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宗其人其事
（一）宣宗曲折的经历
唐宣宗是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封光王。其母郑氏，润州人，本姓朱氏。李锜任浙西观察使时，有相面者告诉李锜说：“此女有奇相，当生天子。”李锜遂娶回家中作妾。李锜反叛被处死后，家产被籍没，家属没入掖庭为奴。郑氏入掖庭后，被贵妃郭氏选为侍女，“宪宗皇帝爱而幸之，生宣宗皇帝，为母天下十四年”（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宣宗即位后，遂尊其母为皇太后，安置在大明宫，以便朝夕侍奉。
据载，宣宗幼年不慧，就是有些傻头傻脑，在宫中常为人所戏弄。
唐宣宗像成年后，更加少言寡语，宫中聚会时从未见其说过话。文宗在位时，曾驾临十六宅与诸王饮宴，“好诱其言以为戏笑”。武宗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对这位叔父尤其无礼。从现存的各种记载看，宣宗在即位前经历确实比较曲折，尤其是武宗统治时期更是如此。据尉迟偓《中朝故事》载：敬宗、文宗、武宗相继即位，他们虽然都是宣宗的侄子，但却对他不甚尊重，尤其是武宗对宣宗非常忌惮。武宗即位初期，有一次在禁苑中打马球，武宗命宣宗参加，然后示意宦官仇士良借机除去宣宗。仇士良不愿伤害他，遂跃马上前，告诉他皇帝有旨，要他下马。然后命其他宦官将其抬出，并奏报武宗说：“光王落马，已不可救！”宣宗得以侥幸活命，遂出家当了僧人，游于江表之间。会昌末年，武宗病重，宦官便把他召回京师，并立为皇帝。
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载：文宗崩，武宗担心宣宗另有他谋，遂密令四个宦官将宣宗擒下，幽禁数日，沉于宫厕。宦官仇公武怜悯之，向武宗奏曰：“亲王不应久沉厕中，不如诛杀为好。”在征得武宗同意后，仇公武取出了宣宗，载于车中，上覆粪土杂物，送回其家密养起来，然后报告已经处死了。武宗死后，才与百官奉迎于宫中，立为皇帝，仇公武也得以升任观军容使。
令狐澄《贞陵遗事》载：宣宗在藩时，曾跟从武宗外出，返回误坠马，而众人没有觉察。夜里二更时，宣宗苏醒过来。当时天降大雪，四周无人声。宣宗感到非常寒冷，正好有巡警者过来，宣宗说：“我乃光王，不幸落在此处，又冷又渴。”巡警者取水以进，宣宗一饮而尽，身体微暖有力，便步行回到了十六宅。
以上这些记载司马光认为皆“鄙妄无稽”，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不予采纳。其实有关宣宗曲折生活经历的记载并不仅限于以上这些，还有一些史料也有种种不同的记载，现一一叙述如下：
《宋高僧传》卷11《唐杭州盐官海昌院齐安传》载：释齐安，俗姓李氏，乃李唐皇室之后。宣宗当僧人时，齐安识得其真实身份，在举行法会之时，齐安预先告知知事僧曰：“明日有异人到此，望你禁杂言，制止不当行为，不要带累了佛法。”次日果有数位行脚僧前来参礼，齐安一眼就认出了宣宗，遂令其高坐，颇为礼遇。齐安与他交谈后，见其言谈不凡，更加礼敬。请其撰写一份供疏，宣宗操笔一挥而就，齐安览后非常惊异。“知供养僧赍去，所获丰厚殆与常度不同。”齐安还对宣宗说：“时至矣，无滞泥蟠。”言下之意是，您的时运已来，不要再在社会下层混迹了。齐安还希望宣宗一定要振兴佛法。与《续皇王宝运录》记载不同的是，此书说宣宗被宦官仇公武救出后，不是密养于家中，而是纵其周游天下，备尝艰险。后来还担任过江陵少尹。武宗崩，“左神策军中尉杨公讽宰臣百官，迎而立之”。引文中所提到的这位杨公，即宦官杨钦义，其于会昌三年（843）六月接替仇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载：“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该书卷6又载：“吴湘为江都尉……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
《祖堂集》卷15盐官和尚条载：“师讳齐安……大中皇帝潜龙之日，曾礼为师。甚有对答言论，具彰别录。”此条资料提到宣宗曾拜齐安为师，与《宋高僧传》所载不同，显然不是抄于此书。
《古尊宿语录》卷3《黄檗希运断际禅师宛陵录》载：“师在盐官会里，大中帝为沙弥，师于佛殿上礼佛。沙弥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事。’”大中，乃宣宗年号，故引文所谓“大中帝”，则指唐宣宗。
以上这些记载，如果以历史资料细细考校，则会发现有不少不实之处，并为一些学者所指出；但是也有不少方面的内容与史实相合，尤其反映了宣宗与文宗、武宗等人的关系非常紧张，曾一度被迫流落民间，备尝艰辛，这一点已为古今许多学者所赞同。至于他是否真的出家为僧，虽不好论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在民间时曾多与僧人往来，因而对佛教有着不同于其他唐代皇帝的密切关系，故其即位之始，马上着手恢复佛教，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复兴佛教
唐宣宗即位之初，马上下令杖杀赵归真等道士数人，又将一些术士流放岭南。与此同时，允许长安在两街各留两寺的基础上各增加八寺，从而使长安的佛寺达到了二十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曾规定僧尼归主客司掌管，至此仍归两街功德使管理，所度僧尼由祠部发给度牒。这一切仅仅是宣宗复兴佛教的开始，大规模的行动还在后面。
宣宗曾对宰相说：“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可见宣宗认为佛教在政治教化方面还是具有较大作用的。正是出于这种看法，于是在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全面开始恢复佛教的行动，他颁敕说：“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旧唐书·宣宗本纪》）在皇帝的鼓励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建佛寺的热潮，所到之处斤斧之声不绝，不仅使武宗限制佛教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而且使全国的佛教寺院数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为了复兴佛教，宣宗还为已经去世的高僧宗密等人恢复法号，邀请大德高僧到京师设法坛，宣讲佛法。他还把僧人从晦数次请入宫中，与其高谈阔论。从晦不但精通佛法，而且善于写诗，其所写应制诗多次得到宣宗的称赞。据说佛教禅宗的发展就与宣宗大有关系。从玄宗、肃宗朝起，佛教禅宗分为南北二宗，从南禅中发展出来的五家七宗，其主要派别沩仰宗、临济宗以及曹洞宗大体上都是在大中后形成的。据《传灯录》记载，南宗沩仰宗是由百丈怀海弟子灵祐以潭州沩山为据点开始创立的，遭会昌灭佛的澄汰，于大中初得以复兴。灵祐的弟子慧寂在袁州大仰山开拓，遂成此一家。怀海的另一位弟子黄檗希运，居洪州高安黄檗山，门下聚徒常千余人，会昌灭佛时得裴休保护，于大中二年（848）重新聚徒，由他的弟子义玄于大中八年（854）在镇州建临济禅院，形成势力很大的临济宗。此外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开派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成长，大都活动在大中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禅宗的鼎盛期。与唐宣宗有直接关系的禅宗人物主要有黄檗希运、齐安等人，已见前述。齐安与怀海是同门师兄弟，死后宣宗追谥其为悟空禅师。
