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僖宗的荒唐生活
（一）僖宗是如何即位的
唐懿宗统治末年，唐朝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了，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大批百姓失去了土地，纷纷转徙逃亡。官府不知安抚，反而把逃户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之人的头上，从而引起了新的逃亡。加之咸通末年，各地连续发生水旱灾害，庄稼歉收，农民转死沟壑。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却发动了对南诏的战争，巨额的军费负担完全转移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已经到了难以为生的地步。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给皇帝的谏书中提出了“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说法，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懿宗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对国事不闻不问，整日沉迷于佛事之中，把朝廷政事交给了韦保衡一人。韦保衡排斥其他宰相，打击异己，独掌权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咸通十四年（873）六月，懿宗突然病倒，虽经御医百般医治，却不见起色。到了这年七月，病势更加严重，他自知不起，虽想安排后事，却被宦官将他与外界的联系切断，使其无法见到宰相和群臣，从而使选择帝位继承人的权力再次落到了宦官手中。
就在懿宗弥留之际，左神策中尉刘行深与右神策中尉韩文约勾结起来，矫诏立懿宗第五子普王李俨为太子，时年十二岁。
唐懿宗共有八个儿子：长子魏王李佾、次子凉王李健、三子蜀王李佶、四子威王李侃、五子普王李俨、六子吉王李保、七子寿王李杰、八子睦王李倚。由于这些儿子均非郭淑妃所生，而懿宗却又深宠郭淑妃，遂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因此这些儿子也只有长幼之别，而无嫡庶之分。宦官们之所以选择立普王李俨为太子，就是因为他年幼贪玩，便于控制，以便他们专权擅政。两天后，懿宗病逝，太子李俨正式即皇帝位，后改名李儇，史称唐僖宗。
（二）僖宗的荒唐生活
唐僖宗即位时年纪甚小，根本不懂国家政事为何物，他将政事交给臣下，自己每日玩耍游乐不息。僖宗即位的次年，改元乾符，国家政事更加混乱，史载：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资治通鉴》卷252）
面对这种状况，僖宗依然游乐不息，或吃喝玩乐，或走马斗鹅，根本不把政事放在心上。僖宗年纪虽幼，却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只是把心思全部用在了玩乐上而已。这位小皇帝玩什么精什么，可以说是一位样样精通的玩家。史书曾经罗列过一大串僖宗精通的玩乐技艺，如骑术、射箭、舞槊、击剑、音律、法算、蒱博、蹴鞠、斗鸡、斗鹅、弈棋等，僖宗无一不精。比如蹴鞠，就是僖宗最拿手的好戏，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如果设了击球进士，朕去应试，一定会获得状元。”优人石野猪整日陪皇帝游乐，深获皇帝的恩宠，于是便说：“陛下前去应试，要是碰到尧舜当主考官，恐怕陛下就要落第了。”石野猪的话明显带有讽刺之意，僖宗听了也不以为意，只是一笑而已。
僖宗既然喜爱游乐，不免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这位小皇帝根本就不懂得稼穑的艰难，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有一天，他到十六宅与诸王比赛斗鹅，一只鹅的赌注竟然高达五十万钱。至于其对伶人、艺伎的赏赐，更是出手大方，成千上万，毫不在意。他自以为贵为皇帝，钱财自然是用之不竭，时间一长，国家府库消耗一空。
为了满足小皇帝的挥霍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除了督促地方官员加大搜刮力度外，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只能东挪西凑，有时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向商贾富豪借贷钱粮。借贷不足，遂又将空名告身（任官状）拿出来售卖。即使如此，杨严仍然无法筹足可供开支的经费，万般无奈，他只好上表请求辞职，连上三章，都不能获得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田令孜献策于皇帝，请其下诏，登记京城商人的货物，通通收缴，以充实宫廷内库。唐长安城中有东西两市，西市多胡商，东市则以华商为主，当时商业贸易非常繁荣，宝货山积。僖宗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强盗行径，全然不顾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和不满。但只要有人敢于对抗，马上交京兆府乱杖打死。以宰相为首的朝官们明知此举乃是饮鸩止渴，也不敢出面劝阻。
直到黄巢义军快要打到长安时，僖宗还在千方百计地敛钱。这一次他不再限于商贾，又把搜刮的矛头对准了富户大室，下令借其资产的一半，实际上却是有借无还，形同抢劫。后来，在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将领高骈上奏说：“天下盗寇蜂起，全因饥寒交迫所致，只有富户、商贾未反。”言下之意，难道还要把这些人都逼反吗？这才迫使僖宗放缓了搜刮的步伐，稍稍有所收敛。
二、田令孜专权
田令孜，西川人，本姓陈，因为早年被一位田姓宦官收为养子，遂改姓田氏。田令孜的早年情况，由于史书缺载，已无法搞清楚了。在懿宗统治末期，田令孜已经当上了颇有权势的小马坊使，并且与时为普王的僖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僖宗即皇帝位后，便提升他为枢密使，不久又晋升为神策中尉，成为僖宗朝炙手可热的大宦官。
据史书记载，田令孜为人机警，多智谋，喜读书，颇有文采。他倚仗皇帝的宠信，施展手段，先将右神策中尉韩文约逼迫致仕，接着又设法使权势更大的左神策中尉刘行深致仕。在这些斗争中，田令孜采取了联合当时两个大宦官家族——杨氏与西门氏的策略，在取得胜利后，他又与西门氏家族联合，将杨氏家族的势力打压了下去，先将任右神策中尉的杨玄实赶下台，接着又把任枢密使的杨复恭降为飞龙使。西门家族虽然仍有较大的势力，然田令孜借助于皇帝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了朝中的大权。
由于自幼就得到田令孜的关照，僖宗一直叫他“阿父”，当了皇帝以后也没有改口。随着田令孜权势的不断膨胀，他对僖宗的态度也越来越放肆，甚至公然对僖宗说：“圣人（指皇帝）年正富强，不宜为小事而多耗精神，把一切交给老奴办就行了。”当年李辅国曾对唐代宗说过类似的话，引起了代宗极大的反感。不同的是，僖宗不但不反感，反而认为田令孜为自己分忧，于是便更加放心大胆地游乐去了，不再为朝政的事烦心，无怪乎旧史家称其“童昏”，意思是说他年幼无知，昏庸而易受蛊惑。
田令孜每次与僖宗见面都要准备两盘精美的食品，两人相对而坐，一边吃，一边闲谈。谈话的内容无非是些异闻趣事，从不涉及军国政事，一切由他代劳就是了，僖宗也不主动过问此类大事，甘心当傀儡。这样田令孜就可以放心地出卖官爵，大发横财了。田令孜将各种官职公开售卖，明码标价，上至宰相、节度使，下至刺史、县令，只要有钱，找到田令孜就可以满足其要求。至于赐给官员绯鱼袋、紫金鱼袋，更是田令孜一句话的事，也不必等例行公事的诏敕。
宰相韦昭度之所以拜相，据说就是走了田令孜的门路。当时他通过一个叫僧澈的和尚送上贿赂，顺利地当上了宰相。后来田令孜失势，到西川投靠当节度使的哥哥，唐昭宗命韦昭度率军讨伐。田令孜遂写了一篇檄文讽刺韦昭度，其中写道：“伏以太尉相国，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
普通人只要肯花钱，照样能够买到官职。江陵有一个叫郭七郎的商人，家富于财，然而唐代风气轻视商人，故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他就想通过买官来改换门庭。他利用到长安讨债的时机，得知田令孜公开卖官，遂花钱买了一个横州刺史的官职。等到他衣锦归乡时，王仙芝义军正与官军在江陵一带激战，郭家已完全毁于战火之中，片瓦不存。无奈之下，郭七郎只好去横州（今广西横县）上任，指望到那里能够重建家业。哪知船行到永州，泊在一棵大树下，夜里狂风突起，将大树吹倒，树又将船压沉入水，船上的钱财、告身全都没有了。郭七郎进退失据，为了维持生活，只好拿起了长梢，每天为往来船只撑船，当地人戏称其为“捉梢郭使君”（尉迟枢《南楚新闻》）。
《南楚新闻》还记载了一件事情，也颇为有趣。长安人李光与田令孜关系亲密，深受田令孜的宠信，遂任命他为朔方节度使。不料诏书下达的第二天，李光就突然死亡了。李光之子李德权年仅二十余岁，在田令孜的关照下仍获得了一个美差。唐僖宗为躲避黄巢义军避于西川时，田令孜与李德权一同护驾到了成都。由于李德权与田令孜关系密切，文武百官多通过他来走田令孜的门路，数年之间受贿达一千万钱，他本人也官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来田令孜失势，李德权为了避祸，逃到了复州，沿途乞讨，衣衫破旧。有一个喂马的老兵李安与其父相识，遂认其为侄，两人相依为命。未及半年，李安又死了，李德权无以为生，只好改名李彦思，请求继承李安的旧业，以喂马为生，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叫他“看马李仆射”。
以上这些都是唐末社会动荡中发生的故事，如果不是农民起义的爆发，郭七郎、李德权之流还不是照样混迹于官场之中。
三、僖宗幸蜀
唐朝早在懿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就已经很尖锐了，先后爆发过裘甫、庞勋起义，唐朝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把这些起义镇压下去，但社会矛盾依然非常激化。到了唐僖宗时期，由于统治更加腐败，百姓负担进一步加重，于是又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给唐王朝的腐朽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广明元年（880），潼关以东广大地区战火连绵，已无一片净土，老奸巨猾的田令孜已预见到局势不妙，为了事先准备好退路，以便在义军攻入关中时能够顺利地退到蜀中去，他向僖宗推荐其兄陈敬瑄以及心腹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守三川。所谓三川，指剑南东川、剑南西川与山南西道，其中剑南东川与山南西道都是入蜀的必经之地，而剑南西川的成都则是幸蜀的目的地，故这三处必须由心腹控制田令孜才能放心。荒唐的小皇帝竟然命四人击球赌胜，结果陈敬瑄拔得头筹，于是便率先获得了西川节度使之职，杨师立与牛勖分别获得了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
这年十一月，黄巢义军攻下了东都洛阳，长安震动。次月三日，义军攻入潼关，接着又攻下华州，并迅速向长安进军。长安城中一片混乱，田令孜率神策兵五百人带着小皇帝自金光门逃出长安，向西急驰而去，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及嫔妃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当人们得知皇帝已经逃窜后，乱军及市民打开府库，争相盗取库中金帛钱财。就在僖宗逃出长安后不久，黄巢义军的前锋就已经逼近长安城，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到灞上迎接黄巢。关于黄巢入城的情景，《资治通鉴》卷254有详细记载，录之如下：
（黄）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
僖宗与田令孜一行经骆谷前往兴元（今陕西汉中），由于道路险阻，崎岖难行，加之马匹不足，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僖宗精于骑术，又骑着一匹良马，倒没有受多少罪。随行的数名嫔妃平时养尊处优，何曾受过如此的颠沛流离，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最惨的还是那几个亲王，他们没有马骑，徒步行走，披头散发，狼狈不堪。田令孜见行进速度如此缓慢，担心义军追赶上来，前后催促众人急行，随行者稍有迟缓，上去就是几鞭子。当他看到寿王李杰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不停地喘着粗气，两个搀扶寿王的小宦官也在一旁喘息，气不打一处来，遂上前喝令他们赶快前行。寿王因为实在走不动了，便向田令孜请求，脚痛不能行，能否搞一匹马来。田令孜大怒，手一挥马鞭子便落在寿王背上，喝令道：“深山老林哪来马匹，还不快走！”寿王虽然心里大恨，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在小宦官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此事令李杰久久不能忘怀，后来田令孜遭杀身之祸，与此事不无关系。
僖宗在前往兴元的途中，便命人通知牛勖、杨师立、陈敬瑄三人长安失守，让他们做好迎接皇帝到成都的一切准备。僖宗到达兴元后，文武百官得知消息纷纷前来从驾。他一面颁诏命令诸道军队围攻义军，收复长安，一面继续向成都进发。中和元年（881）正月二十八日，经过长途跋涉，僖宗终于到达了成都。
