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不少同志对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政策，作了分析和评述。这的确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仅就这一问题作个简要介绍。
共产国际希望中共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在陕北的中央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形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是西安事变能够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的。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陕甘地区。从此，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又取得了联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另一方面，以苏区为抗日的根据地，积极建立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西北大联合，争取共同抗日的新局面。1935年11月间，在陕北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曾多次写信给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希望他们“顾全民族大义”，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1月中旬(此时，林育英即张浩同志还没有从莫斯科回到陕北)，毛泽东在和汪锋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汪锋同志回忆说：“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并接我去见毛主席，接受重要任务。”“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并同我连续谈了三天。毛主席要我前往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接着，毛主席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毛主席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都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部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的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毛主席说，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也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党中央的这个主张，在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给朱、张、刘、徐等关于“对外宣传口号及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国焘关系”的电报中，说得更清楚：电文(二)说：“现在对外宣传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党内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电文(三)又说：“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这封电报中的第五点。即“在国际各国备战益亟，意大利已占领亚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河，日本积极向外如箭在弦；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特别在法、捷、西、美等国。苏法、苏捷、苏罗、苏蒙四种军事互助条约业已订好，和平阵线已有强大势力，英苏关系亦有进步，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支持我党提出的关于“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并且希望它能够早日成功。
关于这个情况，王炳南在《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中还说：1936年4月，我在德国接到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我回国做杨虎城的工作，当时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是王明、康生，认为我父亲和杨虎城是老朋友，我做这个工作较适宜。当时他二人找我谈了话，分析了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地位的重要，要我说服杨虎城联共抗日，提出要杨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各自划分防区，若蒋介石命令进攻红军就打空枪，打假仗。商定杨若同意上述条件，国际还可以给他帮助。并约好，谈判成功，我就从西安发电至吴玉章处，再转代表团，暗号是：“我订的书报请寄来”，如不成，电报则写成：“我订的书报不必寄了”。我到西安和杨虎城谈得很顺利，立即按暗号打电报给代表团。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十分关注共产国际的态度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党的政策影响下，曾经设想打通与苏联的关系。《杨虎城传》中说：杨原有摆脱蒋介石控制、另创新局面的打算。在孙蔚如部队进入兰州之后，他扶持起来马仲英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帮助马进兵新疆，并通过进步人士的推荐，派刘佛吾、葛霁云、杨波清等人随马入新；拟俟马占领新疆后再设法同苏联打通关系，同时与陕北苏区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局面，叫做“开后门”，意谓潼关是前门；如能同苏联接上关系，对蒋介石的压力不能支持时，便让部队退驻甘肃，暂时放弃陕西，以待时机，对蒋反攻。
张学良将军之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分关注共产国际的态度，据孔祥熙说：蒋介石在同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指共产国际——笔者注)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因此，张学良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不能不重视共产国际的反应。
1936年12月16日，于右任又在致张学良杨虎城的电中说：“自蒋委员长失自由后，不但群情震愤，世界各国论调莫不以中国复兴事业遭受顿挫为憾。苏俄报纸尤为激昂，认为毁损中国抗敌力量，愈使侵略者有所藉口。”李新在《西安事变初探》一文中也说：“对于张、杨来说，当时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反应。但他们从收音机上听到苏联的反应，颇感失望。苏联说他们是冒险搞军事阴谋，如搞得不好，会发生大内战，甚至怀疑有日本的策动。这不能不使张、杨非常扫兴。”于是，张学良于17日晨致电毛泽东说：“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当晚，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后，张学良在谈话中就询问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持何态度。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得到回复。次日，周恩来即致电党中央，要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并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我已明告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这不仅体现了我党独立自主地根据特殊情况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坚定性，而且表明了我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同张、杨两将军坚持联合、共同抗日的坚定性。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对张、杨两将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来电的反应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2日连发三封电报，要求共产国际支持西安事变。头两封电报是转发张学良和刘鼎来电和报告西安事变情况。第三封万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已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以及我党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的步骤。电报提出：请你们赞助我们这些步骤。13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出三封电报，陈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革命政变”，“其行动是完全带着革命性的”。并报告了张学良转向积极抗日行动的原因。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综合报告西安事变的情况，包括西安采取的重大军政措施、兰州情况及红军南下等。电文说：“张、杨已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停止一切剿匪工作。延安、甘泉两城已交付红军接防。红军主力已向西安出动，策应张、杨。”
共产国际的复电是16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但是发来的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党中央又于18日给共产国际电：“请即检查重发，至要。”20日，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全文如下：