宣宗复兴佛教的行为也招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大中五年（851）六月，进士孙樵上言：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资治通鉴》卷249）
宰相们对大兴佛寺也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大规模地兴修佛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为了筹措修寺经费，不免有滋事扰民的情况发生。度僧不精，应该加以选择。至于乡村佛舍，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当时唐与吐蕃之间有战事）再兴修不迟。后来因为财力实在难以承受，改为大县距州城远者可以兴建一座寺院，乡村不再建寺。在这些压力下，宣宗也只好采取妥协态度，同意了宰相们的主张。
（三）起用旧人
唐宣宗的用人一反武宗时的政策，大凡武宗重用的人物他都弃而不用，首先遭到抛弃的便是武宗时的名臣宰相李德裕。宣宗即位之日，李德裕奉册，站在其身边。隆重的仪式结束后，宣宗对左右说：“刚才站在旁边的是李太尉吗？他看我一次，都使我毛骨悚然。”可见宣宗对李德裕厌恶之深。会昌六年（846）四月二日，即宣宗即位后的第六天，就将李德裕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又改任东都留守，此后一路走低，先后贬为太子少保分司、潮州司马、崖州司户，后死在了崖州贬所。与此同时，又把武宗时得到重用的与李德裕关系密切的官员，不问贤愚，大都予以贬黜，如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等。
几乎与此同时，宣宗又拜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为宰相。白敏中进士出身，先在藩镇幕府任职，后又在洛阳任职，经李德裕的推荐被召入朝中任翰林学士。李德裕失势后，白敏中落井下石，史载：“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致使李德裕一贬再贬。不仅如此，“凡德裕所薄者”，白敏中“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资治通鉴》卷248）。武宗时贬黜的五位宰相也开始起用，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然后再逐步提升重用。
唐代自宪宗以来，在朝廷中有所谓“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李党以李德裕为首。通常认为唐宣宗支持重用牛党，打击排斥李党，其实并非如此，宣宗并非刻意支持牛党，他打击排斥的只是武宗所重用的人物，对武宗所排斥的人物由于逆反心理作怪，往往也能得到他的重用。
宣宗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用宪宗时的旧臣或者旧臣子弟。如他用令狐绹为宰相，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据载，有一次宣宗对白敏中说：“当年朕参加宪宗丧礼，途中遇到风雨，百官及宫人四散避雨，唯有长着长胡须的山陵使攀住灵驾不去，那人是谁？”白敏中告诉他是令狐楚。宣宗问道：“有子乎？”回答说：“长子令狐绪今任随州刺史。”宣宗又问：“堪为相乎？”白敏中说：“此人患风痹病，不如次子令狐绹有才器。”宣宗遂提升令狐绹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后来竟拜为宰相。可见令狐绹的拜相并非因他是牛党中人，而是因其父是宪宗的宰相。
再如刑部员外郎杜胜面见宣宗时，宣宗问其家世，回答说：“臣父杜黄裳，当年首请宪宗监国。”于是马上提拔为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乃宪宗时宰相裴度之子。宣宗到翰林院，见到裴谂后，遂提拔他为翰林承旨学士。故史书记载说：“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资治通鉴》卷248）宣宗读《宪宗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相谁是韦丹之子？宰相周墀告诉他河阳观察判官韦宙为其子。宣宗吩咐说：“速与好官。”（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于是升为侍御史，后来做到了岭南节度使。
宣宗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科举出身的人。李德裕当政时，不许进士在杏园宴集，不准在雁塔题名。宣宗在大中元年（847）颁敕曰：“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旧唐书·宣宗本纪》）同时，他还鼓励公卿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与李德裕对科举的冷漠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卢氏杂说》载：“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尝于（宫）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太平广记》卷182引）可见其对科举之制已经着迷到何种程度。
二、人称“小太宗”
（一）整顿吏治
唐宣宗未即位时，平日装傻，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自即位以来，大力排斥武宗所用的大臣，又起用了一批大臣，初步形成了自己能够放心的朝廷班子。为了表示新皇帝即位以来的新气象，大中元年（847），宣宗因天旱的缘故，宣布减膳撤乐，释放宫女五百人，又释放五坊鹰犬，停止营建，并且下诏梳理京师系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新皇帝即位后的通常举动，不足为奇。
唐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人数，元和时为2788员，大中时为2796员。人数微有增加，与元和基本持平。为了掌握官员人数，宣宗命宰相撰《具员御览》，常置于案头，以便随时浏览。此举一为熟悉了解百官情况，二为亲自控制百官人数，不使官员人数有所膨胀。以上所述大中时百官人数的数据，便是宣宗加强控制的结果。