僖宗到达成都后，就任命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具体负责僖宗在成都的一切事务。僖宗初到成都时还给蜀军每人赏钱三缗，后来四方贡献的金帛越来越多，田令孜遂经常给从驾诸军以赏赐，而不再给蜀军了，蜀军颇有怨言。有一天，田令孜大宴诸军将领，用金杯饮酒，并将这些杯子分赏诸将。诸将皆拜而领受，唯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接受，他对田令孜说：“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皇帝，而赏赐悬殊，军中颇有怨望，希望军容（指田令孜）公平对侍，不然恐生变故。”田令孜不悦，遂另外拿出一个杯子，斟满酒赐给了郭琪，郭琪明知有毒，但又不得不饮。回到家中，郭琪马上设法解毒，吐黑汁数升，才得以不死。郭琪一怒之下，遂率领其部下军队作乱，并焚掠坊市。田令孜急忙与僖宗躲入成都东城，一面闭门登城防守，一面出动诸军围攻郭琪之军。郭琪军人数寡少，难以抵敌，只好逃出成都，投奔扬州高骈而去。
因田令孜之故闹出了如此之大的乱子，僖宗非但没有谴责，反而更加亲近，史载：“上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资治通鉴》卷254）这里所说的“宦者”，便是指以田令孜为首的一批人。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朝臣的极大不满，其中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
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宜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瑄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对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傥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资治通鉴》卷254）
这篇奏疏反映的不仅仅是孟昭图一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广大朝官心声的反映，所以引起了田令孜极大的愤恨。他隐瞒了这篇奏疏不报，然后又矫诏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命人在途中将其沉入眉山（今四川乐山北）以东的蟆颐津。朝官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都非常气愤，但却无人敢于仗义执言。
这期间西川发生的动乱还不止这一起，中和二年（882），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而耽误了归期，因害怕节度使陈敬瑄乱施杖刑而亡命为盗。陈敬瑄所置的捕盗使杨迁为了建功，诱说阡能自首，并答应自首后可予以免罪。阡能本来打算自首，当他听到有人自首后被残杀的消息后大怒，聚集了万余人，攻打城市，掳掠乡村。蜀中本来比较平安，少有盗贼，自阡能起事以来，各地民众纷纷起事，州县不能制。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各聚众数千人以响应阡能，陈敬瑄派军队镇压，却被打得大败。为了掩饰败绩，前线将领遂将乡村良民抓来，伪称是俘获的盗贼。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全部处死，其中包括不少老弱与妇女。有的人被杀时说：“我们正在耕作纺织，官军忽然进村，不知何罪，竟被处死？”由于官军滥杀无辜，激起了民愤，使得阡能的势力更加壮大，影响所及达邛、雅、蜀等数州之境。陈敬瑄无奈，只好另换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负责讨伐阡能。高仁厚改变了原先的方略，以安抚招诱为主，军事讨伐为辅，使阡能军内部发生了分化，最后才将其镇压下去。
僖宗经过长途跋涉，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来到了成都，虽然仍可享受奢侈的生活，但成都毕竟比不上长安的富丽堂皇。他每次登楼北望，不免都要流下几滴眼泪，田令孜百般安慰，这才转忧为喜。田令孜为了使皇帝宽心，凡是打了胜仗的奏报都拿给僖宗看，凡是打了败仗则隐瞒不报。经过流亡生活的磨炼，僖宗也开始关心政事了。诸道都统高骈与相邻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发生矛盾，直接影响了对义军的作战。僖宗为了排解两镇纠纷，使他们早日出兵，亲自过问给高骈与周宝的诏书，翰林学士起草了数份诏书，僖宗都不满意，最后还是田令孜请人捉刀，这才交出了一份使皇帝满意的诏书。
这一时期黄巢义军虽然占据了长安及其周围数城，但是由于粮饷断绝，四面官军围攻，实际上已陷入合围之中。由于各镇官军大都采取了保存实力的态度，虽然四面合围了义军，一时却无法攻克长安。为了尽快收复长安，大宦官杨复光力主起用沙陀首领李克用，命其率军进攻黄巢。
李克用之父本名朱邪赤心，世为沙陀首领，他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皇帝赐名为李国昌，先后任命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振武节度使等职。其子李克用曾擅自攻占云州（今山西大同），遭到官军的围攻，李克用父子战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只好逃到鞑靼境内避难。在杨复光的一再坚持下，唐朝政府下诏赦免了李克用之罪，任命其为雁门节度使，率本部人马入关中镇压黄巢义军。中和二年（882）十二月，李克用率大军四万进抵河中，渡过黄河，抵达同州。次年正月，李克用军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东南马坊头）大败黄巢军。李克用军战斗力极强，其军衣为黑色，义军畏之，谓之“鸦军”。二月，在渭南以西的梁田陂大败义军，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然后又向东攻占了华州，堵死了义军东退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各路大军云集于长安周围，长安的收复指日可待。唐军仍以李克用军打前锋，在渭南三战三捷，义军退回长安，李克用尾随而至，自光泰门攻入长安城。黄巢率败军自蓝田入商山，沿路抛弃了大量珍宝，官军争相捡拾，无心追赶，才使得黄巢义军安然退往中原。各路官军见义军退走，争相进入长安，大肆烧杀抢掠，残暴程度超过了义军，使长安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就在官军屡战屡胜之时，田令孜预感到义军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把建议僖宗幸蜀时带走传国之宝、列祖列宗的真容，以及散家财犒军等事都当成了自己的功劳，指使宰相、诸方镇上表，敦促皇帝给自己赏赐。给他赏什么官爵呢？这可难坏了僖宗，因为能授给他的官爵都已授给了。由于神策禁军在黄巢义军进攻长安时基本溃散殆尽，田令孜在蜀中时招募了大批新军，共为五十四都，分为十军，号称神策新军。于是僖宗便加给田令孜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的头衔，把禁军的兵权全部交给了田令孜。
黄巢退出长安后，错误地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近一年时间，耽误了宝贵的转移时间，最后被李克用、朱全忠、时溥等军击败，退往泰山狼虎谷，势穷自杀，时为中和四年（884）六月。
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僖宗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之礼，然后便准备返回京师了。由于长安宫室需要修葺，加上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一直到中和五年（885）正月僖宗才从成都启程，取道凤翔回京。当年三月二十二日，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京师。两日后，僖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光启，希望唐朝从此能够社会稳定，重启太平。
四、出奔兴元与嗣襄王僭位
（一）僖宗出奔兴元
唐僖宗虽然重新回到了长安，但是并不等于唐朝从此就走上了稳定恢复的道路，由于经过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唐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严重动摇，财政非常困难，而且内部矛盾也非常激化，时隔不久，又爆发了内乱，迫使僖宗再一次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僖宗回到长安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财政开支异常困难。当时南衙北司的各类官员人数不下一万人，每月的俸料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田令孜招募的神策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余人，也需要一笔数目不菲的军费开支。加之宫廷所需的庞大开支，使得唐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紧张的状况呢？关于这个问题，史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所谓“是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资治通鉴》卷256）。
面对这种状况，田令孜非常着急，如果禁军士卒一旦哗变，后果将不堪设想。河东安邑、解县两大盐池，旧隶度支所管，唐德宗贞元中设榷盐使专门管理，所得收益全部归中央财政。僖宗逃亡蜀中后，这两大盐池一时无人管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乘机据为己有，每年仅送盐三千车给朝廷，其余收益全部归于河中。为了解决经费紧张问题，田令孜遂打算将这两大盐池重新收归中央，于是在光启元年（885）四月，宣布自兼两池榷盐使，将它们收归朝廷，以赡国用。王重荣自认为在镇压黄巢义军中有功，朝廷没有奖赏，反倒来夺自己的利益，而且河中地区物产贫乏，赖此盐池收益，用度方才宽裕，得此消息后非常不满。他多次上表陈述，抗争不已，僖宗派中使劝谕，王重荣仍然不愿交割。田令孜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派遣了大批义子到各地去拉拢藩帅，有不亲附田令孜者允许他们相机行事，加以铲除。他见王重荣抗命不遵，命其义子田匡祐出使河中。王重荣也知道田令孜在朝中权势甚大，不愿与其发生直接冲突，遂决定隆重地接待田匡祐，说明情况，劝其改变主意。
王重荣召集将佐，盛宴款待田匡祐。田匡祐却自恃有田令孜的撑腰，毫不识相，举止狂傲，言谈不逊，不把王重荣放在眼里。河中将士非常愤怒。王重荣见软的不行，一怒之下当场发作，历数了田令孜的种种罪恶，差一点将田匡祐杀死，幸赖监军力劝，才使田匡祐全身而归。田匡祐返回长安后，力劝田令孜除去王重荣。五月，唐廷下诏改任王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且命令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出动军队保护王处存赴任。这显然是田令孜对付王重荣的一种策略，想换一个听命于唐廷的人当河中节度使，以便达到收回两大盐池的目的。
王处存是一个效忠于唐廷的人，当初黄巢攻入长安时，王处存不待朝命，主动率军勤王。他又与李克用关系密切，其侄王邺还娶了李克用的女儿为妻。齐克让也是一个听命于唐廷的人，调其任义武节度使不会不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王重荣拒绝调动，以王处存与李克用的兵力，河中镇显然不是对手，更不用说还有齐克让的军队可以动用。田令孜自以为得计，岂知事情并不按他所设想的那样发展。
王重荣接到诏书后，果然不愿改任泰宁，累次上表辩驳，指斥田令孜专权乱政，离间君臣关系。王处存也不愿调动，但在田令孜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引军到达晋州。晋州归河中管辖，城中守将却不承认王处存这个新任节度使，闭门不纳。王处存正好顺水推舟，打道回府了，没有如田令孜设想的那样，纵兵攻打，驱逐王重荣。王处存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他与王重荣同为神策军出身，交情甚好。李克用本来就对唐廷不满，他见王处存收军返回，自然也就用不着出兵帮助他赴任了。
田令孜权术用尽，却一无所获，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诉诸武力，强行攻打王重荣。他命令禁军与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准备攻打王重荣。这时的僖宗已经比较成熟，他表示宁愿解散部分禁军，也不愿再开兵端，并且还质问田令孜说：“你说出兵必捷，不但可以收回盐池，还能重振朝威，然而你们到底有几分把握？王重荣屡挫黄巢，兵强马壮，如果再加上李克用，后果将不堪设想，朕可不想再到成都去了。”一席话说得田令孜哑口无言。
事情果如僖宗所料，王重荣见朝廷将要出动禁军，而且还不知到底有多少藩镇军队参战，急忙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这时正急着准备对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开战，见到求救信后，没有马上出动军队，却向朝廷上了一表，声称已召集蕃汉兵十五万，准备渡过黄河，讨伐邠宁、凤翔两镇，然后再挥师东下，找朱全忠算账。僖宗大惊，连续派出使者到太原向李克用解释，车马相望于道路。