“作为对你们的来电的答复，建议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发动，不管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一)改组政府，使一些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二)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四)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这封电报是由格·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因此，党中央在对待西安事变这个重大问题上，是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意见的。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复电：“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接着，中央书记处在12月21日致电周恩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全面贯彻。电报指出：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利，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三)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的性质、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在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针上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共产国际判断错误原因之分析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领导。
关于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判断的完全错误，周恩来同志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报告中说得非常清楚。他指出：“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笔者认为，共产国际判断完全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与斯大林依靠蒋介石有关。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是支持蒋介石的，特别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由于蒋介石主动采取了调整中苏关系的一些做法，斯大林就认为蒋介石还是支持苏联政府的。当时，苏联政府也急需调整一下对华政策，希望有个统一的中国政府来抑制日本的侵略。于是，由王明起草，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在“八一宣言”中被列入“卖国贼”的蒋介石，又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蒋介石提出中国需要军事装备，斯大林答应给。蒋介石提出希望能够说服中国共产党改变其对中央政府之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服从他的领导，斯大林答应办。蒋介石提出希望苏联能促成他统一中国的事业，斯大林也答应办。因此，当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时候，他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何应钦等人提出召见苏联驻南京代办，“以告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介石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苏联，将迫使我与日本共同抗苏”的意见之后，斯大林为了避免中国发生大的内战，不使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就必须支持蒋介石。于是，他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兵谏”是“冒险搞军事阴谋”，这样做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
其次，与王明支持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前，王明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斯大林信任他，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关系也好。1935年8月，王明就放弃了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提出“联蒋抗日”的方针。11月提出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1936年初，蒋介石还特意派人与王明接头，并向王明表示：蒋介石看过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他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之后，十分赞赏，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王明提出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实际上和斯大林依靠蒋介石的主张是 一致的。因此，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不能不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态度。事实上，从1936年5月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就断然停止了“反蒋”宣传。
再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用旧的眼光看待已经变化着历史人物有关。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张学良将军，早在1929年5月底曾奉命派东北军沿苏联国境作过布防。7月10日，他又奉命以武力手段夺占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致使中苏两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年10月，张学良又奉命将东北军8万余人开赴绥芬河，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奉命在东北对日本侵略者执行了不抵抗的误国政策。因此，由王明起草，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的“八一宣言”，把张学良称为“卖国贼”。接着，他又奉命率领东北军开往西北，担任国民党西北“剿共”副司令。对于这样的人，尽管目下与红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但是，他能不能真正抗日，以他为主发动的西安事变会不会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及其中苏关系，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有疑虑的。因此，对他突然发动的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打上了“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印记，认为他在此时此刻“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而干的。甚至在蒋介石被放以后，《国际通讯》还说：“叛徒张学良在陕西的叛乱已经可耻地结束了。这是导致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日本阴谋的真正失败。”然而，历史的公允的结论是：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主要原因，共产国际听不进去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革命性的报告，采取了不支持的错误态度。历史证明，对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当然，我们说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判断西安事变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但这绝不否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
资料来源
①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②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选集》下卷，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米暂沉著：《杨虎城传》，1版，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④汪锋：《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一文，197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⑤李新：《西安事变初探》一文，《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⑥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见《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1期。
⑦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一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⑧何步兰：《共产国际及苏联与西安事变》一文，《人文杂志》1986年第6期。
⑨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编：《西安事变电文选》，第1版，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册，1版，8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原载西安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1987年12月编《西安事变与统一战线》论文集