宣宗非常重视吸取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他令人将《贞观政要》一书的主要内容抄在屏风上，在听政之暇伫立屏风前反复阅读。此书记录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如何治理天下的经验和君臣之间的对话，对唐初统治政策的形成和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做了总结。他又阅读了臣下所撰的《帝王政纂》、《统史》等书，这些书都对他治理国家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宣宗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他规定凡被任命为刺史的官员，赴任前必须入朝接受皇帝的当面考察，只有证明他确有行政能力，可以胜任刺史之职，才会正式任命。令狐绹当宰相时，曾任命了一个友人为刺史，并允许他就近直接上任。宣宗知道此事后马上询问令狐绹是怎么回事。令狐绹回答说：“因为其所居之地距任职之所甚近，这样做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免去迎来送往的费用。”宣宗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甚至说出了宰相权力太大，令人可畏之类的话。当时把令狐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连叩头认错。从此之后，令狐绹做事更加谨慎，对皇帝的决策不敢稍有改变，总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令狐绹曾对朋友说：“我当宰相至今已十年，应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可每逢在延英殿与天子面对面商议国事时，心里总是非常紧张，不敢稍有松懈，每次都是汗湿衣衫。”
宣宗还对朝廷大臣要求很严，希望他们忠于职守，不要辜负皇帝对大家的期望，否则君臣之间就很难相处了。在任命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等地方军政大员时，他都要反复考察，慎重对待，不轻易任命任何一位官员。对于新任的地方长官，他也要召见面谈，要他们勤于职守，爱惜民力。他还要求地方长官把他们了解的任职地区的风俗、人情、物产、地理等情况一一告诉自己，要求翰林学士也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编成书籍，供自己浏览阅读。后来翰林学士韦澳撰成了一本名为《处分语》的书面呈皇帝，内容包括全国十道的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
此外，宣宗还经常微服私访，骑一头毛驴，带少数随从，往往是清晨出宫，至黄昏回宫，以至于引起了谏官和左右近臣的劝阻。宣宗却认为要了解民间风俗，体察百姓疾苦，只有亲自出去巡访才可以查知真情，并且表示自己这么做也是学习明皇即位前的做法。从宣宗察访的实际效果看，也的确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宣宗微行访察寺观时，发现有女道士盛服浓妆，大怒，回宫后立即命令两街功德使将这些女道士全部驱逐，另择男道士主持道观。唐后期的社会风尚，士人与僧尼交往自由，或狎妓，京师僧尼宫观常常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所以出现上述宣宗所看到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
宣宗非常重视官员的奏章，阅读十分仔细。即使对各地官员所上的所谓谢表，他也认真地进行阅读。通常来说这些表章的内容都是无关大局的文字，所以宣宗的左右就劝他对这类表章不要太认真了，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宣宗却不这样认为，仍然不改这种习惯。宣宗还能虚心纳谏，凡谏官奏论或门下省封驳，只要言之成理，他都会诚心接受。他的这种作风，受到了历代史家的称赞。
宣宗对吏治也进行了整顿，希望能够造就一支忠于职守、勤政爱民的官吏队伍。他强调要加强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规定观察使、刺史在任期满后，如果能够增加一千户的，可以破格予以升迁；如果辖区内户口减少七百户，不但要罢官，而且在三年内不得授予新的官职。他还规定没有任过刺史、县令等地方官职的官员，不能升任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职务。还规定地方长官离任时，不得收取资送钱物，也不可向百姓摊派，如果违反，按贪赃论处。对于地方上的一些闲散之职，如州一级的别驾、长史、司马，县一级的丞、主簿等官职，以往都是只拿俸禄不领公事的闲职，规定今后必须参与当地公事的处理，如有违反，致使政事失误者，这些官员要与州县长官一起连坐。
唐后期对官员的考课制度大都流于形式，尤其是地方官员更是如此。宣宗强调必须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按其政绩分三等报告朝廷。第一等交中书门下及吏部优先任用，第二等按规定正常任用，第三等则要给予降职处分。考核要逐级进行，如对县令的考核由刺史、录事参事主持，观察使复核，如发现考核不实，主持考核的各级官员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宣宗还特别注重亲自考察官员，一旦发现优秀官员，马上予以提拔重用。如他在渭水之滨打猎时，路过一寺见百姓祈祷，经询问知道他们在为醴泉县令李君奭祈祷。此人治理有方，百姓安康，即将任满离去，百姓不愿其离去，遂向佛祖祈祷，希望能够实现大家的心愿。不久，醴泉县所在的州刺史出缺，宣宗当即任命李君奭为本州刺史。
宣宗在泾阳狩猎时，遇到了几位樵夫，遂驻马询问当地县令为官如何。樵夫回答说：“县令李行言为官公正，敢作敢为，有一次几个强盗藏匿于禁军士卒家里，李行言知道后，派人前往捉拿，该士卒阻拦，被全部杖死。”宣宗回宫后便把李行言的名字写在殿中的柱子上，后来便升任李行言为海州刺史，并赐紫金鱼袋。
经过宣宗的大力整顿后，唐朝官吏的作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吏治状况比之以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是唐朝后期吏风最好的一个时期。
（二）收复河湟
安史之乱时，唐朝为了平定叛乱，从西北地区抽调大批军队到内地参加战争，致使西北空虚，吐蕃乘虚而入，逐渐占据了陇右、河西及广大西域地区，迫使唐朝将防御线设在了陇山以西，都城长安也随时处在吐蕃的威胁之下。
唐德宗统治时期，回鹘势力强大，与吐蕃争夺北庭地区，南诏也不堪忍受吐蕃的压迫，转而与唐朝和好，从而使吐蕃陷入孤立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地位，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主动向唐朝示好，于是双方签订了“长庆之盟”。此后，虽然吐蕃仍不免有骚扰唐朝边境的事件发生，但激烈程度已远不如前。此后，吐蕃实力逐渐衰弱，已对唐朝构不成大的威胁了。