为了鼓动皇帝用兵，朱玫数次派人潜入京城，放火杀人，声称是李克用派人干的，搞得京城人心惶恐，谣言四起。即使如此，僖宗也不愿轻动兵端，于是田令孜索性矫诏命朱玫、李昌符率军三万攻打王重荣。王重荣一面率军抵御，一面向李克用告急。这年十二月，双方决战，朱玫、李昌符军大败，率残余军队退回本道去了。李克用等乘胜追击，进逼长安。这月二十五日，田令孜得知消息后，连夜奉僖宗出城逃跑，逃到了凤翔。长安城再一次遭到乱兵的焚烧，官署民舍十毁其六。
李克用、王重荣一看逼走了皇帝，也不敢造次，遂上表说明此次行动在于清君侧，绝无造反之意，并且请求诛杀田令孜等人以谢天下。僖宗看到表章后，终于放下心来，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为了早日返回长安，他多次派人出使河中。但田令孜却不愿返回长安，反倒请皇帝移驾兴元，遭到了僖宗的拒绝。田令孜清楚地知道，皇帝两次迁播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天下之人纷纷指斥，如果再回长安必然会遭到自己政敌的清算，因此打算先到兴元，再把皇帝弄到成都，这样皇帝便会始终在他们兄弟的掌控之中。
一天夜里，田令孜突然命其义子王建等人率随驾禁军闯入行宫，声称有外兵犯驾，不容分说，把僖宗扶上马，簇拥而去。朝中大臣除了少数几个人随后追到宝鸡外，大多数朝臣都没有跟随而来。
这时的朝官均认为皇帝已是田令孜的傀儡，而百官不过是其摆设，因而不愿意再追随其颠沛流离，不少人反而跑到河中，投靠了王重荣。没有百官便没有朝廷的样子，于是僖宗命孔纬为御史大夫，去凤翔召百官见驾。大批朝官在前往凤翔的途中遭到溃军的洗劫，随身钱物被抢掠一空，有的人袍服也被剥去，遭受着严寒与饥饿的折磨，因而心灰意冷，大都不愿再冒险随驾，便待在凤翔不走了。由于以宰相为首的朝官多数不愿前往，所以孔纬并没有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甚至连御史台的御史们也不愿跟随他前往，孔纬只好只身返回宝鸡复命去了。
宰相萧遘也对田令孜的专权惹祸十分愤恨，遂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商议，决定召朱玫兵一同迎接车驾。朱玫引马步兵五千来到凤翔，与大家商量截回皇帝之策。孔纬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却在凤翔觉察到了李昌符、朱玫的意图，回来后马上向僖宗汇报，并建议立即动身前往兴元。
僖宗虽然不愿动身，无奈在田令孜的挟持下勉强动身，一路上后有追兵，前有险阻的山道，吃尽了苦头。朱玫等率军追到大散关时，由于关上防守甚严，而此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才使僖宗及田令孜一行人等勉强到达了兴元。
朱玫没有追上皇帝，却抓获了一个落难的王孙，这就是嗣襄王李煴。此人是唐肃宗之子襄王李僙的曾孙，这时正患病，行动艰难，才被追兵捕获，成了朱玫的阶下囚。由于李煴的被抓获，从而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二）嗣襄王僭位始末
光启二年（886）三月十七日，历经千难万险的唐僖宗终于到达了兴元，刚刚松了一口气，不料使他更加震惊的一件事突然发生了，差一点使自己的皇位不保。
朱玫见自己追赶僖宗不上，担心将来僖宗一旦回到长安，自己的政敌将会以率兵截夺车驾、图谋不轨的罪名把自己置于死地，于是他对宰相萧遘说：“玫昨奉尊命来迎大驾，不蒙信察，反类胁君。吾辈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殚矣，安能垂头弭耳，受制于阉寺之手哉！李氏孙尚多，相公盍改图以利社稷乎？”劝说宰相另立新君。但是此议却遭到萧遘的反对。朱玫见此情况，自认为手中握有军队，百官皆在控制之中，遂对外宣称说：“我立李氏一王，敢异议者斩！”（《资治通鉴》卷256）
朱玫之所以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还有一个原因。当年宣宗驾崩时，曾经遗命立第三子李滋为皇帝，但宦官们却拥立了郓王李温为皇帝，是为懿宗。然而关于郓王李温是否是宣宗之子，外间却有不同的传说。因为宣宗之子均居住在宫内，郓王如真是宣宗长子，为什么却反倒居住在十六宅？另外，宣宗诸王久居宫中，极少公开露面，外间很少了解宫中之事，也不知道李温是否真的是宣宗长子。关于朝官们的这种疑虑，《新唐书·后妃列传》有详细记载：宣宗宠爱的晁美人，大中年间死后赠昭容，曾命时任翰林学士的萧寘为其撰写墓志铭，上面记载了晁氏生郓王及万寿公主之事。“后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及即位，是为懿宗。外颇疑帝非长。寘出铭辞以示外廷，乃解。”萧寘拿出来的只是墓志铭的草稿，这件草稿是否真是原稿，当时人还是有所怀疑的。萧寘此举是否受到宦官指使，也是值得怀疑的。后来还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见于《资治通鉴》卷250，详情如下：
懿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两位枢密使来到政事堂，接着宣徽使杨公庆也到了这里，独命宰相杜悰接受命令，其他三位宰相皆避往西轩。杨公庆交给杜悰一件密封的文书，乃宣宗病危时臣下奏请郓王监国的奏章。杨公庆还告诉杜悰说：“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也就是说在这个奏章上没有署名的宰相皆要处以死罪。杜悰反复读后，把此件退回杨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在杨离去后，他又对两位枢密使说，宰相、枢密均为皇上的辅佐之臣，陛下即位未久，便要诛杀大臣，长此以往，杀得顺手了，我们大家岂不都有性命之虞？从而说服了两位枢密使，然后共同劝解懿宗，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
关于此事，胡三省认为是野史编造，不可相信，理由是宣宗驾崩时的四位宰相，到此时只有蒋伸一人仍在相位，其他三人皆已罢去，现任的四位宰相中有三位都是懿宗即位后任命的，如何能以此奏章上没有署名之故就诛杀宰相呢？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站住脚，因为懿宗之意是要诛杀当时没有署名的宰相，并非全指现任的宰相，司马光撰《通鉴》时，对史料取舍极严，断不至于如此草率。关于此事，《新唐书·杜悰传》亦有记载，只是将杨公庆所任官职记为枢密使而已。
从上述之事可以看出，懿宗对宰相们没有拥戴自己这一点非常在意。宦官改变宣宗遗命另立皇子，事出突然，包括宰相在内的朝官一时不明就里，没有及时转向，在唐代后期非常普遍，并非懿宗即位时如此，在他之前凡宦官拥立的诸帝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为何独独懿宗对此事的反应如此强烈？可见懿宗在意的并非是宰相们没有拥戴自己，而是对他们怀疑自己非宣宗长子，甚至非宣宗之子这件事非常恼火，这才出现了上面所述的一幕。
关于懿宗出身这件事的议论，朱玫不会不知道，既然懿宗出身不正，那么其子唐僖宗即位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在广大朝官对僖宗失望之际，何不乘机另立李氏其他子孙，自己独掌大政呢？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既能保全身家性命，又可掌控朝廷大权，一举两得，这便是此刻朱玫的如意算盘。
这年四月三日，在朱玫的逼迫下，百官被迫表示愿意拥戴李煴为权监军国事，并开始为其正式称帝做准备。宰相萧遘虽然不赞成此事，但由于一时无法制约朱玫，只好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朱玫让他起草拥立李煴的册文，萧遘以年老文思枯竭为借口拒绝起草。朱玫遂又命兵部侍郎郑昌图起草册文，郑昌图没有拒绝。四月六日，李煴接受了册文，任命朱玫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朱玫等遂将李煴送回长安。在长安李煴拜郑昌图为宰相兼判度支、盐铁、户部等三司，把财政大权全部交给了郑昌图。在河中的朝廷官员们见已经拥立了新人，遂在崔安潜的率领下向李煴上笺，祝贺其受册。五月，朱玫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宰相萧遘为太子太保，命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以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同时还给各藩帅加官晋爵，以取悦于诸藩镇。又派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谕河北，户部侍郎杨陟宣谕江淮诸藩镇。接受李煴之命的藩镇已占十分之六七，高骈还奉笺劝进，希望李煴早日正式登基。
当这些消息传到兴元后，僖宗君臣顿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田令孜见大势已去，而且深知自己已为天下人所唾弃，为了自保，遂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任为西川监军，跑到成都投靠陈敬瑄去了。
这一时期各地贡赋多入于长安，兴元缺少钱粮，卫士人心动荡，僖宗除了哭泣竟也拿不出一点办法。宰相杜让能认为杨复恭家族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关系密切，劝僖宗以杨复恭的名义派人出使河中，劝王重荣顾全君臣大义。王重荣果然听命，上表献出绢十万匹，并表示愿意带兵讨伐朱玫。李煴派人通告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告知受册之意。李克用得知这一切都是出自朱玫的主意，大怒，其大将盖寓对他说：“皇帝迁播，天下人皆归咎于我，不如兴兵讨伐朱玫，迎回圣驾，以洗前咎。”李克用也赞同此议，遂囚禁了李煴派来的使者，发布檄文，告知邻道，并发兵三万，讨伐凶逆。
当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朱玫共同商议拥立李煴，后来朱玫自任侍中，专擅权柄，引起了李昌符的愤怒，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上表于兴元，表示臣服于僖宗，僖宗遂加封其为检校司徒。这样一来，形势又为之一转，从而使僖宗再次看到了复兴的曙光。
六月，僖宗任命杨复光的养子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使、京畿制置使，率兵二万出金州（今陕西安康），与王重荣、李克用共同讨伐朱玫。但实际上王、李二人并没有马上出兵，杨守亮孤军又不敢深入，这样就给了朱玫喘息的机会。这年十月，他奉李煴在长安正式即皇帝位，遥尊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十二月，杨复恭传檄于关中，声称能得朱玫首级者授节度使之职。朱玫部下大将王行瑜在前线战败，担心受到制裁，又见朱玫势力日渐衰落，知其终究难成大事，遂率所部军队返回长安，擒杀了朱玫，同时杀死其同党数百人。长安城中大乱，士民被烧杀者不计其数。
李煴在裴澈、郑昌图等人的奉迎下，率百官二百余人逃往河中，投奔王重荣而去。王重荣假装表示愿意奉迎，待其到达后，执而杀之，从官被杀者过半，裴澈、郑昌图等人被囚禁。然后又将李煴首级送到兴元，向僖宗请功。这场动乱至此总算结束了，僖宗又一次转危为安。
光启三年（887）三月，僖宗下诏诛杀了萧遘、裴澈、郑昌图等一批朝臣，还要处死追随李煴的其他朝官，后经杜让能的一再劝说，才避免了大批人头落地。同时，又下诏免去了田令孜的一切官爵，发配到边远地区，但由于其依靠陈敬瑄，并不从命，朝廷也无可奈何。
不久，僖宗回到了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担心皇帝回到长安后会再次追究他的罪责，遂以长安宫室被毁，需要修葺为由，将僖宗留在了凤翔。僖宗在凤翔并没有得到丝毫的安宁，这年六月，杨复恭养子、护驾的天威都头杨守立与李昌符争道，双方部下互相殴击。当夜，李昌符率兵焚烧行宫，被杨守立击败，遂逃往陇州（今陕西陇县）。僖宗命武定节度使李茂贞率军讨伐李昌符，迫使陇州刺史薛知筹杀了李昌符全家。李茂贞遂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从此他以此为基地，逐渐扩张势力范围，开始了唐末称霸的战争。
光启四年（888）初，就在长安宫室已经修葺得差不多，返回长安指日可待之时，唐僖宗却患上了重病。二月十四日，皇帝病危，于是只好匆匆动身急返京师。二十一日，终于回到了长安，并于次日宣布大赦，改元文德。三月六日，僖宗驾崩于灵符殿，终年二十七岁。
五、寿王即位与杨复恭专权
（一）昭宗是如何当上皇帝的
唐昭宗李杰是唐僖宗之弟，唐懿宗的第七子。他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大明宫，其母王氏出身微贱，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死去了。李杰在六岁时被封为寿王，长期住在十六宅内。少年时的李杰非常喜欢读书，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颇有造诣。那时，僖宗皇帝经常到十六宅来玩，他平易近人，一点都没有皇帝的架子，与兄弟相处甚欢，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
寿王的诗歌写得很好，关于他与臣下作赋吟诗的记载也较多。在音乐方面，他能够谱曲填词，史籍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不少，有时甚至谱曲与臣下共乐。他在即位前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与其兄
唐昭宗像僖宗一起逃亡西蜀，对乱世艰难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为此他对练习击技射箭也颇有兴趣，尤以射术最精，曾亲自操弓箭，一箭便射下了一只秃鹙。
