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文件收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全称为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其史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学者所熟知，但由于该所限制甚严，至今尚无人全部加以利用。
布斯（Charles B。Boothe）是一个普通美国商人，他之结识孙中山是由于历史学者比较熟悉的荷马李（Homer Lee，1876―1912）的介绍。荷马李早年有志从军，唯因矮小背驼而无从遂愿，但仍热心钻研军事学说。他从中学时代即关心中国革命，颇愿如拜伦之援助希腊，且称“中国将是我的希腊”。1900年6月首次访问中国，目睹庚子年中国混乱局面及维新派活动。次年返美后即与康梁建立联系，1903年曾策划筹建维新军为保皇党效力。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特别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的声势渐增，荷马李立即疏离保皇派而趋向中国革命党人。据黄季陆考订，荷马李是在1904年与孙中山结交。1909年荷马李的名著《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出版，极获孙中山推重，两人关系日趋密切。1910年3月，孙中山与布斯在荷马李长堤（Long Beach）寓所举行军事会议，对中国革命推展有所筹划。
正是在长堤会议时，布斯被中山委托为同盟会海外财务代办，负责在美国为中国革命筹款，因此与孙中山书函往还颇为频繁。1965年布斯的后人劳伦斯（Lanrence Boothe）曾将所藏中山致荷马李及布斯12封信复印本赠送给台湾“国史馆”，随即由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入校订本《国父全集》。稍后，胡佛研究所亦选择该所收藏的与荷马李有关文件13宗66件影印本，赠送台湾“国史馆”及党史会，荷马李与布斯文件遂引起台湾学者的极大关注。黄季陆曾据此撰写《国父的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吴相湘亦曾撰写《国父传记新资料》，载于《传记文学》15卷第5期；《孙逸仙、荷马李、容闳――中美传统友谊的奠基人》，载于1969年4月20日《联合报》副刊，对这些文件有详尽说明。吕芳上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又撰写《荷马李档案简述》一文，被收入1975年出版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对这些文件的介绍更为细致清晰。
但是，由于胡佛研究所的限制甚严，以上诸文作者显然都未曾了解荷马李与布斯文件的全部收藏。我在1979年秋天访问该所时，曾按其规定复印五件，但并无任何新的发现。1980年春，广东省社科院黄彦等为编辑新版《孙中山全集》，嘱我设法收集海外流散的未刊中山函电。我于5月12日致函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中文部馆员谭焕廷，请他代为复印。谭先生一贯非常热心而且极为认真，对我帮助甚多，但此次却爱莫能助。6月19日复函说：“所托代复印孙中山先生函件，该批资料并不在东亚图书馆，而庋藏于胡佛档案部（Hoover Archives）。该部对复印、借阅规定非常严格，虽斯坦福大学教授、学生，胡佛研究所工作人员亦无例外，恕无法供应。”
事情至此似已终结，但一年多以后又出现新的机遇。1982年4月初，我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上，介绍了苏州商会档案的丰富收藏，引起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对其中清末民初市民公社感到兴趣。经由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张富美女士的热心帮助，该所档案部主任德拉契柯维奇于1982年6月4日给我来信：“经与张富美博士讨论，我决定在我们两个机构之间进行资料交换。我们将送给你前信业已说明的布斯文件（Charles B。Boothe Collection）的复印本。作为交换，你要提供我们苏州地区若干市民公社档案的缩微胶卷。”这封信使我喜出望外，因为他上次来信已经寄给我全部布斯文件的清单，总共107件，比吴相湘所说的102件还多5件。而他所要求的苏州市民公社档案，我们已经在《辛亥革命史丛刊》发表，且已多有利用写成相关论文，似乎不应在对外交换上有任何问题。
实际上，德拉契柯维奇在此以前已曾作过相当慎重的考量。早在1981年12月14日，他即曾给美国俄里冈大学历史系周锡瑞教授（Joseph W。Esherick）写过一封信，认为：“在拟议中的与章开沅教授的资料交换一事，我们在作出决定以前必须弄清下列问题：（1）市民公社档案的数量？（2）什么是市民公社档案？（3）档案的主题是什么？”周锡瑞是我多年好友，所以他在同一天立即把德氏来函复印给我，并在信中指出：“我认为，德拉契柯维奇对此事极为谨慎，但我仍希望你们能够实现交换。据我猜想，他无非是期盼所得档案的史料价值应与那些孙中山信件相等。”可想而知，德氏先后咨询过的美国学者必定不限于周锡瑞一人。