武宗会昌时期，吐蕃内讧迭起，使其势力更加衰弱。达磨赞普死后，其妃氏立她兄长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乞离胡年仅三岁，权力落到了氏及其同党手中。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自称国相，起兵讨伐氏，并且连战连胜，军事实力大增。为了夺取吐蕃王权，论恐热又向吐蕃的另一实力派人物尚婢婢发动攻击，欲在除去他之后再进一步夺取王权。双方经过多次较量，尚婢婢先胜后败，论恐热在胜利之后，骄傲轻敌，虐杀部下将领，致使部众纷纷叛离。由于吐蕃连年内战，实力大损，原州、秦州、安乐三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萧关、石关等七关将吏纷纷向唐朝投降，使唐朝不战而获得了这一广大地区。不久，唐军又收复了维州和抉州，获得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最大胜利，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景象。论恐热无奈，只好入唐请求支援，唐宣宗虽然接见了论恐热，赏赐财物，但却拒绝了授其为河渭节度使的请求，论恐热怏怏而返。自此，吐蕃各部的实力都走向衰落，对唐朝已无法构成大的威胁。
大中二年（848），沙州人张义潮利用民众不满吐蕃残暴统治的情绪，秘密起事，率领当地汉族民众突然起兵，将吐蕃沙州守将赶走，接管了沙州政权。此后，他领导沙州人民一边坚持生产，一边练兵，反击吐蕃的进攻，并相继攻下了甘、肃等州。大中五年（851）二月，张义潮派来的使者到达长安，带来了归顺朝廷的表章。宣宗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十月，张义潮又派其兄张义潭率领使团来到长安，进献了瓜、沙、伊、肃、甘、鄯、河、西、兰、岷、廓等十一州的版籍。宣宗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节度使，使这里成为唐朝在河陇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至此，被吐蕃占据了百年之久的河西、陇右大部分地区又重新归于唐朝，在这一地区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下，唐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吐蕃的势力更加削弱，已经失去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张义潮又收复了凉州。次年，唐朝在凉州设节度使府，下辖凉、洮、西、鄯、河、临六州。到了咸通中期，吐蕃在河西、陇右地区的势力被全部肃清，唐朝已无西顾之忧。但是由于中原纷扰，唐朝衰弱，已经无暇治理河陇地区，只是保持着名义上的管辖权而已。这些都是后话，就不多说了。
（三）抑制宦官
唐宣宗虽然为宦官所拥立，但他对宦官势力的坐大并非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了一种抑制的态度，不使其过分强大，以至于闹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宣宗对于其父宪宗被杀之事，长期以来一直不能释怀，在其即位之前，自然无能为力，即位之后，他便马上着手铲除这些谋逆的宦官。参与谋逆的宦官经过文宗、武宗时期的惩处后，主要凶党已经铲除殆尽了，然其党羽却没有彻底肃清。宣宗即位后，穷治了当年谋逆之党，除宦官之外，还包括了穆宗当太子时的东宫僚属，死者甚多。
对于甘露之变，宣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除了郑注、李训之外，其余诸人皆无罪，于是颁诏予以平反昭雪。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对宦官乱杀朝官的一种不满的表示。有一次，宣宗召见翰林学士韦澳等，为了躲避宦官的耳目，假托论诗，屏退左右向他咨询说：“近日外间对内侍的权势有何议论？”韦澳不知宣宗的本意，遂回答说：“陛下威断，非前朝诸帝可比。”宣宗闭目摇头说：“不对，不对，朕也对其权势有所担心和畏惧。”又说：“卿对此有何良策？”韦澳回答说：“若与朝官讨论此事，恐怕又会导致事变（指甘露之变），不如从宦官中选择那些有才识者与之商议对策。”宣宗说：“此乃末策，朕已试过了，宦官中的无官职及担任中下级职务者皆对朕感恩，可是高级宦官则都是一丘之貉。”可见宣宗对高层宦官是非常失望的。在与翰林学士商议未果的情况下，宣宗又与宰相令狐绹商议这件事情，令狐绹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资治通鉴》卷249）令狐绹提出的这个方略应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虽然耗时较长，但却不至于引起大的动荡，如果持之以恒，宦官专权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可惜的是，宣宗寿命不长，数年后就死去了。
由于宣宗对宦官权势非常担忧，所以对朝官与权阉的交往十分关注，一旦发现则予以坚决打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在宣宗即位问题上出了大力，宣宗对他也比较好，宠遇超过了其他宦官，宰相马植遂与其攀为本家。当初马元贽有功，宣宗赐他一条非常珍贵的宝带，马元贽便把此带转赠马植。有一天，马植上朝与皇帝商议政事，宣宗一眼就认出了这条宝带，遂问此带从何而来。马植不敢隐瞒，如实相告。宣宗听后，很是不悦。次日，便将马植贬为天平军节度使。当马植行走到华州时，又将其再贬为常州刺史。原来在马植离开长安赴任时，宣宗就将马植的亲信之吏董侔逮捕下狱，经审问后，“尽闻（马）植交通之状”（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于是才有了再次贬官之举。马植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从此朝官不敢再与宦官交往，对抑制宦官势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对于那些跋扈宦官，宣宗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进行压制，使其不敢过分张扬。如大中八年（854）九月，有一敕使（宦官）路过硖石驿（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嫌驿中供给的饼黑，一怒之下鞭打了驿吏，以至于打得浑身是血。陕虢观察使高少逸气愤不平，便将这块饼封送到长安，呈给了皇帝。这位敕使回京后，宣宗斥责他说：“山中艰苦，有此食岂是容易？”遂将此人贬到恭陵守陵去了。