其兄僖宗死时，没有留下遗诏指定继承人。僖宗虽然也生有二子，但由于年纪尚幼，所以不为宦官、朝臣所看好，大家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拥立长君。在懿宗诸子中，僖宗排行第五，吉王李保排第六，寿王李杰仅排第七。当时朝官普遍认为吉王最贤，年纪也较寿王为长，因而倾向于立其为帝。但是宦官们尤其是权势最大的杨复恭却反其道而行之，朝官倾向吉王，他就偏偏要立寿王。
文德元年（888）三月五日，僖宗处于弥留之际，杨复恭遂做主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右神策中尉刘季述奉命把寿王从十六宅迎到了少阳院，在这里接受了以宰相为首的朝官的参见。次日，僖宗死，寿王即位，史称唐昭宗，当时他二十二岁，并更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
由于是杨复恭定策拥立昭宗，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与昭宗闹翻，在和别人的信中大骂说：“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旧唐书·宦官列传》）他自称“定策国老”，称昭宗是自己的“门生”，其狂傲如此。
（二）杨复恭与昭宗的斗争
唐昭宗在藩邸时，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想法，只是在跟随僖宗逃亡避难期间，由于缺乏人手，这才令他参与朝政，并掌管随侍禁卫。然而昭宗却与其兄不同，并非碌碌无为之辈，他对僖宗朝的政治乱象洞若观火，深知宦官专权乱政之弊，加之他经常研读经史，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使他认识到大唐的衰落与宦官专权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复恭自从拥立昭宗以来，自以为功大，洋洋自得，视昭宗为门生，以座主自居，专断朝政，毫无人臣之礼。他任枢密使时，就在宰相的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唐制，宰相处理百司公事，有堂帖、堂案两种公文。关于这两者的区别，《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可见堂案是宰相处理地方事务的公文，堂帖是处理在京各部门事务的公文。所谓堂状，便是对这两种公文的统称。宰相所处理的公事重要的还要报皇帝裁决，皇帝往往在其上贴上黄纸，写上最后的裁决意见，谓之“帖（贴）黄”。杨复恭直接在堂状上贴黄，指挥公事，其权势不仅凌驾于宰相之上，而且也侵削了皇帝的部分权力，这使得昭宗难以忍受。
杨复恭不仅专断朝政，而且还以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身份控制了禁军兵权。他收养了大批假子，任命他们担任禁军将领、节度使，号“外宅郎君”。天下诸镇的监军使中也多由其假子充任，据说共有六百余人，势力之大，空前绝后。杨氏家族还与当时最强大的藩镇之一 ——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关系密切，所有这一切都是田令孜所不能比拟的。
昭宗即皇帝位以来，志在恢复祖宗旧业，他厉行节约，注意纳谏，提倡儒学，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故旧史称：“帝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命浸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旧唐书·昭宗本纪》）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他大都与宰相商议，而不大理会宦官的意见，使得杨复恭非常气愤。
杨复恭还妄自尊大，上朝时乘肩舆入宫，直至太极殿方才下舆，这种行为都是唐朝制度所不能允许的。有一次昭宗与宰相谈到四方反叛者，孔纬说：“陛下左右就有反叛者，何必言及四方呢？”昭宗急问是谁。孔纬指着杨复恭说：“复恭陛下家奴，乃肩舆造前殿，多养壮士为假子，使典禁兵，或为方镇，非反而何！”杨复恭回答说：“子壮士，欲以收士心，卫国家，岂反邪！”昭宗反驳说：“卿欲卫国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资治通鉴》卷258）杨复恭哑口无言，无法对答。
国舅王瓌颇居中任事，引起了杨复恭的不满，他决定先对其下手，杀鸡给猴看，震慑其他朝臣。杨复恭奏请昭宗将王瓌任命为黔南节度使，当他行至吉柏江时，暗中派人将其所乘之船颠覆，致使王瓌死于非命。昭宗为此愤愤不平，痛恨杨复恭胆大妄为，但是由于杨的养子天威军使杨守立勇冠诸军，且统领禁军，人皆畏惧，担心对杨复恭采取行动会引起杨守立的作乱，只好暂时隐忍不发。为了分化杨复恭的势力，昭宗采取了收买的办法，他将杨守立召入宫中，厚加赏赐，并赐姓李，改名顺节。命他随侍皇帝左右，不久又授其为天武都头、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但暂不莅任，并且掌管六军管钥。李顺节得到皇帝的恩宠，得意非常，每与杨复恭争权，并且告发了杨复恭所做的种种坏事。昭宗的这一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加强了对禁军的控制，而且还极大地削弱了杨复恭的势力。
大顺元年（890）四月，传来了一个令昭宗感到非常振奋的消息，即实力强大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朱全忠与李匡威、赫连铎等的联军打得大败，其大将安金俊战死，另一员大将石君和遭擒，申信被迫投降了敌方。此事使昭宗异常兴奋，他对李克用没有好感，而且对李克用与杨氏家族的关系非常反感。于是在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等人的一再请求下，昭宗决定派宰相张濬率禁军五万，与这些藩镇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李克用。希望在击败李克用后，再回过头来收拾杨复恭等宦官势力。但是战争的进程并非如昭宗所愿，官军反倒被李克用打得大败，损失非常惨重。只好将主战的宰相孔纬、张濬贬官，以便向李克用有一个交代。杨复恭想借李克用之手迫使昭宗处死两人，另一强大藩镇朱全忠却上表为之诉冤，昭宗有了朱全忠的出头，遂放过了两人，从而使杨复恭非常恼怒，与昭宗之间的仇恨更加不可调和。
（三）杨复恭集团的败亡
大顺二年（891）八月，昭宗下诏解除了杨复恭的观军容使、神策中尉的官职，命其到凤翔去任监军。杨复恭对昭宗此举十分气愤，不肯从命，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致仕归家。昭宗对这样的请求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同意，令其以上将军的身份致仕。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昭宗还于九月初派使者到其家中宣读诏书，赐以几杖，让其安心养老。但是在使者返回途中，杨复恭却派心腹将其杀害，总算稍稍出了一口恶气。
这年十月，杨复恭闲居在家，心中烦闷，其养子玉山军使杨守信便经常到家中探望，以解其闷。杨复恭在长安的家位于昭化里，距玉山军营不远，杨守信经常往来杨复恭处，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并且报告昭宗说二人密谋造反。昭宗正要找借口铲除杨复恭，一听此言，马上命令天威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统率所部禁军攻打杨宅。因为长安城中杨复恭党羽甚多，为了以防万一，昭宗升安喜楼，严兵守卫。杨复恭当然不愿束手就擒，率其家丁与李顺节等对抗，杨守信闻讯也率玉山营兵前来助战，双方一时相持不下。次日凌晨，战斗仍在继续，守卫含光门的禁军见城中大乱，想乘乱抢掠两市财物。宰相刘崇望斥责说：“天子在街东亲自督战，你们皆宿卫之士，应当杀贼立功，不要贪图小财，自取恶名。”于是这些士兵也赶赴杨宅参战。杨守信部下见禁军兵力增加，自知不敌，溃散而逃。杨守信保护杨复恭杀出通化门，向兴元府逃去。兴元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节度使是杨复恭从弟杨复光的养子杨守亮。杨复恭到达兴元后，遂指使杨守亮与其养子武定节度使杨守忠、龙剑节度使杨守贞、绵州刺史杨守厚以及杨守信等杨氏子弟联兵造反，与朝廷公开对抗。
大顺三年（892）正月，昭宗大赦天下，改元景福。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联合邠宁王行瑜、华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等共同上表，请求皇帝下诏讨伐山南西道，并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其真实目的是想借机觊觎山南地区。对于李茂贞等人此举，昭宗及朝廷大臣早已洞察于心，认为李茂贞如得山南，将更加跋扈难制，于是下诏和解。李茂贞不从，擅自兴兵，昭宗无法约束，只好授予他招讨使的头衔，这样李茂贞便有了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
乾宁元年（894）七月，在李茂贞、王行瑜强大兵力的攻击下，杨复恭及杨守亮等屡战屡败，无力据守山南，遂放弃了兴元，前往河东，想去投靠李克用。当这一行人路经华州时，被韩建擒获。韩建本为田令孜养子，田令孜失势后，被杨复恭贬到华州任刺史。当韩建擒获杨复恭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待朝命，当即处死了杨复恭与杨守信，将杨守亮等人押送长安，被昭宗下令处斩。杨复恭的另一养子杨彦博为其收尸安葬。
由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杨氏家族关系密切，后来他上表为杨复恭申诉，要求昭雪平反。昭宗畏惧李克用的强大势力，无奈之下颁诏恢复了杨复恭的官爵，等于又为其平了反。
六、昭宗出幸华州
（一）李茂贞进攻京师
李茂贞，本名宋文通，深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早年为博野军军人，唐僖宗时，博野军被调到京师宿卫，屯于奉天，宋文通也随之到了关中，并且逐渐升任为队长。在与黄巢义军的战斗中有功，升任神策军指挥使。后来他又认田令孜为养父，改名田彦宾。在僖宗出幸兴元中，他护驾有功，被赐姓李，改名茂贞，并且升任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节度使，后又改任凤翔节度使，封爵陇西郡王。
随着李茂贞地位的不断提高，其野心也在不断膨胀，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由于凤翔距京师长安颇近，使得他有条件凭借实力干预朝政。面对李茂贞咄咄逼人之势，昭宗非常气愤。李茂贞驱逐杨守亮，攻占了山南地区后，遂向昭宗请求兼领山南西道节度使。昭宗当然求之不得，希望他早日离京城远一点，立即下诏任命他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同时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代替他为凤翔节度使。昭宗还担心李茂贞不会轻易就范，也做好了武力解决的准备。
早在杨复恭被驱逐出京师后，昭宗就借故除去了李顺节，由于他对宦官、武臣都不相信，为了能够把禁军兵权牢牢地控制住，只好依靠皇家子弟。他先后将原禁军将领曹诚、李、孙惟晟、陈佩等调到外地任节度使，然后再将宗室诸王安插到禁军中，由他们掌控禁军兵权。
李茂贞本来就没有放弃凤翔的打算，他要求兼领山南西道节度使，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地盘。因此，在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些都是宰相杜让能的主意，遂写信大骂杜让能。昭宗见李茂贞如此跋扈，敢于公然辱骂宰相，蔑视朝廷，遂召集群臣商讨出兵讨伐李茂贞。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李茂贞知晓了，他又直接上书昭宗，对皇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昭宗忍无可忍，决心讨伐李茂贞。杜让能认为目前朝廷军力薄弱，根本不具备讨伐李茂贞的能力，且凤翔距长安太近，万一出师不利，后悔就来不及了。他出面苦劝昭宗不可意气用事，昭宗不听。朝廷将要出兵的消息很快就在京城传开了，许多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往山谷。面对此情此景，昭宗非但不改变主意，反而任命嗣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率禁军三万护送徐彦若往凤翔赴任，与李茂贞开战。
景福二年（893）九月，李嗣周率军驻扎在长安以西八十里的兴平县，李茂贞与静难军节度使王行瑜率军六万在盩厔布防，兵力超过了禁军的一倍，而且多为久战之兵，禁军则为新招募的市井少年，未经训练和战阵的磨炼，战争还没有开始，结果便可预知了。同月十七日，李茂贞军向禁军发动进攻，未经交手禁军便望风而逃。李茂贞军乘势兵临长安城下，上书昭宗要求处死杜让能。杜让能见凤翔兵已临城下，形势危急，只好向昭宗请求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自己身上。昭宗明知杜让能冤屈，也只好委曲求全，先将杜让能贬为梧州刺史，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并处死了观军容使西门君遂、枢密使李周潼、段诩等人。但李茂贞仍不依不饶，非要将杜让能置于死地，声称不杀杜让能绝不退兵。在这种情况下，昭宗只好处死了杜让能，又赐其弟户部侍郎杜弘徽自尽。李茂贞兴兵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地盘，壮大势力，仅处死杜让能等人自然不能使其满意，于是昭宗又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这样便使李茂贞尽有凤翔、山南、洋、陇、秦等十五州之地。