我当然也希望是“等价交换”，所以立即写信征求黄彦意见。黄彦回信根据已知布斯文件收藏情况，对比海内外已经利用和公布的数量，建议：“如能达成交换资料的协议，应力争他们提供布斯文件的全部，而且是原文复印件，我们宁愿付出一定的代价。”黄彦是孙中山研究的优秀专家，而且正在编辑新版的《孙中山全集》，他的意见增强了我进行交换的决心。
但是当时还没有颁发《档案法》，如何办理历史档案国际交换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尽管胡佛图书馆档案部把我认定为交换对象，但我自知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所以立即把德拉契柯维奇的正式函件复印寄给苏州档案馆，并且声明我只作为中介人经办此事，布斯文件全部影印件将来由苏州档案馆保存，并开放供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利用，特别是优先满足编辑新版《孙中山全集》的需要。苏州档案馆满口应允，并迅速取得苏州市档案局和江苏省档案局的赞同，且由省局转报国家档案局批示。国家档案局审批倒也及时，认为可以以苏州市民公社已公布的档案缩微胶卷交换布斯文件全宗影印本，但提出市民公社文献属于国家档案，不宜由个人出面与外国研究机构交换。接到苏州市档案馆通知后，我立即将胡佛图书馆档案部历次来信及其所赠布斯全档目录复印寄给该馆，希望他们抓紧办理，以便国内孙中山研究者及时利用。
此事前后已逾十余年，至今似仍无进展，苏州市档案馆与胡佛图书馆档案部人事都已几经变动，现时在职的双方主管人员恐怕根本不知此事原委。我办事向来善始善终，但此项交换垂成而败却并非由于我的懈怠。我仍然希望后起的有心人能够实现此事，或用其他方式争取布斯文件全部开放，所以把布斯文件目录附记如下：
胡佛研究所
布斯文件详细目录（Inventory）
第一卷 布斯与容闳来往信函
编号 日期 内容
1 1908年10月9日 容闳致布斯，2页
2 1908年10月21日 容闳致布斯，3页
3 1908年12月5日 容闳致布斯与荷马李，4页
4 1909年12月6日 容闳致布斯，4页
5 1908年12月14日 容闳致布斯，3页
6 1908年12月28日 布斯致容阂，3页
7 1909年1月4日 容闳致布斯，2页
8 1909年1月16日 容闳致布斯与荷马李，6页
9 1909年1月16日 布斯致容闳，2页
10 1909年1月25日 容闳致布斯，4页
11 1909年2月2日 布斯致容闳，1页
12 1909年2月13日 布斯致容闳，1页
13 1909年2月19日 容闳致布斯，5页
14 1909年2月22日 客闳致布斯，2页，另附言1页
15 1909年3月6日 布斯致容闳，2页，另附言I页
16 1909年6月5日 容闳致布斯，2页
17 1909年6月11日 布斯致容闳，2页
18 1909年9月14日 容闳致布斯，4页
19 1909年10月2日 布斯致容闳，3页
20 1909年10月20日 容闳致布斯，4页
21 1909年12月23日 布斯致容闳，2页
22 1910年3月4日 容闳致布斯与荷马李，2页，另附容闳致孙中山，2页（1910年2月16日）
23 1910年3月16日 容闳致布斯，2页
24 1910年3月28日 容闳致布斯，1页，另附“贷款协商计划”，4页
25 1910年5月26日 容闳致布斯，2页
26 1910年11月10日 容闳致布斯及其夫人，2页
第二卷 布斯与爱伦（W。W。Allen）来往信函
27 1908年11月18日 布斯致爱伦，2页
28 1908年11月19日 爱伦致布斯，2页，另附世纪电码公司致布斯公司传阅函，1页
29 1908年11月25日 爱伦致布斯，2页
30 1908年12月7日 爱伦致布斯，2页
31 1908年12月23日 布斯致爱伦，1页
32 1908年12月28日 布斯致爱伦，2页
33 1909年1月2日 布斯致爱伦，1页
34 1909年1月4日 爱伦致布斯，1页
35 1909年1月6日 爱伦致布斯，1页
36 1909年1月11日 爱伦致布斯，1页
37 1909年1月12日 爱伦致布斯，1页（附件遗失）
38 1909年1月21日 爱伦致布斯，2页
39 1909年1月25日 布斯致爱伦，2页
40 1909年1月29日 爱伦致布斯，3页（第1页贴有剪报长条）
41 1909年2月1日 爱伦致布斯，2页
42 1909年2月3日 布斯致爱伦，2页，另附“官员关系”、“主要改良社团”，2页
43 1909年2月3日 布斯致爱伦，3页
44 1909年2月6日 爱伦致布斯，5页
45 1909年2月6日 爱伦致布斯，1页
46 1909年2月10日 爱伦致布斯，1页（附件遗失）
47 1909年2月11日 爱伦致布斯，1页
48 1909年2月12日 布斯致爱伦，2页
49 1909年2月13日 爱伦致布斯，2页
50 1909年3月1日 爱伦致布斯，1页（所附剪报遗失）
51 1910年3月19日 爱伦致布斯，1页（所附剪报遗失）
52 1910年3月14日 爱伦致布斯，2页
53 1910年3月14日 爱伦致布斯，3页
54 1910年4月4日 爱伦致布斯，2页
55 1910年7月12日 爱伦致布斯，1页
56 1910年7月19日 爱伦致布斯，1页
57 1910年7月23日 爱伦致布斯，2页
第三卷 孙中山与布斯来往信函
58 1910年3月14日 孙中山委任布斯为同盟会海外筹款代理，1页
59 1910年3月21日 孙中山致布斯，2页
60 1910年4月5日 孙中山致布斯，1页
61 1910年5月12日 布斯致孙中山，2页
62 1910年5月24日 孙中山致布斯，1页
63 1910年6月22日 孙中山致布斯，2页
64 1910年6月22日 孙中山致布斯，1页