内园使李敬实外出，遇到宰相郑朗而不回避，郑朗不平，遂奏报宣宗。宣宗把李敬实召来，当面诘问。李敬实回答说：“供奉官照例不必回避。”宣宗说：“你奉命出使，自可通行无阻，岂能因私外出，遇宰相而不回避？”遂命剥去其袍服，送到南衙充役。
宣宗对外戚要求也较严。即位之初，先后任其母舅郑光为平卢、河中节度使。后来郑光入朝奏事，语多鄙浅，宣宗不悦，遂把他留下来任右羽林统军。郑太后数次对宣宗说其舅家贫，希望到地方任职，宣宗遂厚赐金帛，而不再授其实职，尤其不授亲民之官。在鄠县及云阳县（今陕西泾阳）有郑光庄园各一所，均为宣宗所赐。郑光庄吏倚仗其主是皇帝的亲母舅，拒不交纳租税。京兆尹韦澳刚正不阿，遂将这些人抓了起来。宣宗问他如何处置，韦澳说要依法惩处。宣宗又说如果郑光干预，又该怎么办。韦澳说：“陛下把臣从翰林学士提拔为京兆尹，就是要臣清理京师之弊，如果郑光之吏多年积欠不补而宽贷不治，那就是法律只针对贫户，而不治贵戚，臣不敢奉诏。”宣宗又说：“本应该如此，只是郑光纠缠于我，不如痛杖一顿，不要处以死罪。”韦澳说：“臣将其关押起来，待其补足欠税，然后再释放不迟。”宣宗对自己为郑光求情表示歉意。后来，韦澳将郑光庄吏重杖一顿，责令其补足欠税，然后才交给郑光严加管束。
宣宗对子女的管束也颇为严格。其爱女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郑颢之弟郑病危，宣宗遣使探问。使者返回后，宣宗问公主何在，答曰：“在慈恩寺戏场看戏。”宣宗大怒，叹息说：“怪不得士大夫之家不愿与我家联姻，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急召公主入宫，命其立于阶下，不理不睬。公主恐惧，涕泣谢罪。宣宗责备说：“岂有小叔子患病不往探视，而去观戏的道理！”经过这一事件，终宣宗之世，贵戚之家皆谨守礼法，不敢有丝毫越轨的举动。
但是宣宗也不是全然不顾亲情，他的亲妹妹安平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刘异，宣宗命宰相授刘异为节度使，初步拟定授其为平卢（即淄青，治所青州，今山东青州）节度使。宣宗对宰相说：“朕只有一妹，时欲相见，淄青去京夐远，卿别思之。”（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宰相遂改授其为邠宁（治所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不仅如此，宣宗还允许公主可以使用驿站的交通工具随时入京。
正是由于宣宗的这些作为，后世史家称其为“小太宗”，并称赞他“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资治通鉴》卷249）。
三、太皇太后郭氏死亡之谜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五月，太皇太后郭氏在兴庆宫突然死亡。
关于郭太后的死因，《资治通鉴》卷248主要列举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宣宗怀疑郭太后参与了谋杀宪宗的阴谋；其二，宣宗的母亲郑太后本是郭太后的侍女，两人素有仇怨，因此宣宗即位之后待郭太后礼薄，郭氏因此而郁郁寡欢。有一天，郭氏登上了兴庆宫中的勤政楼，欲跳楼自尽，被左右之人急忙拉住。宣宗得知此事后大怒，“是夕，（郭太后）崩，外人颇有异论”。言下之意是说郭氏的死与宣宗有直接关系。
关于这一事件，唐人裴庭裕所撰的《东观奏记》卷上亦有记载，录之如下：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这段记载较之上引《资治通鉴》有两点不同，一是说郭氏跳楼的目的是“欲成上过”，即造成因宣宗所逼而不得不死的事实，使宣宗背上恶名；一是明确记载了郭太后之死是宣宗指使的结果，即所谓“上志也”。可见这件事的发生实际上是宪宗之死的继续发酵，正因为宣宗认定郭氏参与了谋杀宪宗的阴谋，但却没有直接证据，不便明正典刑，只好采取这种隐秘的手段来结束郭氏的生命，为其父复仇。
关于郭氏的死因问题，还可以通过其死后在葬仪方面的争执见其一端。《新唐书·后妃列传》载：郭太后崩，“有司上尊谥，葬景陵外园。太常官王皞请后合葬景陵，以主祔宪宗室，帝不悦，令宰相白敏中让之”。景陵是唐宪宗的陵墓。宰相白敏中召王皞斥之，王皞不服，义正词严地指出：“郭太后是宪宗春宫时元妃，汾阳王孙，迨事顺宗为新妇。宪宗厌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历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礼！”（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从王皞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人均把郭氏不能与宪宗合葬的原因与宪宗之死联系了起来。所谓“厌代”，即死亡的委婉说法；所谓“母天下历五朝”，是指郭氏作为国母，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从古代礼法的角度看，郭氏是宪宗为广陵王时的王妃，也就是宪宗的元配，其死后自然应该与宪宗合葬，并且配享宪宗庙室。宣宗之所以宁愿违背礼法而不愿让郭氏与其父合葬，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愿让一个谋杀其父的女人享受这样的待遇。
王皞此举为自己招来了祸患，很快他就被贬为润州句容县县令。直到宣宗死后，唐懿宗即位，王皞才被召回朝中。他又旧事重提，这才将郭氏神位移至宪宗庙内配享。
四、宣宗死因辨析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七日，唐宣宗驾崩，终年五十岁。关于宣宗的死因，新旧《唐书·宣宗本纪》均未记载。另据《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八月条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则宣宗亦死于服食丹药。
然而从现存史籍所记载的种种情况看，宣宗似乎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而且谋害宣宗的凶手很可能就是部分宦官。据《新唐书·宦者列传》载：严遵美之父严季实，大中时任掖庭局博士。有一天夜里，严季实在咸宁门值宿，忽闻“有宫人谋弑宣宗”，严季实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宣宗召见严季实，劳之曰：“非尔，吾危不免。”当场提拔其为宣徽北院副使，后升任枢密使。这次未遂的谋杀行动只是宣宗最终被谋害的一次预演，这次行动的失败并不等于阴谋者会就此罢手，只会促使他们采取更加隐秘的手段对付宣宗。