从此以后，李茂贞、王行瑜等频频干预朝政，朝廷之事无论巨细皆要秉承李、王二人之意，在朝官、宦官中也多有依附于二镇者，李、王二人俨然成为李唐王朝的太上皇。
（二）昭宗出幸华州
乾宁二年（895），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王氏家族子弟为了争夺节度使之位发生了内讧，并且使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藩镇李克用、朱全忠也卷入进来，从而引起了一场政治军事纷争。王重盈死后，三军拥立王重荣之子行军司马王珂为节度留后，王重盈之子保义节度使王珙、绛州刺史王瑶举兵攻打王珂，声称王珂不是王氏子弟。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支持，王珙还联合了朱全忠，取得了他的支持。王珂一边上表自辩，一边向其岳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援。
面对这种局面，昭宗自知朝廷无力左右局势，只是派人和解，避免卷入其中。王珙上表请求朝廷任命他为河中节度使，昭宗不愿受制于人，也不愿开罪王珙及其背后的朱全忠，遂任命朝臣崔胤为河中节度使。当李克用为王珂求情的表章到达长安后，昭宗又改任王珂为河中节度使。王珙见求助于朱全忠无效，于是便转而求助于距京师更近的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三镇。三镇联合上表说王珂非王家的后代，请求将王珂移镇于陕州，改由王珙镇守河中。昭宗因已答应了李克用的请求，故拒绝了三镇的奏请，李茂贞、王行瑜等表示非常不满。
这三人对昭宗的怨气越来越大，遂各率数千精兵入京，图谋另立吉王李保为帝。昭宗登上安福门接见了他们，并义正词严地责问说：“你们事先不奏请，就突然率兵入朝，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不想辅佐朕，朕即刻退位！”三人没有料到昭宗会如此镇定，一时无言可答，只有韩建含含糊糊地说是为了清君侧云云。李茂贞等此行虽然没有达到迫使昭宗退位的目的，但却诛杀了他们一贯反感的宰相韦昭度、李溪以及枢密使吴承泌、康尚弼等人。他们还迫使昭宗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改任王珂到同州。后来听说李克用已经召集兵马，准备渡河来到京师为其女婿王珂主持公道，这才急忙返回本镇，王行瑜与李茂贞各留了两千人马在京师。
这年六月，李克用率蕃汉大军南下，声称讨伐李茂贞等三镇胁迫朝廷、杀害大臣之罪。李克用大军很快攻下同州，逼近京师。在这一时期宦官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他们纷纷各自投靠强大的藩镇，以保持既得的利益。宦官们见李克用已经逼近，便纷纷提出让皇帝避难于他们各自投靠的藩镇去。七月五日，王行瑜与李茂贞留在京师的军队为了抢夺皇帝而攻打皇宫，长安城中一片混乱。虽然没有抢夺成功，但却四处流传着王行瑜、李茂贞要亲自来长安劫持皇帝的流言。为了不被王、李二人劫持而去，昭宗在禁军的护卫下出城向南山逃窜。几天后昭宗见王、李二人并未来到长安，这才稍稍安心，然后派人到李克用军中，要求他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一面派军队保护皇帝，一面进军攻打王行瑜、李茂贞。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李克用的对手，便把责任全部推到王行瑜身上，并向李克用求和。昭宗见李茂贞屈服，他也不愿李克用势力过分壮大，遂赦免了李茂贞，命令李克用全力攻打王行瑜。
不久昭宗也回到了长安，但宫室残破，市场萧条，昭宗只好临时居住在尚书省。再说李克用大军势如破竹，王行瑜抵挡不住，逃入邠州城内，遣使向李克用求和。李克用不理，王行瑜无奈，只得弃城逃跑，逃到庆州时被部下所杀，首级送到了京城。李克用获胜后，昭宗为了赏功，大封其诸子及部下众将。李克用要求乘机灭掉李茂贞、韩建，昭宗虽然痛恨两人，但却担心两镇亡后沙陀势力更加强大，不如留下来还能有个互相牵制，所以始终不同意对两镇用兵。昭宗不仅如此，还不许李克用入京觐见，李克用不愿留下胁迫皇帝的话柄，遂率军返回了河东。李克用走后，李茂贞又恢复了往日骄横之态。
昭宗回到长安后，在神策两军之外又组建了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共招募了数万人，此外嗣延王李戒丕、嗣覃王李嗣周又自行招募数千人。对于朝廷加强军事力量的举动，李茂贞非常不安，认为这是为讨伐自己做准备，于是扬言要率军入京诉冤。昭宗遂命诸王分率诸军布防于长安以西，李茂贞认为这是讨伐自己的举动，说：“臣无罪被讨，当率军入朝请罪。”昭宗一面派人向李克用求救，一面加紧军事准备。
乾宁三年（896），李茂贞军逼近长安，禁军战败，李戒丕见情况危急，遂劝昭宗移驾河东，投靠李克用。当昭宗行至渭北时，华州节度使韩建遣其子韩从允面见皇帝，请求移驾华州。昭宗不允。韩建再三请求，昭宗只好答应，并派人请韩建到富平当面商议移驾事宜。韩建见到昭宗后，态度非常诚恳，他说：“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贞。陛下若去宗庙园陵，远巡边鄙，臣恐车驾济河，无复还期。今华州兵力虽微，控带关辅，亦足自固。臣积聚训厉，十五年矣，西距长安不远，愿陛下临之，以图兴复。”（《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以为韩建出于真心，遂决定暂时移驻华州。其实这一时期的诸镇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不仅韩建如此，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也请求移驾江淮，割据于西川的王建则请皇帝移驾成都。
由于昭宗寄人篱下，宰相不敢任事，皆视韩建的意志为意志。韩建控制了皇帝后，遂传檄于诸道，要求把贡赋钱粮输送到华州。李克用得到檄文后，叹息说：“去年听我之言，岂有今日之患！”又说：“韩建为李茂贞张目，弱皇室，不为李茂贞所擒，必为朱全忠所掳。”由于这一时期李克用在河北、山东一带与朱全忠作战失利，一时无力勤王，只是虚张声势，声言与邻道将发兵入援，其实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昭宗初到华州时，韩建还是比较恭敬的，时间一长就露出了跋扈藩镇的真实面目，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频频干预朝政，因不喜欢宰相崔胤，遂逼迫昭宗罢去了崔胤的相位。崔胤为了继续能够留在朝廷，便向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求救，并劝其营建洛阳宫室，把皇帝迁到洛阳去。朱全忠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可以就近控制皇帝，于是一面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一面要求恢复崔胤的相位。朱全忠是强镇，韩建当然非常惧怕，他遂请昭宗恢复崔胤的宰相之位，给朱全忠一个面子，同时让昭宗抚谕朱全忠，表示不愿迁都洛阳。朱全忠此时正忙于东方的战争，无暇西顾，崔胤既然是自己所保，也就等于在朝中找到了一个代理人，遂不再提迁都的事了。
昭宗心里很明白，只要自己一日不回到长安，天下各大藩镇就不会放弃对朝廷的控制，请求迁都的建议就会不断提出。于是他加紧了备战，希望能够击退李茂贞，收复长安。由于藩镇多不可靠，昭宗寄希望于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禁军，并交给诸王统率。昭宗到华州时，禁军也随同来到华州，虽然军事力量并没有加强，但亲王典军的局面仍然如故。这就使得韩建感到不安，为了消除威胁，他加紧了密谋，打算解散禁军，铲除诸王，使皇帝完全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这样即使昭宗想移驾别处，也不可能做到了。
乾宁四年（897）正月，韩建上奏说：“有人密告说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密谋要杀害我，并劫持陛下到河中去。”昭宗阅罢奏章，非常惊慌，他知道这是韩建要找杀害诸王的借口，于是派人召其入行宫，当面调解，韩建称病不来。他又命诸王到韩建府上说明情况，韩建也躲着不见，却向昭宗又上了一个奏章，提出为了避免嫌疑，应该令诸王回到十六宅，交出兵权，好好读书，陛下也应该解散禁军，一切安全事务由臣负责。与此同时，韩建还出动军队包围了行宫，逼迫昭宗同意自己的要求。昭宗无奈，只好下诏解散禁军，诸王返回十六宅，武器装备全部交给韩建收管。
罢去了诸王兵权，解散了禁军，韩建还不罢休，他还要解散皇帝身边的一切武装，遂又提出将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皇帝亲军全部解散。昭宗只好按其意思将这两万多人也放归田里，并且将忠于昭宗的禁军将领李筠杀害。经过这样一番变动后，昭宗已经没有一兵一卒的保护，成为随时都可以任人宰割的俎上之肉、阶下之囚。即使到了这种程度，韩建仍不罢休，必欲把诸王诛杀殆尽方才称心如意。他上书昭宗要求对诸王严加管束，迫使皇帝囚禁了诸王。八月，韩建得知李克用不能发兵到关中来的准确消息后，遂放心大胆地对诸王下手了。他与枢密使刘季述矫诏，发兵包围了十六宅。诸王闻讯披头散发，惊慌失措，有的爬上墙头，有的登上屋顶，大声呼喊皇帝救命，实际上昭宗已无能为力了。韩建将通王、沂王、济王等十一王全部赶到华州城西的石堤谷，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又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之臣孙偓、朱朴等贬逐出朝，使昭宗成为孤家寡人。
光化元年（898）正月，昭宗下罪己诏，赦免了李茂贞的罪过，恢复其官爵。李茂贞得知朱全忠正加紧修建洛阳宫室，准备入关中迎接圣驾，非常恐惧，于是上表愿意修复长安宫室，迎请皇帝回京。韩建的实力不如李茂贞，虽然不愿意让昭宗离开华州，但事出无奈，只好表示愿意送皇帝返京。为了对付朱全忠，李、韩二人又派人结好于李克用，得到了李克用的赞同。于是他们紧急派人赶修长安宫室，并要求诸道出钱出人，共同帮助，尽快修复被战火毁坏的宫室。修缮完毕后，韩建亲自前往验收。这年八月二十二日，唐昭宗终于结束了流亡的生活，自华州启程，于二十五日回到了长安。
七、刘季述幽废昭宗
唐昭宗回到长安后，意志消沉，先前那种重振大唐雄风的壮志早已不复存在，他深深地知道，政权的衰亡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了。
尽管朝廷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但朝廷内部的南衙北司之争却依然如故，就斗争的激烈程度而言丝毫不减当年，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使他们双方都不得不借助于藩镇的力量，宰相崔胤为首的朝官集团以朱全忠为靠山，而宋道弼、景务修、刘季述为首的宦官们却以李茂贞为后台，实际上他们都只是不同藩镇在朝廷中的代言人而已。
光化三年（900）二月，宦官们放风说宰相崔胤与朱全忠勾结，图谋铲除宦官，专擅朝政。昭宗虽然痛恨宦官乱政，但出于对跋扈藩镇的畏惧，更担心朝官与他们勾结干预朝政，于是便把崔胤贬为清海节度使，赶出了长安。崔胤不愿出京，便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受到另一宰相王抟与宦官的排挤。朱全忠马上上书昭宗，称崔胤不能离开辅弼之地，王抟与宦官勾结，将危及朝廷。昭宗不敢得罪朱全忠，只好又把行至中途的崔胤召回京师，重新任命为宰相，同时罢免了王抟的官职，将宋道弼、景务修流放边远之地，接着又下诏处死了三人。从此，崔胤专制朝政，权势熏天，无人敢与之相争。
昭宗外受制于强藩，内困于朋党之争，意志消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每日沉湎于酒色，只要一提到外事就心烦意乱，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右拾遗张道古上书指陈时弊，昭宗一改往日鼓励进谏的作风，马上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昭宗喜怒无常，借酒浇愁，时常因小事而责罚甚至杀死身边的小宦官、宫女，弄得宫中人人自危。
昭宗草菅人命、胡乱杀人的作风终于招来了祸患。宦官们见宋道弼、景务修被处死，又见皇帝信任朝官，疏远宦官，感到危机日益严重。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与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密谋，打算乘皇帝消沉之机拥立太子为皇帝，尊其为太上皇，然后投靠李茂贞、韩建等藩镇，将可以处于不败之地。
这年十一月，昭宗与侍卫们在禁苑中狩猎，获得了许多猎物，昭宗在禁苑大摆宴席，君臣们一直狂饮到半夜方才罢宴。昭宗饮得大醉，心情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加烦躁，又一次挥剑杀掉了几个小宦官和宫女，然后才昏昏睡去。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昭宗尚未酒醒，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遂去找宰相崔胤，对他说：“宫门此时尚未开，一定有变，我是内臣，可以先入宫看看。”于是率禁军千人入宫，看到昭宗又一次酒醉杀人，遂对崔胤说：“主上所为如此，如何能治理天下？应当废昏立明，为了社稷大计，也顾不得许多了。”崔胤手中没有军队，无法与宦官抗衡，他知道如果硬行阻止定遭杀身之祸，遂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然后刘季述以崔胤等人的名义写好了联名状，请太子监国。崔胤与百官不敢违抗，一一在上面署了名。昭宗当时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刘季述做好了一切准备后，率兵伏于宣化门外，然后率十余人入宫请求面见昭宗。刘季述等人刚刚登殿，在宣化门的将士便大声呼喊着冲进宫来，见人便杀，直至思政殿前。昭宗突见士兵杀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惊失色，跌落在床下，又赶紧爬起来想要逃走。这时刘季述赶来，令其坐下。有宫人急忙跑入后宫，报告了皇后。皇后出来请刘季述不要伤害昭宗，一切事情由他做主。刘季述拿出百官的联名状，对昭宗说：“陛下厌倦大宝，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保颐东宫。”昭宗说：“昨与卿曹乐饮，不觉太过，何至于是！”刘季述却把责任推给了朝官，说：“此非臣等所为，皆南司众情，不可遏也。愿陛下且之东宫，待事小定，复迎归大内耳。”（《资治通鉴》卷262）刘季述命宦官将昭宗与皇后扶送到少阳院关押。刘季述面对昭宗，以银杖画地说：某年某日，你不听从我的劝告，历数了昭宗数十道所谓罪名。昭宗无言以对。昭宗住在少阳院，身边仅有十余人服侍，院门紧锁，以锡汁将锁孔熔固，又命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把守少阳院，禁止一切人看望。