65 1910年6月25日 布斯致孙中山，1页
66 1910年7月15日 孙中山致布斯，2页，附言，1页
67 1910年9月4日 孙中山致布斯，3页，附言，半页
68 1910年9月26日 布斯致孙中山，1页，电报
69 1910年9月26日 布斯致孙中山，2页
70 1910年10月21日 布斯致孙中山，1页
71 1910年11月8日 孙中山致布斯，3页
72 1910年12月16日 孙中山致布斯，3页
73 1911年3月6日 孙中山致布斯，2页
74 1911年4月13日 布斯致孙中山，1页
第四卷 布斯与荷马李来往信函
75 1908年4月7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76 1908年8月26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77 1908年9月11日 布斯致荷马李，1页
78 1908年9月21日 荷马李致布斯，2页
79 1908年10月5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80 1908年11月17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81 1910年6月21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82 1910年6月26日 荷马李致布斯，3页
83 1910年9月25日 荷马李致布斯，1页
第五卷 布斯与希尔（Charles B。Hill）来往信函
84 1911年1月12日 布斯致希尔，2页
85 1911年4月3日 希尔致布斯，2页
第六卷 布斯与其他人士来往信函
86 1909年6月14日 布斯致康有为，2页
87 1917年6月21日 施奈德（T。Schneider）致布斯，1页
第七卷 容闳致荷马李函
88 1908年12月4日 容闳致荷马李，2页
第八卷 孙中山致荷马李函
89 1910年2月24日 孙中山致荷马李，1页
90 1910午4月 孙中山致荷马李，2页
91 1910年9月5日 孙中山致荷马李，3页，附言，1页
第九卷 荷马李评价中国革命及致爱伦（W。W。Allen）函
92 1909年夏 荷马李评价，4页
93 1910年6月13日 荷马李致爱伦，1页
第十卷 零散文献
94 无日期 容闳致四个中国政治团体负责人函，2页
95 无日期 中国有影响人士名表，2页
96 1909年1月21日 中国革命财务计划，2页，私人备忘录，1页
97 1909年1月27日 上述计划1号修正稿，2页，另中国要求，1页
98 1909年2月1日 中国重要人士名表，秘密社团，驻美外国代表，美国驻外代表，政府机构，省份，海港，8页
99 1910年3月12日 有关中国境内革命力量详细计划，资助革命的建议，3页
100 1910年3月14 支付中国革命筹划经费之备忘录，4页
第十一卷 剪 报
101 1909年1月24日 《纽约先驱报》有关唐绍仪与摩根（J。P。Morgan）谈判的文章
102 1909年12月17日 《泰晤士报》文艺副刊文章“太平洋的主宰”
103 无日期 “荷马李将军”
104 11月16日 文章“辛辛那提号巡洋舰离开马六甲赴华”
第十二卷 有关孙中山、容闳及布斯文件之杂件
105 1912年1月28日 文章“美国基督徒，中国大总统”，《泰晤士报》“民主”版全页，影印件
106 1965年8月 文章“容闳在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34卷第3期265―287页，复印件
107 1966年10月13日 文章“美国人介入中国革命密谋业已证实”，复印自《洛杉矶时报》，6页
上述12卷档案编号共107件，比当年吴相湘所见多5件。但只要与其他学者所已见布斯与荷马李之档案稍加对照，便可发现这个目录仍非十分完整，至于是有意或系无意遗漏，目前尚难以判断。
不过，胡佛图书馆档案部同意交换是具有相当诚意的，至少期望获得苏州若干市民公社档案缩微胶卷的心情是迫切的。因为目录中确有许多我们至今尚未发现的文献，而且每件都注明年月日、页数、纸张大小、打字抑系手书等。所赠目录多数页尾都盖有该所小印章，以示负责，从而增强其可靠程度。
过去海峡两岸学者对布斯文件的重视，大多集中注意与孙中山、荷马李直接有关的信函。但从此次所赠目录来看，其第一卷所收布斯与容闳来往信函有26件，而且集中于1908年10月至1910年11月这两年零一个月。容闳1900年曾在上海参与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并被推为“中国国会”会长，事败逃亡海外。1902年再度赴美。其后在政治上一度沉寂。1910年2月孙中山在美国期间曾致函容闳，希望帮助向美国银行借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容闳表示愿意支持，并立即与布斯、荷马里联络，所以这26件布斯与容闳来往信函，应该是很有史料价值。
第二卷布斯与爱伦来往信函31件之多。爱伦身世不详，从目录看似为与世纪电码公司有关的商人，他与荷马李、布斯关系密切，且这批信函时间也集中于1908年11月至1910年7月，可以想见亦必与为革命筹款事有关，应给以足够重视。其他杂件（包括剪报）均系布斯有意保存，似亦可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
近几年来，精力渐减，常感未遂之愿与未竟之事甚多，交换布斯文件即其一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