当时有一个叫轩辕集的人，他是广东罗浮山的道士，武宗时被召入长安。武宗死后，他被宣宗流放到岭南。宣宗晚年，迷信长生之术，遂将其又召到长安。据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载：“（上）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轩辕集）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关于此事，《旧唐书·宣宗本纪》载：“季年风毒，召罗浮山人轩辕集，访以治国治身之要，其伎术诡异之道，未尝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坚求还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候于罗浮山别创一道馆。’集无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朕有天下，竟得几年？’集取笔写‘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可见宣宗与轩辕集的往来是确有其事。众所周知，生死寿夭，非人所能预知，为什么轩辕集却能预知宣宗的死期呢？这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轩辕集曾受宠于武宗，被宣宗所流放，应该说他与宣宗是有仇怨的。据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载，他又是宦官吴德鄘推荐给宣宗的，这仅是一种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就很值得玩味了。宣宗既然酷好仙道，召轩辕集到长安自然免不了要为皇帝配制药石，会不会在药中做了手脚，这本身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轩辕集在大中十三年春坚决要求归山的举动看，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归后数月宣宗便一命呜呼了，说明他的预见是非常准确的。宣宗从会昌六年（846）即位到大中十三年（859）死去，正好在位十四年时间，而轩辕集事先就预计他只能当十四年的皇帝。其坚决要求归山，显然是为了避免因皇帝的突然死去而受到牵连，这一举动只能说明轩辕集很可能参与了对宣宗的谋杀，或者其已经洞察到有人对皇帝将要下手了。关于轩辕集坚决要求归去的原因，胡三省分析说：“惩会昌末年之事也。”（《资治通鉴》卷249胡三省注）可见是为了躲避杀身之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宣宗死后，懿宗即位，参与给皇帝配制丹药的其他道士均未逃脱杀身之祸，而轩辕集却躲过了这一劫。
宦官们之所以要谋害宣宗，与他对宦官采取的政策有关，从而引起了部分宦官的恐慌。实际上宣宗在位的大中时期，距宪宗之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参与此事的宦官已经死亡殆尽，宣宗所铲除的对象大多为这些宦官的养子和穆宗的亲信，甚至包括对穆宗的清算。大中八年（854）正月，宣宗颁诏说：“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擿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这里所谓的“乱臣贼子”，指哪些人呢？关于这一点司马光说：是指宦官、外戚及穆宗当太子时的东宫官属。此文中所说的“族从”，胡三省解释说：“从，一从、再从、三从兄之亲。族，袒免以外之亲也。”可见牵连之广。关于宣宗之所以颁此诏的原因，司马光说：“虑人情不安。”（《资治通鉴》卷249及胡三省注）说明宣宗关于“乱党”的追查已经危及政局与社会的稳定。然而实际情况是，宣宗并没有放弃对这些人的清算，直到大中十二年（858）时，他还下令罢去公卿朝拜穆宗光陵及忌日行香，又把为光陵守陵及负责洒扫的宫人全部移到其他诸帝陵。说明宣宗并没有放弃对所谓“乱党”的追究，大中八年的那纸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正因为宣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所谓元和逆党的追究和查处，使得宫廷内外为数不少的一些人惴惴不安，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铤而走险。
五、懿宗的荒淫生活
（一）懿宗是如何即位的
唐宣宗生前迟迟不立太子，大中十二年（858）二月，宰相崔慎由劝其早日册立太子，宣宗不悦，不满十日，就将其罢去了相位。那么，宣宗为什么不愿早日册立太子，并且对臣僚的劝谏如此敏感呢？史载：“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资治通鉴》卷249）崔慎由劝宣宗早立太子，无非是属意于皇长子李温，故引起了宣宗的极大不满。宣宗将其罢相，无非是为将来立夔王时可以减少一些阻力，然而使他没有料到的是，还未及等到这一天，自己就已经先死去了。
宣宗不愿立长子郓王李温为太子，显然是他已经觉察到此子生性荒唐，不足以继承大位，故坚决不愿立其为太子。然而这样的人却正是宦官们所愿意拥立的对象，因为只有生活荒淫、不关心政事的皇帝，他们才有专擅权力的可能。
宣宗本来就打算立夔王李滋为太子，当他因服食丹药病重之时，便秘密召见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人，吩咐他们一旦自己不测，便拥戴李滋为皇帝。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因病重一个多月不见朝臣，连宰相也无法与其见面。王归长等三人与右神策中尉王茂玄都是宣宗平时信任之人，只有左神策中尉王宗实与他们素有矛盾，于是他们商定以宣宗的名义任命王宗实为淮南监军。王宗实不知宣宗是否已死，不敢轻举妄动，在宣化门接受敕命后，准备从银台门而出。就在这时，遇到了左神策军副使亓元实，亓元实告诉他这道敕命有可能是假的，劝他入宫察看虚实。“（王）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资治通鉴》卷249）对于这一记载，有很大的疑问存在，试想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等既然受命于宣宗，并且已颁敕贬逐了王宗实，难道不事先做好应变准备？而且王宗实仅在亓元实的导引下便可顺利地进入戒备森严的宫门，也是很难想象的。尤其当他们见到赤手空拳的王宗实后，竟然“皆捧足乞命”，更是难以使人相信。可以断定，王宗实一定是率领禁军强行闯入宫中的，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王归长一方才会捧足乞命，承认失败。导致王归长等人失败的还有一个原因，即此时掌握着右神策军兵权的王茂玄并不在宫中，失去了军事力量的支持，王归长等人还有什么力量能与王宗实抗衡呢？
在王宗实一派宦官控制了以王归长为首的另一派宦官后，马上派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接郓王李温入宫。随后又颁布王宗实等炮制的遗诏，立郓王为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并改名李漼。与此同时，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等人收捕下狱，随即处死。八月十三日，郓王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唐懿宗，时年二十七岁。