然后刘季述矫诏立太子为皇帝，尊昭宗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改昭宗居住的少阳院为问安宫。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刘季述为百官加官晋爵，同时又杀死昭宗之弟睦王李倚。凡昭宗宠信的宫人、随从、方士、僧人、道士，皆被杀害，每夜杀人，白昼以十车载尸而出，一车仅载一两尸，欲以立威。刘季述还想杀死宰相崔胤，因为畏惧朱全忠而作罢，仅免了其所兼任的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皇帝被囚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朱全忠正在河北前线指挥作战，听到消息后返回汴州。这时刘季述派来的其养子刘希度也来到了汴州，表示愿意将唐朝社稷献给朱全忠，接着又派供奉官李奉本送来了伪造的太上皇（即昭宗）诰命。朱全忠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对待才好，于是便招集幕僚商议对策。其重要幕僚李振劝道：“皇室有难，这正是建立霸业的最好时机。刘季述不过是一宦竖，竟敢囚废天子，如果公不能讨伐，何以令天下诸侯！且太子年幼，大权尽归宦官，后果不堪设想。”朱全忠此时已经击败了李克用，在天下藩镇中势力最为强大，一时无人能与之抗衡，所以他的态度对此事的结果影响极大。朱全忠虽然有称帝的野心，但此时时机尚不成熟，为了争取人心，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握好此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他听从了李振的建议，决定先囚禁刘希度和李奉本，然后派李振入长安探听消息。李振从长安回来后，向朱全忠报告说京师人心不稳，建议他匡复皇室，帮助昭宗复位。朱全忠遂派亲信蒋玄晖到长安，与崔胤商议准备恢复昭宗的帝位。
太子自即位以来，天下藩镇皆持观望态度，没有贺表送达，使得宦官们更加惶恐。加上右军中尉王仲先为了追查军中隐没的钱谷，每天吊打拷问嫌疑者，搞得军中将士人人自危。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自从昭宗被囚禁以来心中愤愤不平，崔胤得知这个情况后，派人与他秘密接头，并劝他铲除阉党，建功立业。孙德昭只是一个军人，对于国家大事本不敢干预，当他得到宰相崔胤的支持后，不觉胆气大增，于是又联合了右军将领董彦弼、周承诲一起行动。这年除夕之夜，他们率兵埋伏在安福门，准备在宦官们上朝之时下手。
天复元年（901）正月初一清晨，右军中尉王仲先首先来到安福门，被孙德昭杀死。然后孙德昭便赶到少阳院迎接昭宗。昭宗自从被囚禁以来，衣食不周，连写字用的纸笔都不供给，隆冬时节，一同被囚的公主冻得号哭不止，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孙德昭一行来到少阳院时，大声呼喊昭宗出来面见将士，可是皇后并不相信，直到孙德昭把王仲先的人头掷到院中后，方才命宫人推倒门扇，与昭宗一同从少阳院中走了出来。这时崔胤已经率百官赶到，大家共同拥戴昭宗驾御长乐门楼，拜舞称贺。不久，周承诲擒刘季述、王彦范赶到，昭宗刚刚责问几句，二人就被军士们乱棍打死。参与囚禁昭宗的宦官有的闻讯自杀，有的被抓来处死，共杀死大宦官及其同党二十余人。
因为太子是被宦官胁迫的，所以昭宗免去其罪，命其仍回东宫居住，降为德王。授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赐姓名李继昭；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姓李，并同平章事，时人号为“三使相”。此三人所任的节度使皆为遥领，并不莅任，因此仍留在京师统领禁军。崔胤因此功加授司徒，固辞不受。朱全忠见昭宗复位已经成功，遂将刘希度、李奉本等押送回京师，被昭宗下诏处斩。
这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地度过了，但是更大的风波还在等待着残破的李唐皇室。
八、李茂贞劫持皇帝
崔胤此次铲除宦官，使昭宗再度复位，得到了皇帝的极大信任，但却与宦官结下了深仇大恨。他原来设想铲除这些宦官后由自己掌握禁军兵权，却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而未能如愿，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情况，他便想借助藩镇的兵力挟制宦官。他与李茂贞商议，留下一部分凤翔军队在长安，李茂贞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便派其养子李继筠率兵三千进驻长安。有了这三千人的军队，崔胤自以为有了军事靠山，遂急于对宦官下手。
为了削弱宦官势力，他下令收回了被宦官控制的部分财权，主要是收回了酒曲专卖权，规定自天复元年（901）七月后，两军所造酒曲不得再卖，允许卖酒者自造曲，只要向朝廷缴纳榷酤钱即可。此举不仅剥夺了宦官掌控的财权，同时也侵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从而引起了李茂贞的不满。李茂贞上书论列不已，又入朝当面陈奏。宦官韩全诲乘机拉拢李茂贞，商议对策，崔胤见势不妙，遂加紧与朱全忠的勾结，互通信息，以对抗宦官与李茂贞。
崔胤与宦官们的这种对立情绪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翰林学士韩偓就多次劝告崔胤，希望他不要急于铲除宦官，急则生变，何况也不可能把宦官全部杀光，宫中生活还需要有一些小宦官承担。崔胤不听。他屡次催促昭宗尽诛宦官，以宫人代替宦官，掌管宫中各类事务。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宦官们的耳中，韩全诲马上面见昭宗，哭诉求哀。昭宗遂通知崔胤以后有事，应密封表章以奏，不要口头进奏。但是宦官们却找来了几个通晓文字的美女送到宫中，安置在昭宗身边，于是崔胤之密谋尽为宦官所知，而昭宗却毫无觉察。
韩全诲等与其他宦官聚集在一起，痛哭流涕，相互诀别。为了自保，他们日夜思谋如何铲除崔胤之策。当时崔胤兼领三司使，主管财政，韩全诲遂唆使禁军向昭宗喧闹，诉崔胤擅自减少冬衣之赐。昭宗无奈，只好免去了崔胤所兼的盐铁使一职，以缓解压力。当时李茂贞与朱全忠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李茂贞想把皇帝迁到凤翔，朱全忠想把天子移至洛阳。崔胤见此状况，知道自己诛杀宦官的密谋已泄，遂紧急向朱全忠写信，称受密诏令其出兵以迎车驾，且说如果来迟则凤翔必先迎驾，必将挟天子之命号令天下诸侯讨伐于您。朱全忠得信，决定发大军向长安进发。
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得知朱全忠将要进军的消息后，害怕被诛杀，遂与禁军诸将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李继筠等深相结，打算出动禁军挟制皇帝，唯李继昭不肯从。这年八月的一天，昭宗问翰林学士韩偓道：“外面有何消息？”回答说：“听说宦者们忧惧被诛，已经与禁军将领交结，可能有所行动，但不知此事确实否。”昭宗说：“此话不虚，近日朕见李继诲、李彦弼等语渐不逊，使人难以忍耐。有人建议朕召见崔胤及韩全诲于内殿，置酒为之和解，你看如何？”韩偓说：“此辈如此狂悖，恐怕无益。”昭宗又询问如何对待。韩偓建议把其中为首的数人速加贬逐，余者许其自新，也许可以平息事端。昭宗遂把宦官中的一些人或者派其外出监军，或者命其看守皇家诸陵，皆抗旨不行，昭宗一时也奈何不得。
九月，昭宗得知朱全忠大军将要进入关中，担心与李茂贞发生战争，则长安必然再次遭到涂炭，急命韩偓转告崔胤，令其写信给两镇进行调解。然此事如同箭在弦上，岂是一封书信所能阻止的。
十月二十日，朱全忠正式发兵向关中进发。韩全诲得知消息后，急命李继筠、李彦弼率所部军队准备劫持昭宗逃往凤翔，宫中诸门都派禁军把守，严查人员出入。当初崔胤劝李茂贞留李继筠之军在长安，本来是想用来对付宦官，没想到他们反而与宦官勾结，从而造成了很大的祸患。昭宗见此状况，偷偷地写了一封密札托人带给崔胤，请他催促朱全忠尽快进兵，营救自己脱离苦难。二十五日，韩全诲强迫昭宗恢复了枢密使与宰相同议政事的制度。二十九日，李继筠派兵把内库的宝货、帷帐、法物等抢掠一空。韩全诲派人将诸王与宫人秘密送往凤翔。次日，朱全忠的表章传到了长安，请皇帝移驾洛阳。长安民众知道大乱将至，纷纷逃往山谷，诸军也在城中四处抢掠，甚至连百姓的衣裤都被剥去。但是崔胤所居的开化坊却没有遭到抢掠，原因就在于李继昭率所部军队保护了他，于是城中官吏及避乱的百姓便纷纷逃到了开化坊，希望能够暂时安身立命。
韩全诲强迫昭宗迁往凤翔，昭宗不愿，遂命人纵火焚烧后宫，迫使昭宗不得不与皇后、嫔妃等离开宫中，当天夜里便到了距京城六十里的鄠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驾，与昭宗一行人等同路返回了他的老巢凤翔。
朱全忠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他迫使韩建投降后，把韩建另行任命为忠武节度使，将华州据为己有，然后继续向长安进军。由于昭宗西幸凤翔时，以崔胤为首的百官大都不愿前往，留在了长安，这时崔胤急忙派人与朱全忠联络，希望他尽快派军队前往凤翔迎回皇帝。朱全忠入长安后的次日，便与崔胤商议决定立即向凤翔进军。
朱全忠大军在武功击败了李茂贞军，这年十一月二十日到达凤翔，将凤翔城团团围住。李茂贞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登城自辩说：“天子到此避灾，非我劫持而来。”朱全忠劝他早日送出昭宗，免受宦官牵连。朱全忠向西进军时，派出军队将李茂贞在关中的下属诸州大部攻取。西川王建又乘李茂贞势穷之机，派军队进攻其山南西道诸州，将其据为己有。李茂贞虽然是强镇，但却不是最强大的藩镇，此次劫持皇帝本为获取更大的权益，岂知反倒招来祸患，使其势力遭到极大的削弱。韩全诲胁迫昭宗下诏命诸道出兵勤王，结果派出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在中途为驻守金州的昭信节度使冯行袭所杀。请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出兵援救，李克用出兵进攻晋州，欲想牵制朱全忠军，结果被打得大败。自此李茂贞的外援全部断绝，形势更加危急。
李茂贞为了解围，曾亲自率军与朱全忠的汴军在凤翔城南决战，结果战败，损失了一万多人。李茂贞的弟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来救凤翔，也被打得大败而逃。天复二年（902）八月二十日，凤翔兵倾城出动，欲与汴军一决胜负，日暮时分，凤翔兵收兵返城，汴军乘势追击，几乎攻陷凤翔西门，从此李茂贞再也不敢轻易出城作战了。
九月，大雨绵绵，士卒多病，朱全忠召诸将商议退兵。被其部下亲从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所劝阻，并向朱全忠献计诱使李茂贞出城。于是朱全忠派人潜入城中散布汴军多病，全军退走，只留伤病者万余人守营的消息。李茂贞信以为真，夜晚全军出动，偷袭汴军营寨，结果被汴军包围，伤亡殆尽。李茂贞从此闭城不战。汴军在城外挖掘战壕，切断了城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凤翔成为孤城后，粮食及其他物资越发紧缺，城中居民因饥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饥饿的人们甚至以人肉为食，市场上人肉每斤一百文，狗肉每斤五百文。有的人奄奄一息尚未断气就被人割肉以食，甚至有父子相食的惨状出现。昭宗贵为皇帝，生活也极为艰难，李茂贞只能供给一点猪狗肉，皇子、公主及嫔妃只能一天吃粥一天喝汤以度日。后来竟然连汤也供应不上了，昭宗只好拿出一些衣物换回一点豆、麦，在行宫中设小磨，命宫人自磨以供皇帝与皇子、嫔妃食用。每逢大雪天气，凤翔城中便是一片片冻饿而死的尸体，状况非常悲惨。
凤翔城中的这种状况使得城池很难再坚守下去了，人心惶惶，不断有士兵出城投降，甚至连李茂贞的养子李彦洵、李彦韬都先后率部出城投降了。不久，李茂勋坚守的鄜州也被汴军攻破，李茂勋本人投降了朱全忠。至此，李茂贞在关中的地盘除了凤翔孤城外，全部被朱全忠占据了。在这种情况下，李茂贞为了自保，不得不与朱全忠议和，表示愿意奉天子回京，并杀死宦官。凤翔城的士兵每次看见宦官必大骂，把全城生灵涂炭的罪过全部归于他们头上。
天复三年（903）正月二日，昭宗派朝臣与李茂贞的使者一同出城，来到朱全忠的营寨议和。此后，又连续派出两批人议和，以表示诚意。六日，李茂贞背着韩全诲等宦官面见昭宗，表示愿意诛杀宦官，奉车驾返京。昭宗大喜，当即授命收捕韩全诲等宦官及禁军将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全部处死，共计杀死了二十余人。然后命人把这些首级送出城去，拿给朱全忠看。昭宗命崔胤前来调解双方关系，崔胤就是不来，当朱全忠命他来时，他不敢停留，急忙赶到了凤翔。经过谈判，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城门，送出了昭宗一行来到汴军营寨。
