他的浪迹生涯带出了老北京的各类人物，环绕着他的行踪又展示了古都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因此，要评价邓友梅的人物系列和他的20世纪北京的“风俗研究”画，不能不首先谈到那五，《那五》可以说是篇清贵族子弟传。在当代文学画廊上，他也是仅见的艺术典型。那五这个形象早在《寻访“画儿韩”》里出场了。他拿甘子千的仿作《寒食图》当作真品到“公茂当”去当，一上手不过是凄趣赌胜，但在当画、赎画全过程中他无疑是扮演了不光彩的骗财角色，那五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物呢？揭开这个谜的不是《寻访“画儿韩”》，而是把他单独“拎”出来作为主人公的《那五》。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其父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是货真价实的名门清族的后裔，但也是八旗子弟中最不长进的“这一个”。斗鸡走狗，听戏看花，提笼架鸟，无所不能，惟独不能自理生计。有人奇怪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什么不会掀门帘（这是一种连学步幼儿也都会的最简单的生活技能），其实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事有人侍候，自然不必“御手”动帘了。那五比不上溥仪，但他也是用金钱塑造的金枝玉叶，可惜他的时运不佳，福没有享上几天，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和家业的败落，他也变成身无绝技、腰无分文的“舍哥儿”了。
吴祖光在评介《那五》的文章里，曾引用周总理告诫干部子弟的话，要求他们吸取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训，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做不劳而食的寄生者。这的确点出了那五形象的教育作用。然而，这一艺术典型还有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他混杂于三教九流，什么都干过，但正如他的学艺师傅胡宝林说的，他“什么也没干过！”浪迹半生，一事无成。作者用真切、幽默以至带点揶揄的笔调，撕开了这个贵胄王孙的寄生性。但是，那五的人生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寄生性，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传统的国民性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同样是构成那五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五本来有两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使他独立谋生，变成一个体面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一次过大夫劝他“放下架子”，跟他学医。当医生，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养家口的相当光彩的职业，但那五说什么：“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一口拒绝了学医正道，反而想学医道所不齿的给“大宅门小姐”“打胎”的偏方。另一次，武存忠（他在《那五》里体现了一个旗人依靠劳动、自谋生计的正面人物）劝他学打草绳，同样也被他拒绝了。那五自认为：“我这金枝玉叶，再落魄也不能卖苦大力呀！”这些事无疑是他的寄生性格的大暴露。值得探究的是，他为什么好话听不进去，反而轻易地听从黄色小报《紫罗兰》主笔马森，“整趸零售”的小说商人“醉寝斋主”，拿艺人当摇钱树的贾凤楼之流的旁门邪道的诱唆呢？当然，这是那五“耐不住寂寞、受不了贫寒”的寄生性人生观的反映，但还有他性格的另一面，即恶劣的国民性使他热衷于此门之道。他所以干小报记者，买稿发表以充当小说家。因为他从中“过过当名人的瘾”，甚至还有一种“重振家声”的“晕乎乎热腾腾”的自我感觉。贾凤楼叫他当“量活”的，合伙“架秧子”骗钱，这不能说是那五的本意，但是他在“清音茶社”场上佯装阔“经理”，大把大把地甩钞票（其实是贾凤楼提供的），点戏，捧角，那种得意忘形之态，竟然“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当然，那五不是阿Q，一个贵族后裔，一个贫穷农民，然而，内中空虚、外表尊大的大清帝国的那种没落的腐朽的社会风气，污染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国民精神。那五本是个清贫如洗的破落子弟，但他并没有从家世中衰、由富变穷的挫折中正视现实，不能自谋生路，反而在“混”和“骗”中梦想恢复过去的荣华富贵。根生于没落王朝和腐朽阶级的国民性，在那五身上有其独特的表现，用作者的话来概括，那五是“倒驴不倒架”，它同“精神胜利法”有其相似的意思。他以往昔的“家族声势”来安慰自己，用虚造的幻影来麻醉现实中的穷困无聊的自我。寄生性与国民性在他身上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那五这种植根于腐朽没落阶级的“倒驴不倒架”的国民性的弱点，使他在寄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过惯了寄生生活的那五，又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精神胜利法”里讨生活。所以说，寄生性与国民性的某些特质相混合，乃是那五悲剧的性格之因。那五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概括了相当深广的历史生活和社会内容。“倒驴不倒架”的那种腐败无能而又妄自尊大的国民性，那种坐吃山空、好逸恶劳、玩世混世的寄生性，害了那五，也是由盛而衰的满清贵族阶级的致命伤。旧中国的寄生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寄生性，特别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某种国民性的余毒，仍然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散着臭味，在某些角落里仍然依稀可见那五的影子。那五典型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那五》的结尾，作者用章回小说的笔法写了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招来多少为难事！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至今，我们尚未看到《那五》续篇的问世，那五在新中国的“演义”，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作者。不过，从作者的其他小说。比如《双猫图》里的金竹轩，我们从他身上似乎看见了那五的影子。你看，金竹轩的“伯父是贝子”，身出名门，算得上一个贵胄子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和八旗子弟的“铁秆庄稼”的消失，他也变成个四壁空空的穷光蛋了。这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纨袴少年，虽然不像那五混迹于三教九流，但他只能给人作清客。当清客虽然不必手提竹篮沿街乞讨，但与那五一样，都得“靠出卖自尊心换饭吃”。幸而解放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政协考虑到他的民族和家庭的关系。给他安排了工作。尽管是芝麻粒大点的文书工作，但这是金竹轩平生第一次有了正当的职业，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差，所以他感激涕零地说：“政府派我工作，这够多抬举我……够体面了。”新中国的三十几年，金竹轩虽然在十年动乱期间遇到点波折，当了几天“封建余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他有退休金的固定收入，生活用不着忧愁。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礼聘为故宫博物院整理论文档案的干部，连外交部还请他帮助使馆鉴定所藏的古瓷真伪，金竹轩这个“废品”也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