懿宗即位后，马上加封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将为宣宗炼制丹药的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全部处死。
懿宗借助王宗实等宦官的势力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完全是宦官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在旧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天命所归，早有定数在先。如《旧唐书·懿宗本纪》就写道：懿宗气度不凡，姿貌雄杰，异于常人。有一次大病之中，其妃郭氏给他端茶送水，就看见有一条黄龙出入于他的卧室。病愈之后，郭氏告诉他所看到的一切，李温还一再告诫她不要对外人泄露，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并表示将来一旦大富大贵，一定会与之共享富贵的。甚至还记载说，有一次天降大雪，四处雪深数尺，唯有李温所居之室无雪。还说宣宗所撰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有“海岳晏咸通”之句，正好与懿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咸通”相合。又记载说在大中末年，长安儿童中流行玩一种名叫“拔晕”的游戏，“晕”字与“郓”字谐音，预示着郓王将要做天子。所有这一切皆荒诞不经，不足为信。
（二）懿宗的荒淫生活
唐懿宗是唐代晚期诸帝中比较荒淫的一个，与其父宣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即位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虽然唐朝在政治上没有发生大的变故，但是却从宣宗时期的清明政治迅速地滑向了腐败。
与其父不同，懿宗是一个喜好乐舞和热闹的皇帝，在皇宫里专门为他服务的乐工经常保持在五百人左右，甚至夜以继日地观赏乐舞和滑稽表演而毫无困倦之意。他出手大方，对乐工与优伶的赏赐从来都不吝惜钱财，动辄达千贯以上。乐工李可及为了讨懿宗的欢心，经常谱一些新曲献给皇帝，诱使懿宗醉心于享乐生活，而置国家政事于不顾，成为皇帝最宠爱的近臣之一，除了赏赐给大量财宝外，甚至还任命他为左威卫将军。
这些乐工们不仅有正常的薪俸收入，还可以时常得到皇帝的赏赐，因而在生活上养尊处优。他们还倚仗皇帝的恩宠，与朝臣、宦官们交结，横行不法，干预政事，从而加速了唐朝政治的腐败。宣宗皇帝十分珍惜官爵名位，从不轻易授人，而懿宗却恰恰相反，毫不珍惜官爵，尤其对优人的授官已经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到底授了多少官职给乐工优人。
懿宗的另一个爱好便是无节制地举办各类宴会。每月在宫中举办的大型宴会不下十余次，或与百官宴饮，或与诸王、嫔妃聚餐。食不厌精，水陆珍奇，山珍海味，无所不备，每次宴会的花费都十分巨大。咸通前期全国许多地方水、旱、蝗灾不断，唐朝又在安南、西川、浙东等地打仗，所需军费不计其数，百姓负担空前沉重，而懿宗的大肆挥霍，对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懿宗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巡游。足迹遍及长安周围的风景名胜如曲江池、昆明池、兴庆宫、灞水与浐水风景区，稍远一些的有昭应的华清宫、咸阳的望贤楼等，至于位于宫城以北的禁苑更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懿宗还是一个性急的人，他每次出游，一旦决定，马上成行，不容丝毫耽搁，经常使宫中侍应机构的官员无所措手足。因为要随时保证皇帝出游的需要，官员们索性把乐工、优伶以及乐器、道具、饮食、帐幕等物事先准备好，以便随时支应皇帝所需，甚至从行的诸王也都时刻处于待命状态，立马恭候，以备皇帝随时召唤。
懿宗的游幸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小行从，指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以及禁苑内的游幸；另一类称大行从，指到华清宫、昆明池等稍远一些地方的游幸。每次游幸的场面都很宏大，随行的有大量的乐工、优伶、军队、车舆等，通常乐工、优人约有五百人，军士三千人，各类车舆一百辆，此外还有装满金帛的大车五辆，用于赏赐从行人员。每次大行从花费约十万钱，规模最大的游幸出动的各类人员竟达十万人之多，这十万钱肯定是不够用的了。
由于懿宗用于游幸的费用开支浩大，且漫无节制，引起朝廷内外许多人士的担忧。一些官员上书劝谏，希望能有所节制，但他都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到了后来，人们也就不再为此多费口舌了。
懿宗还是一个佞佛的典型，他花费在这方面的钱财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最为典型的便是赴法门寺迎奉佛骨。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懿宗决定遣使赴法门寺迎取佛骨，群臣纷纷劝谏，懿宗不听，并表示“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资治通鉴》卷252）他下令广征民间工匠，赶造了许多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等，皆以金玉、锦绣、
荐福寺塔（小雁塔）珠翠装饰。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大小佛塔，大者高数丈，小者丈余，顶部用金银制成，檐柱以名贵的檀木制成，周身涂以金泥，又用珠玉、孔雀羽毛装饰帐幕，每一佛塔由数百人举在头顶随香车前进。从凤翔法门寺到长安的三百里官道上，车马、人流络绎不绝，昼夜不息，浩浩荡荡。四月，到达长安后，懿宗出动了禁军兵仗以及公私音乐，绵亘数十里，前来迎接佛骨。长安各寺院的僧尼、诸司官员皆奉命夹道迎于城外，许多富室、大户纷纷出资在道路两旁搭盖彩楼，举行无遮大会。他们竞相攀比，或以水银为池，或以金银为树，至于锦车绣舆更是不计其数。场面之宏大，花费之多，远远超过了宪宗时迎奉佛骨的活动。
懿宗亲自驾临安福门迎候，佛骨到后，顶礼膜拜，泣涕不止。他还厚赐诸僧及元和时见到过宪宗迎佛骨场面的长安耆老。宰相以下官员为了取悦皇帝，也纷纷拿出金钱和绢帛向寺院施舍，以表示对佛祖的恭敬和尊崇。懿宗把佛骨迎入宫中，供奉三日后，出置于安国崇化寺，供人们膜拜。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还特意下诏赦免全国囚犯。
懿宗的佞佛并不仅仅表现在迎奉佛骨这件事上，他即位后不久就继承了宣宗复兴佛教的政策，广造寺院、道场，普度僧尼。早在咸通三年（862）四月，懿宗命长安城内的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为僧尼。又在宫内咸泰殿筑坛，为宫人出家者就地受戒剃度为尼。当时还把左右街的僧尼全部请入宫中，参加剃度宫人的仪式，一时间钟鼓齐鸣，香烟缭绕，把一座庄严肃穆的皇宫搞得乌烟瘴气。