朱全忠素服待罪，跪伏在地，泪流满面，昭宗令人将其扶起，好言抚慰，并赐给其玉带。二十七日，昭宗在汴军的护送下，终于又一次回到了长安。
九、朱全忠强迫迁都
昭宗回到长安仅仅数日，崔胤与朱全忠便商议了彻底铲除宦官的问题。由崔胤出面奏请皇帝罢除宦官所任的内诸司使，并且下令召回在诸道监军的宦官。昭宗不敢不从，遂按他们的意思颁布了诏书，将以第五可范为首的宦官七百多人全部集中到内侍省杀死，只留数十名小黄门洒扫庭院。外地监军的宦官命所在地全部处死，除了几个藩镇藏匿了少数宦官没有杀掉外，其余宦官几乎被诛杀殆尽。随着宦官的被诛杀，唐朝存在了一百几十年的南衙北司之争也随之彻底结束了。自此以后，出宫传达皇帝诏命就只好令宫人负责了，而崔胤也如愿地夺得六军十二卫的兵权，尽管这时已没有多少军队可以统领。
朱全忠在击败了一个个强大的藩镇后，自以为羽翼丰满，不再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野心越来越膨胀，开始图谋称帝，夺取唐朝的江山了。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设法剪除皇帝羽翼，他铲除宦官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第一目的达到后，便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朝中的大臣。他利用崔胤为打手，在朝中随意贬逐大臣，安插亲信。他先后将跟随昭宗到凤翔的朝臣三十余人贬逐出京，又留步骑兵万余人于长安，命其子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以统率这些军队，又任命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巡街使，从而使其亲信遍布京城，掌控了不少重要的部门。做好这些安排后，朱全忠这才离京返回汴州。
崔胤与朱全忠虽然有所联合，但是二人的目的却各不相同，朱全忠是为了篡夺政权，而崔胤却是为了专擅朝政，并不希望唐朝灭亡。正因为如此，当二人初步达到各自的目的后，其联合便开始解体了。
面对朱全忠的咄咄逼人之势，崔胤也非常担心，他开始寻求解决办法。崔胤认为如果朝廷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便不会轻易地受制于人，但是他又深知朱全忠绝不会允许朝廷扩大军队，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崔胤对朱全忠说：“长安距凤翔太近，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六军十二卫有名无实，我想招募一些士卒予以补充，使您无西顾之忧。”朱全忠实乃奸雄，他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于是很痛快地表示赞同，暗中却派了麾下壮士数千人伪装成平民前去应募。崔胤对此毫无觉察，按照原定的招募标准共招募了六千六百人，每日加紧训练，修缮兵器。
天复三年（903）十月，朱友伦和幕客们打马球时不慎落马而死。朱全忠闻讯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做了手脚，下令把与朱友伦一同打球的几个人全部处死，以发泄愤恨之情绪。另派其侄朱友谅代替朱友伦的职务，并吩咐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崔胤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曾密劝昭宗巡幸荆襄，投靠忠于朝廷的赵匡凝兄弟。不久，此事便被打听出来了，朱全忠闻讯大怒，决心铲除崔胤。
天祐元年（904）正月，朱全忠秘密上表，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昭宗知道无法抗拒朱全忠的意志，为了自保，只好下诏罢去崔胤的相位，贬为太子宾客。当时崔胤所居的开化坊由新募禁军保卫，朱友谅率军包围了开化坊，纵兵攻打，混在禁军中的汴军士卒自内杀来，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崔胤府第，将他本人擒杀。接着又斩杀了其朝中同党，并将新募禁军全部解散。
唐昭宗自即位以来，多次扩大禁军力量，组建新的禁军部队，试图重建大唐雄风，但是都遭到了挫折，组建的禁军部队不是被藩镇军队打垮，就是被迫解散。此次任用崔胤重建禁军，随着崔胤的被杀又一次成为泡影，也使得唐王朝完全失去自我防卫的能力，成为藩镇随时都可以宰割的俎上之肉。
朱全忠杀了崔胤之后，担心李茂贞再次劫持皇帝，遂决定尽快将皇帝迁往洛阳。早在当年昭宗滞留华州时，朱全忠就已下令修建洛阳宫室了，此时他又令东都留守张全义加紧修缮，以便安置昭宗及百官。这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移兵驻于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派部将寇彦卿奉表入京，督促昭宗迁都。二十一日，寇彦卿到达长安，面见昭宗，声称凤翔军队已经逼近京畿，请皇帝尽快迁往洛阳。与此同时，汴军强迫京城百姓也迁往洛阳，百姓们不愿背井离乡，号哭之声不绝于耳，并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家国。二十六日，昭宗被迫离开长安，在汴军的保护下启程东行。朱全忠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及居民房屋，把拆下的木料顺渭河漂流，运到洛阳以修建宫室，从而使世界闻名的大都市——长安变成了一片废墟。
当昭宗一行来到华州时，百姓夹道欢呼“万岁”，昭宗流着泪说：“不要再喊万岁了，朕已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当夜昭宗住在华州行宫，并吟出一首《思帝乡》的诗，以寄托自己伤悲之情，其诗云：
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
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5）
吟罢泪流不止，左右臣僚皆莫能仰视。在华州稍作修整后，昭宗一行继续东行。当行走到陕州时，昭宗便借口洛阳宫室尚未完工，遂滞留于陕州。昭宗滞留陕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曾秘密派人向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告急，希望他们早日兴兵，匡复社稷，因为他知道一入洛阳就完全置于朱全忠的控制之下，再想脱身便没有任何可能了。
朱全忠见皇帝停在陕州不行，便亲自来到陕州朝见，昭宗邀其进入内室见何皇后，何后哭着对朱全忠说：“从今以后，我们夫妻便全靠你了。”这年三月，昭宗任命朱全忠为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这个官职虽然有名无实，但朱全忠却可以利用此职把自己的军队安置在皇帝身边，从而保证了对皇帝的有效控制。朱全忠也深知皇帝滞留陕州之意，于是决定亲赴洛阳，督促加紧修缮宫室的进度。临行时昭宗设宴款待，宴会散后又留朱全忠、韩建继续饮酒。这时晋国夫人来到昭宗身边，附在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韩建见状，暗中踩了朱全忠的脚一下，朱全忠会意，担心昭宗会对自己下手，遂假称酒醉，辞别出宫。
四月十六日，朱全忠奏洛阳宫室修建完毕，请皇帝早日启驾。昭宗以皇后新近产皇子不便动身为由，要求到十月份再动身。朱全忠大怒，命寇彦卿速到陕州，督促皇帝动身。昭宗无奈，只好动身出发。朱全忠亲自到新安县（今河南新安）接驾。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朱全忠还将跟随昭宗东迁时尚存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选择了二百余年纪相仿之人，换上相同的服饰，代替他们侍候在皇帝身边。开始昭宗还没有觉察，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发觉自己的左右已经全是朱全忠的人了。
闰四月十日，昭宗终于到达洛阳，坐朝于正殿，接受百官朝贺。五月二日，昭宗设宴于内殿，诏朱全忠饮宴，朱全忠心疑，拒不前往。昭宗又说：“全忠不来，可令敬翔来。”朱全忠也以其酒醉而代为拒绝。敬翔是朱全忠的第一谋士，深得信任，故不欲其入宫。不久，朱全忠要离开洛阳前往汴州，遂任命亲信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卫将军，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将唐昭宗完全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
十、唐王朝的灭亡
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引起了天下藩镇的强烈反响，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书信往来，皆以匡复唐室为辞。李茂贞、王建、李继徽等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率兵将其击败，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联合其他藩镇准备再次起兵讨伐。朱全忠打算亲自率兵西讨，又担心昭宗乘机在后方有所行动，于是决定杀害昭宗，另立幼主。他派判官李振至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设法弑君。朱全忠急于杀害昭宗还有一个原因，他在凤翔迎昭宗归长安时见到过德王李裕，见其眉目清秀，且年纪已长，显然不符合自己废帝立幼的标准，心中非常厌恶，遂私下对崔胤说：“德王曾擅自继承帝位，这样的人怎可留在世上！公何不对皇帝进谏！”崔胤便把此事告诉了昭宗，昭宗质问朱全忠，朱全忠抵赖不认，把事情完全推到了崔胤身上。到达洛阳以后，昭宗又一次对蒋玄晖说起此事，并说：“德王乃朕之爱子，全忠为何一定要杀死他呢？”一边说，一边流泪，恨得把中指咬出了血。蒋玄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促使其下决心铲除昭宗。
天祐元年（904）八月十一日夜，昭宗住在皇后宫中，蒋玄晖率兵急叩宫门，声言有紧急军情上奏，欲面见皇帝。夫人裴贞一打开宫门，看见全副武装的军士，大惊，问道：“奏事为何带来士兵？”汴军也不答话，一刀将其杀死。闯入宫中，蒋玄晖问道：“皇帝何在？”昭仪李渐荣大呼说：“宁愿杀了我辈，也不可伤害皇帝。”这时昭宗因为心情不佳，饮酒大醉，闻知有变，急忙起身，身穿单衣，绕柱而跑，被追上杀死。李昭仪以身蔽帝，也被杀害。本来还要杀死何皇后，在她苦苦哀求下，蒋玄晖才免其一死。
次日，蒋玄晖宣称昭仪李渐荣、夫人裴贞一谋害了皇帝，然后矫诏立辉王李祚为太子，更名李柷，权监军国事。接着又以皇后何氏的名义立太子为皇帝，史称唐哀帝，当时年仅十三岁。次年二月，葬昭宗于河南缑氏县懊来山和陵（今属河南偃师顾县）。
朱全忠得知昭宗已死的消息后，假装大惊，哭倒在地，说：“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资治通鉴》卷265）十月，朱全忠自关中前线赶回洛阳，先在昭宗灵位前痛哭流涕，然后又向哀帝自我表白，说此事绝非出于自己指使，并且请求严惩凶手。但是朱全忠毕竟做贼心虚，他不敢对朱友恭、氏叔琮等人明正典刑，而是以其部下军纪不严，骚扰百姓的罪名将两人贬官，接着又赐自尽。朱友恭是朱全忠的养子，本名李彦威，他临刑时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资治通鉴》卷265）
至于蒋玄晖，由于与朱全忠关系亲密，所以此次没有触及，并命他于天祐二年（905）二月葬昭宗之前，将昭宗其余诸子，即德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王李禋、遂王李祎、景王李秘、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等，灌醉后全部缢死，投尸于池水之中。蒋玄晖为虎作伥，终究没有好下场，后来被朱全忠以其与何皇后有私情，欲延唐祚为由，将其处死，何皇后也被杀害，并废为庶人。
唐哀帝在位仅仅三年时间，这一时期唐朝已经名存实亡，只不过朱全忠因为称帝的时机尚不成熟，故使其得以苟延残喘而已。哀帝李柷之所以能被朱全忠选中，因为在昭宗的十七个儿子中只有长子德王与九子辉王是何皇后所生的嫡子，德王为朱全忠所厌恶，自然不能立为皇帝，而辉王年幼又是嫡子，所以才被朱全忠选中。
朱全忠杀死昭宗诸子后，认为宗室已经不再是阻止其称帝的障碍了，于是便把毒手伸向了朝廷诸臣，以铲除他篡位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其实朱全忠对朝廷诸臣的清洗早在从凤翔返回长安的路上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由于那时尚不便公然大开杀戒，于是或罗织罪名杀人，或派人暗杀。自从昭宗死后，朱全忠认为已经不必再遮遮掩掩地下手了，于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活动。
天祐二年（905）五月七日，天有彗星出现，占卜者认为这种天象预示着将有大难临头，应该杀一批人以消灾。朱全忠身边的重要谋士李振，早年屡试不第，因而对朝廷公卿恨之入骨，他对朱全忠说：“朝廷政事之所以不理，全是因为这些所谓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大王欲图大事，此辈皆朝廷中难制者，不如尽行去之。”于是朱全忠在大肆贬逐一批朝臣的同时，将一批朝官共计三十余人集中在滑州白马县（今河南滑州东南城关镇）的白马驿，全部予以杀害。行刑前，李振对朱全忠说：“此辈自称清流，应当投入黄河，使其成为浊流。”朱全忠听后大笑，遂按李振的意见将这批人杀死后全部投入浊浪翻滚的黄河之中。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马之祸”，李振因此而成为文人士大夫中的败类，千年以来受到了人们的鞭挞。
