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表现得更好的，”菲利用一只胳膊搂着我说，“只是时间的问题。”
“谢谢，我知道。”
我确实知道，我真的知道，但我还是开始不断地输掉比赛。不只是输，而且输得很惨，输得很可怜，输得一塌糊涂。在孟菲斯，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在比斯坎湾，也是第一轮。
我说：“菲利，到底怎么回事？我在那里就像个傻子。我感觉自己只是个有蛮力但毫无技术可言的选手，一个业余球手。我真的不知所措了。”
最糟糕的一次是在费城的光谱球场（Spectrum）。那原本不是一个专门的网球场，而是篮球场临时改造而成的，甚至连那个都算不上，或许称之为洞穴更为贴切。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毗邻的球场同时进行着两场比赛。我回球的同时，旁边球场的人也在回球。如果他发球时身体张得很开，而同时我也在发球，我们的头就有可能相撞。我的注意力本来就很容易被分散，更别说还要顾虑与其他选手相撞，况且我还不知道如何排除干扰。一盘打下来，我已经无法思考，除了我的心跳声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而且，我的对手水平不高，这置我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与较弱的对手比赛时，我往往表现得最糟，我会降级到他们的水平。我不知道在适应对手水平的同时，如何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这就如同让我在吸气的同时呼气一样。和伟大的对手对决，我会奋起迎接挑战，而和水平较差的运动员比赛，我则觉得“被施压了”。“施压”是个网球术语，意为不让事情流畅进行，它是网球运动中你所能运用的最致命的技术之一。
菲利和我挣扎着回到了拉斯韦加斯。我们都很沮丧，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破产了。为了支付频繁的旅行以及旅行途中的费用，我几乎已经把耐克那笔钱花光了。我从机场开车直接去了佩里家。我们拿着几瓶苏打水躲进了他的卧室里，当卧室的门一关上，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也清醒了。我注意到墙上贴满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大概比上次多出了十几张。我凝视着那些伟大运动员的脸对佩里说，一直以来我都坚信，无论我想还是不想，我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我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是确定无疑的，那是我注定的命运，尽管它并非出于我自己的选择。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慰藉。注定的命运尚有轨迹可循，而现在我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擅长一件事情，但似乎并非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擅长。或许我还未开始崭露头角，就已经完蛋了。无论现在是哪种情形，我和菲利到底该怎么办？
我对佩里说，我想过一个16岁孩子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但我的生活却越来越不正常。在美国公开赛上受辱不正常；在光谱球场比赛时，因担心与一个大块头的俄罗斯人相撞而心烦意乱不正常；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更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