懿宗还在宫中设置道场，请高僧诵念经文，有时皇帝本人也亲自登坛讲经说法，并亲手抄写经文。至于长安城中诸寺，更是懿宗经常临幸的地方，所到之处随手布施，所用财物不计其数。有一次，他到安国寺，赏赐给讲经僧重谦和澈沈檀香木制成的宝座各一把，宝座高二丈，雕刻有龙凤瑞兽和奇花异草，用黄金扣边，涂漆，座的四周各立有数尺高的瑞鸟神人，制造精细，价值不菲。懿宗还多次举行斋会，规模很大，最多时一次斋僧尼上万人，称之为“万人斋”。至于平时给寺院僧尼的施舍，所用财物更是难以计数。
唐懿宗的这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的行径，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财，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加速了唐朝政治的进一步腐败，严重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
（三）奢华的公主婚礼
同昌公主是唐懿宗与郭淑妃所生的女儿。郭淑妃是懿宗最宠爱的妃子，此人自幼入宫，陪侍在时为郓王的懿宗身边。当时，郓王虽然贵为皇长子，但由于失去了宣宗的宠爱，其诸弟皆住在宫中，只有他一人居住在十六宅中，孤苦伶仃，身边只有郭妃相陪，两人相依为命，感情自然非同一般。懿宗即位后，郭氏进位美人，不久又封为淑妃。本来郭氏是可以立为皇后的，但由于非名门贵族出身，懿宗担心立其为皇后会遭到群臣的反对，所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郭妃与懿宗所生的这个女儿，长到数岁还不会说话，忽然有一天她开口说话了，第一句话就是：“这回可活了！”使其父母感到非常惊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此女非常宠爱，懿宗即位后遂封为同昌公主。
同昌公主长到十几岁时，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懿宗遂在青年贵族中为其物色驸马，最后选定了京兆人韦保衡。韦保衡当时任右拾遗之职，虽然官职不高，但却是京兆韦氏的后裔，门第高贵，他本人又是进士及第出身，是所谓年轻才俊之士，才有幸被懿宗选为乘龙快婿。懿宗马上升任他为起居郎、驸马都尉，于咸通十年（869）正月，将公主嫁给了他。
懿宗本是一个讲排场的皇帝，加之同昌公主又是其最宠爱的女儿，自幼娇生惯养，养成了一掷千金的奢豪习气，为其举行婚礼自然就不能简慢了。懿宗首先命令在长安广化里为其修建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府邸，从福建、云贵等地深山中运来了上好的木材，打造了精美的家具，“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资治通鉴》卷251）。帐幕是穿珍珠而成，其中却寒帘的制造材料据说是用一种却寒鸟的骨骼制成的，看起来类似玳瑁，表面有紫色的斑纹，是外国进贡给皇帝的宝物。其他许多器皿都以五色玉石制成，显得十分豪华精美。公主卧室中有鹧鸪枕，用七种宝玉制成，其表面有鹧鸪羽毛的斑纹，故此得名。此外，还有飞禽羽毛装饰的翡翠匣，绣有三千只鸳鸯和缀有小珍珠的神丝绣被，长百尺、宽三丈的碧绿色瑟瑟幕，据说这种帐幕轻薄无比，举之若无，即使大雨滂沱，帐幕上也滴水不沾。其他珍异物品还有洁白如雪的纹布巾，据说其蓬松柔软，拭水不湿，使用一年也不会脏；火蚕绵，也是外国进贡的珍异物品，用它来制棉衣，最多只需要一两，如果用多了则穿在身上热不可耐。
据史书记载，懿宗倾宫中珍玩赏赐给公主作为陪嫁。仅公主随身佩带的就有不少罕见的宝物，如蠲忿犀，是一种圆如弹丸的佩饰物，据说佩带此物可以使人解除愤怨，平心静气；九玉钗，上面刻有九只鸾，各为九色，工艺精湛，巧夺天工，据说是南齐潘淑妃之遗物；如意玉，形如桃核，凿有七孔，象征聪明精思之意。懿宗还不满意，又赐给公主“金麦”、“银米”数斛，现钱五百万贯。朝廷中的许多大臣也都向公主大献殷勤，纷纷拿出巨额钱财或珍异宝物，作为公主结婚的献礼送到了广化里府中。
韦保衡由于当上了懿宗的乘龙快婿，不仅使他一举成为当时的巨富，在物质上享尽了富贵荣华，而且也使其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与同昌公主成婚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被任命为宰相。婚后不久，由于公主患病，夫妻生活变得有名无实，这使他不免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在这一时期，郭妃虽然宠冠后宫，但皇帝毕竟嫔妃众多，对郭氏难免时有冷落，遂使这位女人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不甘寂寞的郭妃与韦保衡在交往中萌生了奸情。他们二人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一个则是认定了郭妃在懿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不惜以人格与乱伦为代价。为了方便与韦保衡厮混，郭氏经常打着看望女儿的旗号来到广化里公主府中，流连欢娱，数日不归。有时也把韦保衡接入宫中，数日不返。二人之间的这种行径虽然是在极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长安城中便有一股风言风语在流传，只是瞒住了懿宗与同昌公主而已。
同昌公主虽然富贵已极，但却极为薄命，出嫁还不满两年，就于咸通十一年（870）八月病故了。公主的病故使懿宗极为痛心，他把一腔愤怒之情全部发泄到为公主治病的医官身上，下令处死了医官二十余人，将其家属三百多人全部抓捕投入狱中。此事震动了朝野，宰相刘瞻动员谏官上表进谏，谏官们没有人敢出面，刘瞻只好亲自出面，劝懿宗释放被抓人员。懿宗正在气头上，一怒之下将刘瞻贬为荆南节度使。韦保衡先前因与刘瞻议事不合，为泄私愤，乘机与人编造了刘瞻与医官合谋投药毒死同昌公主的罪名，将刘瞻连续贬为康州刺史、州司户参军。受牵连被贬的还有朝官高湘、杨知至、魏筜、孙湟、郑畋、尹温璋等一批人，其中尹温璋被贬后自杀而亡。
咸通十二年（871）正月，懿宗为同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亲自创作挽歌，令文武百官唱之。入葬当天，懿宗与郭妃亲自坐在延兴门楼上送行，陪葬的衣服、器皿、珍宝无数，殉葬的陶俑等物排列有三十里长，仅给抬灵柩的力夫准备的酒就达一百斛之多，准备的面饼等食品用了四十头骆驼驮运。更为可恶的是，懿宗竟然下令将同昌公主的奶妈殉葬，将中国历史上早就废除不用的人殉制度又重新恢复，充分暴露了懿宗草菅人命的残忍本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韦保衡与郭淑妃二人也没有好下场。唐僖宗即位后，借口韦保衡犯有其他罪行，实际上是因为他与郭淑妃的奸情，将其贬死。至于郭淑妃，后来在黄巢义军攻入长安时，僖宗逃亡西川，跟从不及，实际上是抛弃不顾，竟不知所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