朱全忠在大批贬逐屠杀朝廷大臣的同时，甚至连有名望的县令也不放过，将他们或放逐，或贬官。在朝堂一空的情况下，朱全忠又起用了一些在昭宗朝不得志的士人，如起用张文蔚、杨涉、薛贻矩、苏循等人为宰相，至于原来的宰相柳璨，因为投靠了朱全忠，故仍得以留任，并且掌握了朝政。由于朝中官员数量剧减，显得冷冷清清，对朱全忠的面子很不好看，于是他又下令征集士大夫入朝，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试想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自投险地，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于是朱全忠强令一些正直人士入朝为官。如晚唐诗人司空图，本来已经隐居，被强行征入朝中后，他因年事已高，假装身体衰弱，坠笏失仪，不能胜任职务，迫使朱全忠只好再次同意他归隐山林。
朱全忠诛杀了宦官，又清洗了朝官，中原地区的藩镇皆被他击败，就连实力强大的李克用此时也不敢与他正面交锋，在这种情况下，朱全忠认为篡夺唐朝江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哀帝禅位于他了。他密令蒋玄晖、张廷范、柳璨等人商议禅让办法，他们认为自古以来禅让必须经过封大国、加九锡、享殊礼等程序，不能逾越古制，应该先封朱全忠为诸道元帅，再封王、加九锡，最后再行禅让之礼。但是这个方案非但没有赢得朱全忠的赞赏，反而使他非常震怒，认为他们这是有意拖延，办事不力。在王殷、赵殷衡等人的调唆下，朱全忠对蒋、柳二人愈加怀疑。蒋玄晖、柳璨等人见朱全忠动怒，在一日之内加封朱全忠为相国、封魏王、加九锡，但朱全忠仍不领情，拒绝了这些加封，仅接受了天下兵马元帅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蒋、柳二人便难逃被诛的命运了。天祐二年（905）十二月，朱全忠先诛杀了蒋玄晖，并且聚众焚尸。没过几天，贬柳璨为登州刺史，接着又把他斩于洛阳东门外。柳璨临刑时大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资治通鉴》卷265）
至此，哀帝本人已经对延续国祚彻底死了心，做好了随时禅位的准备，但是由于朱全忠此时正忙于与河东李克用、幽州刘仁恭的战争，一时顾不上篡夺帝位的事，这才使唐朝的寿命又延长了一年多的时间。
天祐三年（906）十月，朱全忠进攻幽州刘仁恭，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与刘仁恭本有宿怨，出于大局考虑，遂出兵进攻潞州，以牵制汴军对刘仁恭的进攻。潞州守将丁会本是朱全忠的爱将，因为不满其弑昭宗、篡帝位，遂开城投降了李克用，使得汴州所在的河南地区门户洞开。此时朱全忠正在进攻沧州，闻知潞州失守的消息后大惊，烧营而退。
朱全忠回到汴州后，因为此战的失利，威望大受影响，恐中外离心，于是更加急于篡位，以维系人心。天祐四年（907）正月，哀帝得知朱全忠回到汴州，遂派薛贻矩前往慰劳。薛贻矩返回洛阳后，奏知哀帝说朱全忠已有接受禅让的意思了。哀帝无奈，只好下诏表示将在二月把帝位让给朱全忠。到了二月，哀帝命百官到元帅府劝进，朱全忠假意推辞。三月，哀帝命薛贻矩再次到汴州，表达了逊位之意。这时一些依附于朱全忠的藩镇也上表劝进。
其实朱全忠早就在汴州修建了宫殿，他见该演的戏已经演够了，于是在四月五日，端坐在金殿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十八日，正式举行禅位仪式。数日后，大赦天下，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作为东都，另以洛阳为西都。封唐哀帝为济阴王，幽居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时年十七岁。
唐朝自公元618年建立，至公元907年灭亡，共有二十二个皇帝，历时二百八十九年。自此，历史进入了分裂割据、战火连绵的五代十国时期。
十一、唐长安城的兴衰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三大部分组成，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动工兴建，至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筑完外郭城止，前后历时七十多年。
宫城包括太极宫、大明宫以及后来兴建的兴庆宫，它们是供皇帝及皇室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关于这些宫殿区前面已作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皇城又叫子城，是中央政府各机关所在地，紧靠在太极宫之南。皇城北面无墙，与宫城相隔着一条宽阔的横街（宽三百步，合今441米），其他三面皆有城墙，其中南面有三门，东面有二门，西面有二门。皇城所有的大门都与长安城中的大街相通，交通非常方便。皇城南面最中间的门叫朱雀门，与太极宫的正门承天门以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同处于一条南北直线上，这条直线就是承天门大街（亦叫天街）与朱雀大街，它将整个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因此这条线也就是长安城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以东为万年县所管，以西为长安县所管。外郭城划分为若干个坊，一般民众及官员皆分别居住在坊内，佛寺、道观等也分布在诸坊之中。全城共有一百一十个坊，万年、长安两县各领五十五坊。由于外郭城的东南角紧邻曲江池，呈直角形曲折，故实际上只有一百零九个坊。坊的四周有高大的坊墙，四周各开有坊门，坊门定时启闭，管理十分严格。最初晨暮以传呼警众，后来击鼓以代之。每夜街鼓鸣后，坊门关闭，大街上顿时空空荡荡，所谓“六街鼓绝尘埃息”（姚合《同诸公会太府韩卿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城中的商业区集中在东、西两市，其中西市在朱雀大街以西，东市在这条大街以东，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有两条东西、南北向的大街，构成了“井”字形街道，将市分割成九个方形的区域。每个区域的四面都临街道，店铺皆临街而开，交易非常方便。两市各有二百二十个行业，每个行业又包括了大量的店铺。比如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烧毁了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
陕西西安出土的唐波斯银币
唐海兽葡萄纹铜镜店铺，可见其数量之多。在唐代，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贸易非常频繁，因此在长安聚集了大量的所谓“胡商”，其中西市的胡商数量还要更多一些，这是因为其位置偏西，自丝绸之路而来的胡商进入长安后便首先来到了西市。除了胡商之外，长安城中还有许多中国富商，他们拥有的“金玉赀货不可胜计”，“邸店田宅遍满海内”（韦述《两京新记》）。此外，长安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除了官办的手工业工场外，诸坊中还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经营特色。如常乐坊有酿酒业，崇仁坊有乐器制造业，延寿坊有玉器制造业，靖恭坊有制毡业等，所出产品皆名噪一时。
隋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周长约35.56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都市。自建成以来，多次遭到焚烧破坏，又多次重新进行修葺，其大体情况如下：
长安城在安史之乱、吐蕃攻占期间以及朱泚之乱时，都多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这些破坏程度都非常有限，经过修葺很快就恢复了原貌，重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对长安城破坏较大是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义军攻占长安到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昭宗被迫迁都洛阳，在这二十多年间，长安城多次遭到焚毁破坏，不仅宫室毁损严重，就连坊市民居也都遭到了较大的破坏。
唐镶金牛首玛瑙杯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四月，黄巢义军击败官军，再次进入长安城内，“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资治通鉴》卷254）。同年十二月，官军围攻长安，纵火焚烧诸城门。中和三年四月，李克用军击败义军，黄巢自蓝田道退出关中。据《旧唐书·僖宗本纪》载：“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仅复安堵。”光启元年（885），当僖宗自成都返回京师时，看到的仍是“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残破状况（《资治通鉴》卷256）。可见对长安城破坏最大的不是义军，而是官军。晚唐诗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写道：“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描写的就是黄巢起义后长安衰败的景象。
宦官田令孜处事不当，引发了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战争，神策军溃败，进入长安，烧杀抢掠，焚毁坊市与宫室，“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旧唐书·僖宗本纪》）。光启二年（886），僖宗躲到兴元避难，邠宁将王行瑜攻杀朱玫，“诸军大乱，焚
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鎏金银笼子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资治通鉴》卷256），致使长安城再次遭到破坏。后来在僖宗返京前，又对焚烧过的宫室进行了修葺，以供皇帝居住。
乾宁二年（895），王行瑜、李茂贞进攻长安，昭宗出城躲避，李茂贞养子李继鹏纵火焚宫门，烟焰蔽天，诸军剽掠不止。李克用率军进入关中，表请昭宗返京，因宫室焚毁，尚未修葺，昭宗只好暂时住在尚书省，百官往往无袍笏仆马。数月后，宫室修葺完毕，昭宗这才搬回宫中居住。
次年七月，李茂贞兵逼长安，昭宗再次出幸，被韩建迎至华州。李茂贞的军队进入长安后四处抢掠烧杀，其中对宫室和两市的破坏最为严重，史载：“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资治通鉴》卷260）后来朱全忠奉表欲迎昭宗前往洛阳，李茂贞、韩建恐惧，表示愿意负责修复长安宫室，昭宗任命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负责工程维修，诸道均出钱出人，帮助皇帝修复长安宫室。直到光化元年（898）八月，昭宗才回到长安。
唐黑釉马天复元年（901），宦官韩全诲将昭宗劫往凤翔，“李继筠等勒兵阙下，禁人出入，诸军大掠。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极目”。昭宗临行之时，韩全诲又放火焚烧宫室，昭宗“回顾禁中，火已赫然”（《资治通鉴》卷262）。天复三年，昭宗自凤翔返回长安时，又陆续进行了一些维修工程，由于时日较短，加之财力的限制，长安的宫室、坊市已经无法恢复往日旧貌。
天祐元年（904），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并强迫长安居民一同迁徙，紧接着又下令拆毁宫室、百司廨署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木，浮渭水而下，以营建洛阳，自此长安遂为丘墟矣。唐昭宗迁走之后，韩建任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遂在长安另筑新城，史称“韩建新城”。所谓新城，据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的记载，实际上是舍弃了原来的外郭城和宫城，在原来皇城的基础上改筑为外郭城，又在外郭城内新筑了子城，作为府署之所在，这样就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墙。又在长安新城之外的东西各筑一小城，作为长安、咸宁两县的治所。原来的皇城考古实测东西长2820.2米，南北长1843.6米，面积约5.2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只剩下这么小的一部分了，其面积仅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已经沦为一个普通州郡的规模。
韩建所筑的长安城，不仅在五代十国时期没有大的变化，元代的奉元路城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改筑的，明初又在元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形成了西安府城。其西、南两面城墙仍沿元代之旧，东城墙向外扩大了五百多丈，北城墙向外扩大了一千一百多丈。现在的西安城墙就是明初所修的城垣。在长安鼎盛繁荣时期，人口至少有百万之多（说法不一，此其一种），到了五代宋金时期仅为十万之众。此外，五代时长安的经济地位也大幅下降，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直到宋代才稍稍有所恢复。可见国都地位的丧失对长安影响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